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尔联队长气得火冒三丈,大骂中国人“狡猾狡猾的”。但气尽管气,他却格外谨慎,布上照一和中畑护一两位联队长的死,提醒他对这支守城部队,千万不能逞一时之勇,要富有耐心,要不惜工本地一点点磨,他就不相信一个师的中队,已经打了七八天,还能有多少时间和多少实力磨下去。“嗯,先停止进攻。”他下令。他让随从搬来一张渔父中学校长坐的大靠背椅,放到学校操场的观礼高台上,遥望常德城的大西门,他要看着这道城门从他的眼里消失,他命令炮兵:
“轰,给我轰!”
“轰多少时间?”参谋官问。
“不定时间,轰平为止。”和尔冷酷地回答。
金定洲的两发炮弹,招来日军几百倍、几千倍炮弹的报复。大西门地段顿时火光、白烟冲天,如果那时航拍一张照片,还会以为是一个火山口爆发的奇观。
大西门的城门城墙的确被和尔联队的炮轰平了,但金定洲的8门苏制山炮当时并没有被日军的炮火炸毁,销毁大炮是金定洲和炮团的弟兄,含着泪,自己动手干的。
1992年笔者在常德采访业已结束,临行的时候,突然在一本无关的文史资料书籍上看到了李凤林的名字。关于他的介绍有几行文字,大意是说他曾任国民党74军军炮团中校副官,参加过常德守城战,现系常德市搬运公司退休工人。
要找到一个参加过常德会战的幸存者相当不易,我赶紧拨通了搬运公司的电话,工会主席告诉我,的确有这么个退休工人,关于他的经历不太清楚,如果想找他的话,可以到公墓对面的小巷子里去问,他曾经在路口摆过打汽枪的摊子,许多孩子知道他。
离返长沙的空调大巴开车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我没有犹豫,立即拦了一辆“慢慢游”,向城东的公墓驶去。
“慢慢游”,多好听的名字,常德城内环境优雅,没有到处喷着油烟的营运摩托和出租,也没有乱停和乱喊的中巴,在遮天梧桐相夹的大街小巷四处可见的是这种人力脚踏三轮。因为脚踏,所以慢,故称“慢慢游”,但它车身上的包厢装潢得极其漂亮,四壁贴墙纸,还有挂帘、小窗口,甚至美人图。黄昏夜晚,常德的俊男艳女喜欢坐在“慢慢游”里谈情说爱,一边情意绵绵,一边欣赏街景,极富浪漫色彩。
我坐着“慢慢游”去找李凤林老人,心想这是两个时代的重叠,而重叠产生出来的效果,往往是一种惊人的反差。
按照工会主席的指点,我果然很容易就找到了李凤林先生。他对我这个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作家来访颇有诧异,但他很快就适应过来,请我坐在一张矮凳上,屋里简陋的能让我坐的也就是这张矮凳子。虽然我不愿用“贫民窟”来形容李凤林先生的住处,但实际上用这个名称是比较恰当的。
李凤林现年72岁了,东北锦州人,“九一八”事变后逃出来参加国民党军队,一直在第74军炮兵团,一直跟随金定洲当副官。东北人口齿清楚,表达能力强,所以我绝少提问,任凭老人开“无轨电车”。
你问我为什么没回东北老家?哎呀,娶了常德的媳妇呗。那时候我当炮兵军官威风着呢,年轻,穿美式军装,走到哪儿都有姑娘对我含情脉脉的。我随军炮团驻过上海、南京、武昌、南昌、长沙等好多大城市,也跟不少姑娘约会过,但真正中意的却没有,并不是我的条件高,而是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怪了,我随金团长带了炮团的一个营到常德协助第57师守城,驻在南站老百姓的民房里,才几天,帮着替房东疏散,就认识了我媳妇,我一见就觉得她人不错,就喜欢她,她好像对我也挺有好感,但当时要打仗,匆匆说了些家常话,就分手了。
打仗时,天天在炮弹子弹堆里滚,谁知道活得了今天,明天还能不能活?我们的炮弹打光后,全改当了步兵,打到最后,已不分长官士兵了,全端着枪上前沿拼,晚上看不见人,有时候伸出手去摸,摸到戴棉帽的就是自己人,戴钢盔的就是日本人,是日本人二话不说就用刺刀捅,谁快谁就把对方捅死,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咱还想什么媳妇?没想到我活下来了,把日本人赶跑了。常德光复后,老百姓又陆陆续续地回城,我媳妇也回来了,咱俩在街上碰见的,她惊奇张口便问,怎么,你没……后头的话不说我也知道想说啥,你没死呀?我没死她很高兴,我俩就去见了她父母。我们结婚的证婚人就是金定洲团长,金团长对我媳妇说,嫁给炮兵军官可就不能呆在家里了,要跟部队跑,我们炮团东北人,可能最后还是要回东北。我媳妇当面说,好。但到了晚上,她对我说,两个兄弟全被日本人打死了,她去了东北谁照顾父母?我说我也有父母呀。她听了后没吭声,后来咬咬牙,说,我跟你去东北。这是我出来后第一次说要回东北。
1948年,我们炮团在山东和解放军打仗,结果打输了,我们活着的人都成了俘虏。解放军把我们分成愿留下的和不愿留下的,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我和我媳妇就领了路费,到了徐州。当时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去东北还是去她家湖南。我问她,她小声说,去东北吧。可最后买票时,我几次张不开口,最后,还是我主张买了两张回湖南的车票。既然是解甲归田,在常德这地方先住上段日子也无妨。可没几年,我就被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揪了出来,关在黑房子里审查了几个月,最后一脚踢出来,成了受管制的‘四类分子’。
我没了工作,又不能靠我媳妇,她要带几个年幼的孩子,靠什么糊口呢?我就在城里到处转,找那些没人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可人家一听说我是‘四类分子’都不敢收。后来,我就在沅江边上替船工拉纤。因为我是炮兵出身,拉过炮,所以能拉纤。那时成天坐在江岸的石头上,等船民来喊你,先给你两块钱,忙跑着回家去交给媳妇,然后就拉着船往上游走,一走就是两天两夜。等回到家,钱早用光了,还得起紧再去江边拉。那日子太苦了,简直有些难以活下去,我媳妇就对我说,算了,反正我父母亲都死了,回你的东北老家吧,兴许那儿能活得比这儿好一些。我说行啊,先给老家去个信吧。这是我第二次想回东北的家。
待我落实政策的时候,刚好我媳妇过世。她跟着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她含辛茹苦、担惊受怕了一辈子,就是到死,我都没有钱来给她安葬,只是送到火葬场草草地火化,凑钱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拿回来供在家里。没有办法,这是命,我们无法抗拒。守着媳妇的骨灰盒,我常常是一坐就半宿,两个女儿来劝我,爸,你带我们回东北的老家吧!我当时真的动了这样的念头,叶落归根嘛。这是我第三次转回东北的脑筋。
我想回东北,说起来还不止这几次。我一直说要回去,要回去,可总也没能回去,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里李凤林老人停顿了,面部表情浮现出一种苍茫的神色,他的思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揪住了,并一点点地冉冉缥缈出来。我虽然已经全身心地进入了他所提供给我的回忆之中,但此时此刻我还是被他的这种慢慢凝固起来的神情,隐隐地震撼了,我预感到他将向我昭示出一段我们鲜见的生命曝光。
“炸炮,你知道吗?炸炮!”
我沉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你们在常德守城战的8门炮全是自己
炸掉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