附录超尘脱俗的钱钟书伉俪

作者：徐泓

中国的名人谱里不乏珠联璧合的夫妇，其中大学者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当属天

设地造的结合。夏衍老曾赞叹道：“这真是一对特殊的人物！”北京的新闻界或许

最领教他们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从来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

竟蜗居书斋，杜门避嚣，专心治学，仿佛过着出世般的生活。

去年初冬，根据钱老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播映，又恰逢他80华诞。我原

以为这两桩大事会打破他们的宁静与淡泊，至少让他们回到世间来“曝曝光”，因

为太多的读者和荧屏前的观众渴望了解他们，结果却一切如故。他们逃名如逃役，

还是让他们逃掉了。

《围城》的女导演黄蜀芹在拜会钱钟书夫妇后曾很带劲地说：“做知识分子就

要像他们一样！”我也深有同感。我有幸与他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止不住想写下点

滴印象，记一记这对博学睿智、可敬可爱的老人。

嗜书如命第一次走进钱宅，只觉满室书香。他们的客厅与书房合二而一了，主

要空间都被书柜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

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里站满的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

陈，显示着主人中西文化的贯通。《围城》的英、俄、德、日文译本也在其中。

杨绛曾称钱老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

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

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现在他们依然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

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

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

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除了书柜，屋里必不可少的还有书桌。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

钟书的；小的临窗向南的，是杨绛的。

“为什么一大一小不一样呢？”我问。

“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杨绛回答。

钱老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为我的东西多！”杨绛

笑吟吟地改口：“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我看到钱老的

案头确实堆满信札和文稿。他坐在桌旁，举着毛笔告诉我：“每天要回数封信，都

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

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泽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

谋面的人写的。钱老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杨说：“他复得快，我复得慢。”

钱老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

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

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淡泊名利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淡泊。《围

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

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

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老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

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

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这几年他们谢绝了

众多的国外邀请。她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

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

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老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

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

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

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

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老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三个大使才请动她！”他俩也从

不做寿。去年11月钱老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

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

学术讨论全，但钱老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

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因不知钱老的生日是这个月里的哪一天，曾向钱宅打过一次电话。杨绛诙谐

地回答我：“没有那一天啦！”她接着连连诉苦：“我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