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
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
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
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
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
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
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
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
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
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
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
“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
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
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
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
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
“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
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
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
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
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
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
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
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
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
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
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
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
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
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
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
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
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
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
——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
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
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
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
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
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
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
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
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
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
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
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
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
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
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
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
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
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
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
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
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
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
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
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
事。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
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
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
一起学习。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
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
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督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
得。几个月来，我先后三次钻得空子，三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
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
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
“快抱回家去吧！”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
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四精彩的表演
我不爱表演，也不善表演，虽然有一次登上了吉祥大戏院的大舞台，我仍然没有表
演。
那次是何其芳同志等“黑帮”挨斗，我们夫妇在陪斗之列。谁是导演，演出什么戏，
我全忘了，只记得气氛很紧张，我却困倦异常。我和默存并坐在台下，我低着头只顾瞌
睡。台上的检讨和台下的呵骂（只是呵骂，并未动武），我都置若罔闻。忽有人大喝：
“杨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我忙睁目抬头，觉得嘴里发苦，知道是心上慌张。
可是一会儿我又瞌睡了，反正揪上台是难免的。
我们夫妇先后都给点名叫上舞台。登台就有高帽子戴。我学得诀窍，注意把帽子和
地平线的角度尽量缩小，形成自然低头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弯成九十度的直
角才行，否则群众会高喊：“低头！低头！”陪斗的不低头，还会殃及主犯。当然这种
诀窍，只有不受注意的小牛鬼蛇神才能应用。我把帽子往额上一按，紧紧扣住，不使掉
落，眉眼都罩在帽子里。我就站在舞台边上，学马那样站着睡觉。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
套的正在学马睡觉。散场前我给人提名叫到麦克风前，自报姓名，自报身份，挨一顿混
骂，就算了事。当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
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
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
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演——表演他们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
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
可是我意想不到，有一次竟不由自主，演了一出精彩的闹剧，充当了剧里的主角。
《干校六记》的末一章里，提到这场专为我开的斗争会。
群众审问我：“给钱钟书通风报信的是谁？”
我说：“是我。”
“打着手电贴小字报的是谁？”
我说：“是我——为的是提供线索，让同志们据实调查。”
台下一片怒斥声。有人说：“谁是你的‘同志’！”
我就干脆不称“同志”，改称“你们”。
聪明的夫妇彼此间总留些空隙，以便划清界线，免得互相牵累。我却一口担保，钱
钟书的事我都知道。当时群情激愤——包括我自己。有人递来一面铜锣和一个槌子，命
我打锣。我正是火气冲天，没个发泄处；当下接过铜锣和槌子，下死劲大敲几下，聊以
泄怒。这来可翻了天了。台下闹成一片，要驱我到学部大院去游街。一位中年老干部不
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被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
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
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赖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
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
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
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群众大概也忘不了我出的“洋相”，第二天见了我直想笑。有两人板起脸来训我：
谁胆敢抗拒群众，叫他碰个头破血流。我很爽气大度，一口承认抗拒群众是我不好，可
是我不能将无作有。他们倒还通情达理，并不再强逼我承认默存那桩“莫须有”的罪名。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
“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五帘子和炉子
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
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曝晒，
窗帘已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牛鬼蛇神”的称呼已经不常用；有的称为“老家伙”。“老家伙”的名称也不常
用，一般称“老先生”。我在这一伙里最小——无论年龄、资格、地位部最小，揪出也
最晚。同伙的“牛鬼蛇神”瞧我揪出后没事人儿一般，满不在意，不免诧怪。其实，我
挨整的遭数比他们多（因为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儿，流露出
“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他们自己就整过我。况且他们是红专家，
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
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我们既然同是沦落人，有
一位老先生慨然说：“咱们是难友了。”
陈翔鹤同志一次曾和他的难友发了一点小牢骚，立即受到他领导好一顿训斥，因此
他警告默存：“当心啊，难友会卖友。”我为此也常有戒心。不过我既然和难友风雨同
舟，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
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
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一位难友曾说：“一天最关键的时刻是下午四时。传我们去训话或问话往往在四点
以前，散会后群众就可以回家。如果到四点没事，那一天就平安过去了。”他的观察果
然精确。不过自从我们搬入那间大屋，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
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我们屋里有几只桌子的抽屉是锁着的，一次几个革命群众汹
汹然闯进来，砸开锁，抄走了一些文件。我们都假装不见，等他们走了才抬头吐气。砸
锁、抄东西的事也只偶然一见。我们有帘子隐蔽着，又没有专人监督，实在很自由。如
果不需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
己爱读的书。革命群众如有事要找我们，等他们进屋，准发现我们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地
伏案学习呢。
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我们装了一只大火炉。我们自己去拾木柴，拣树枝。
我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我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我
们做过些小煤饼子，又搬运些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明天重生，检查之类的
草稿正可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我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
都回家吃饭，我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
买饭方便得多。我们饭后各据一隅，拼上几只椅子权当卧榻，叠几本书权当枕头，胡乱
休息一会儿。起来了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
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有时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大是非”，
什么是“小是非”，一起捉摸研究。有时某人出门买些糖食，大家分享。常言道：“文
人相轻”；又说是：“同行必妒”。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同享
帘子的蔽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
六披着狼皮的羊
我们刚做“牛鬼蛇神”，得把自我检讨交“监管小组”审阅。第一次的审阅最认真，
每份发回的检讨都有批语。我得的批语是“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同伙所得的批语都
一样严厉。我们诧怪说：“谁这么厉害呀？”不久我们发现了那位审阅者，都偷偷端详
了他几眼。他面目十分和善，看来是个谨厚的人。我不知他的姓名，按提绰号的惯例，
把他本人的话做了他的名字，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可是我总颠倒说成“披着狼皮的
