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弟弟娶了媳妇，因为农村人结婚都早，也算是了却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弟弟的妻子叫妈妈，那代人就是秀，女人家的头号任务就是扎花刺绣，谁谁家媳妇一手好针线，村里村外都夸。
“人家说了个好老婆，针线活多好。”
那时候妈妈一天一夜能纳一对底子，加个班一对鞋就成功了。
这个年代，姑娘会做针线已经算是稀罕了，尤其是这么能巧的，能巧得满村人夸，特别是老年人，见人都说，说得爸爸妈妈这对做公婆的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也掺着别人的话夸自己的媳妇：“好针线，一天一夜一对鞋，给家里省了几块钱。”
那时候功夫不值钱，一天男人才挣多少钱的，一对鞋就是几块，出钱买鞋就像割身上肉，平时人家穿草鞋，布条鞋是最常见的，妈妈说：“鞋烂了，咱会做，穿那鞋漏指头，地里做活石头碰了咋着？”
妇女在农村叫屋里人，就是常年在屋里的意思，一般人家妇女是不出外挣钱，直到现在有地方还这样叫，不过那都是上了年纪，有些封建底的人。
如今，妈妈不管你这些了，早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了。
就是从那年开始，爸爸工伤了，住院里，妈妈才彻底改变了。
她要是不挣钱一家人怎么生活？有人说：“弟弟不还有工资呢！”
妈妈却说：“他那点不够他用，还要养媳妇呢，我们两个老的不用他们小的。”
后来才知道，爸爸不是正式，是农民工，不过比农民工名声好些，比较稳定，却不知道农民工受伤单位是不负责任的。
为了养伤，妈妈把几年省吃俭用积累都用光了，还要背着爸爸和弟弟说：“她上单位争取到保险。”直到后来爸爸出院才知道单位根本没给钱，妈妈是怕爸爸不安心养病，以后会留后遗症的。自那次以后，妈妈就每天想着做生意，挣钱，做出力活。
妈妈这岁数，一头半白不黑的头发怕人家嫌弃又不好找活，就打听着想到理发店把头发收拾了，一问，把她吓跑了，染一次便宜“五元”。
妈妈问：“那贵的呢？”
理发店的人露出轻蔑的眼神回答说：“十元，百元都有。”
我妈呀！染个头得我半天做。妈妈跑了。
回到家她对着镜子看看，原本老相，挺自然，就说啥也不染了，计划着，五元够孩子吃一顿。她就到处打听像男人样到工地上去。
人老了，相都在脸上贴着，谁敢要，出啥事了谁负责？
妈妈说：“老了，有事不让负责。”
说归说，谁敢负责，就有人说：“你这个婶子，农村有土地，咋不在土地上想法子？”
一句话让妈妈灵性了不少，正好离县城近。
这年她种了包谷，赶热天，玉谷穗熟了，她就试探着到街上卖玉谷穗。就是卖玉谷穗，让城管扣住了，差点让她游街。
妈妈说：“真丢人！”可是再丢人，第二天妈妈还是去了，只是和城管打着游击。
想起那回，妈妈觉得好怕又好笑。
别看她是好针线，却窝囊的一辈子不会骑自行车，还是原始的扁担挑，两个框里放着冒着烟的热玉谷穗，压得她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走着，喊着。
虽然她喊不出声，却见人家卖东西都是扯着脖子，拉着长腔，像拿着扩音器样撕着嗓子。
妈妈学学，还是不敢。
不是不敢，是拿不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