羊”，也许我觉得他只是披着狼皮的羊。
探险不必像堂吉诃德那样走遍世界。在我们当时的处境，随时随地都有险可探。我
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监管小组“探险”。
一次我们宿舍大院里要求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都用朱红油漆写上语录。我们大楼的
玻璃窗只能朝外开，我家又在三楼，不能站在窗外写；所以得在玻璃内面，按照又笨又
复杂的方式，填画成反写的楷书，外面看来就成正文。我为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一天
假。那位监管员毫不为难，一口答应。我不按规格，用左手写反字，不到半天就完成了
工作，“偷得‘劳’生‘半’日闲”独在家里整理并休息。不久我找另一位监管员又轻
易请得一天假。我家的煤炉坏了，得修理。这个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
不准，叫我下班后修去。可是他也一口答应了。我只费了不到半天工夫，自己修好了；
又偷得劳生半日闲。过些时候，我向那位“披着狼皮的羊”请假看病。他并不盘问我看
什么病，很和善地点头答应。我不过小小不舒服，没上医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
清闲。我渐渐发现，监管小组里个个都是“披着狼皮的羊”。
秋凉以前，我们都在办公室里作息。楼上只有女厕有自来水。楼上办公室里写大字
报的同志，如要洗笔，总带些歉意，很客气地请我代洗。饭后办公室人多嘈杂，我没个
休息处。革命群众中有个女同志颇有胆量，请我到她屋里去歇午。她不和我交谈，也不
表示任何态度，但每天让我在她屋里睡午觉。有一次我指上扎了个刺，就走进革命群众
的办公室，伸出一个指头说“扎了个刺”。有一位女同志很尽心地为我找了一枚针，耐
心在光亮处把刺挑出来。其实扎了个刺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说，我这来仍是存心“探
险”。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都是些披着狼皮的羊。
我们当了“牛鬼蛇神”最怕节日，因为每逢过节放假，革命群众必定派下许多“课
外作业”。我们得报告假日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又得写心得体会。放假前还得领
受一顿训话，记着些禁令（如不准外出等）。可是有一次，一个新战斗团体的头头放假
前对我们的训话不同一般。我们大家都承认过一项大罪：“拒绝改造”。他说，“你们
该实事求是呀，你们难道有谁拒绝改造了吗？‘拒绝改造’和‘没改造好’难道是一回
事吗？”我听了大为安慰，惊奇地望着他，满怀感激。我自从失去人身，难得听到“革
命群众”说这等有人性的语言。
我“下楼”以后，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
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有个曾
经狠狠挨整的革命派对我说，“我们受的罪比你们受的厉害多了，我还挨了打呢。”不
错呀，砸抽屉、抄文件的事我还如在目前。不久后，得势的革命派也打下去了。他们一
个个受审问，受逼供，流着眼泪委屈认罪。这使我想到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
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
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
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
给剃光了。我已悟到“冤有头，债有主”；我们老家伙也罢，革命小将也罢，谁也不是
谁的敌人。反正我对革命的“后生”不再怕惧。
在北京建筑地道的时期，摊派每户做砖，一人做一百块，得自己到城墙边去挖取泥
土，然后借公家的模子制造，晒干了交公。那时默存已下干校，女儿在工厂劳动，我一
人得做砖三百块。这可难倒了我，千思万想，没个办法。我只好向一位曾监管我的小将
求救。我说：“咱俩换工，你给我做三百块砖，我给你打一套毛衣。”他笑嘻嘻一口答
应。他和同伴替我做了砖，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肯要我打毛衣。我至今还欠着
那套毛衣。
干校每次搬家，箱子都得用绳子缠捆，因为由卡车运送，行李多，车辆小，压挤得
厉害。可是我不复像下干校的时候那样，事事得自己动手，总有当初“揪出”我们的革
命群众为我缠捆。而且不用我求，“披狼皮的羊”很多是大力士，他们会关心地问我：
“你的箱子呢？捆上了吗？”或预先对我说好：“我们给你捆”。默存同样也有人代劳。
我们由干校带回家的行李，缠捆得尤其周密，回家解开绳索，发现一只大木箱的盖已经
脱落，全靠缠捆得好，箱里的东西就像是装在完好的箱子里一样。
我在干校属菜园班，有时也跟着大队到麦田或豆田去锄草，队长分配工作说：“男
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杨季康，管一行。”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干农活
有一手。有两个能手对我说：“你一行也别管，跟我们来，我们留几根‘毛毛’给你
锄。”他们一人至少管六行，一阵风似的扫往前去。我跟在后面，锄他们特意留给我的
几根“毛毛”。不知道的人，也许还以为我是劳模呢。
默存同样有人照顾。我还没下干校的时候，他来信说，热水瓶砸了，借用别人的，
不胜战战兢兢。不久有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要下干校，愿为“钱先生”
带热水瓶和其他东西。他说：“不论什么东西，你交给我就行，我自有办法。”热水瓶，
还有装满药水的瓶，还有许多不便邮寄的东西，他都要求我交给他带走。默存来信说，
吃到了年轻人特为他做的葱烧鲫鱼和油爆虾，在北京没吃过这等美味。干校搬到明港后，
他的床位恰在北窗下，窗很大。天气冷了，我一次去看他，发现整个大窗的每条缝缝都
糊得纹丝不透，而且干净整齐，玻璃也擦得雪亮，都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每想到
他们对默存的情谊，心上暖融融地感激。
我们从牛棚下楼后，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强邻难与相处，不得已只好逃亡。
我不敢回屋取东西，怕吃了眼前亏还说不清楚。可是总有人为我保镖，帮我拿东西。我
们在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三年。那间房，用我们无锡土话，叫做“坑缸连井灶”；用北方
俗语，就是兼供“吃喝拉撒”的，听来是十足的陋室。可是在那三年里的生活，给我们
留下无穷回味。文学所和外文所的年轻人出于同情，为我们把那间堆满什物的办公室腾
出来，打扫了屋子；擦洗了门窗，门上配好钥匙，窗上挂好窗帘，还给拉上一条挂毛巾
的铁丝。默存病喘，暖气片供暖不足，他们给装上炉子，并从煤厂拉来一车、一车又一
车的煤饼子，叠在廊下；还装上特制的风斗，免中煤气。默存的笔记本还锁在原先的家
里，尘上堆积很厚。有人陪我回去，费了两天工夫，整理出五大麻袋，两天没好生吃饭，
却饱餐尘土。默存写《管锥编》经常要核对原书。不论中文外文书籍，他要什么书，书
就应声而来。如果是文学所和外文所都没有的书，有人会到北大图书馆或北京图书馆去
借。如果没有这种种帮忙，《管锥编》不知还得延迟多少年月才能完成呢。
我们“流亡”期间，默存由感冒引起喘病，输氧四小时才抢救出险。他因大脑皮层
缺氧，反应失常，手脚口舌都不灵便，状如中风，将近一年才回复正常。医生嘱咐我，
千万别让他感冒。这却很难担保。我每开一次大会，必定传染很重的感冒。我们又同住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我怕传染他，只好拼命吃药；一次用药过重，晕得不能起床。大会
总是不该缺席的会，我不能为了怕感冒而请假。我同所的年轻人常“替我带一只耳朵”
去听着，就是说，为我详细做笔记，供我阅读，我就偷偷赖掉好些大会和小会，不但免
了感冒，也省下不少时间。我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翻译的《堂吉诃德》也不知得拖延
多久才能译完。关注和照顾我们的，都是丙午丁未年间“披着狼皮的羊。”
七乌云的金边
接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
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
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
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