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陈述:“掺进白色除去颜色的有色性”和“地球已存在了很长时间”,是那种判断的例子。把它们认作如此,并未废除逻辑,而是相当大地扩展了逻辑、使逻辑复杂化,从而把某些探讨——例如对歌德的颜色理论和摩尔的“对常理的一种辩护”的探讨——纳入逻辑的领域。

他在维也纳写的文稿只是这种探讨的肇始。与上一年在都柏林写的文稿相比,它是呆滞之物。它毫无后者格言似的简练,也丝毫不带有维特根斯坦最好工作的标志:那种想像力惊人的隐喻。不过它的确表明,随着健康状况渐渐恢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写作能力也渐渐恢复了。

3月23日维特根斯坦离开维也纳回到伦敦,在伦敦呆了一个星期,住在洛什·里斯的妻子琼位于卡姆登陶思的家里。他写道,回到英格兰是“可悲的”。这地方的秩序是“可恶的”。人们像是死人;生活的一切火花都被扑灭。

4月4日他搬回冯·赖特在剑桥的房子,发现有一份邀请在那儿等着他——牛津大学邀请他作1950年的约翰·洛克讲座。这是一个年度系列讲座,声望很高,酬劳相对丰厚,按传统由一位卓著的访问哲学家主讲。尽管经济报酬可观(他作这讲座可得到200镑),他却未受吸引。他得知,讲座将有超过200个学生的一大群听众,而且期间不会有任何讨论。不太可能有比这两个条件更让他却步的事了。他告诉马尔科姆:“我不认为自己能对着一大群听众作出有任何好处的正式讲座。”

考虑到维特根斯坦的钱快用完了,马尔科姆代表维特根斯坦接触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已设法引起了基金会的一个经理恰特邦·吉尔帕特里克的兴趣,有可能给予他一项研究资助。维特根斯坦对此的感激混合着一种惹眼的诚实得要死的自我评估。当然有理由接受这项资助:

想到能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不必是他人的负担或麻烦,做哲学(我的本性令我要做哲学),我当然愉快。

但他告诉马尔科姆自己不能拿这个钱,除非洛克菲勒基金会“知道我的全部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是这样。a)1949年3月初以来我都无法做任何持续性的好工作。b)即便在那之前,我一年也有超过六七个月不能好好工作。c)我越来越老了,我的思想显著地越来越无力,清晰的时刻越来越罕见,我很容易累,比以前容易得多。d)由于一种不间断的轻微贫血症,我的健康状况有点不稳定,由于那种病我易受感染。这进一步减少了我做真正好工作的机会。e)虽然我不可能作出确定的预测,但我觉得我的心智可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活跃工作,比如像14个月前那样。f)我不能保证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任何东西。

他要马尔科姆把这封信拿给基金会经理看。“在虚假的托词之下接受一项资助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你也许不知不觉把我的情况说得太过美好。”“我相信,”他补充说,“只要我活着,只要我的心智状况允许,我就会思考哲学问题,努力写作哲学。”

我也相信,过去15或20年里我写的许多东西,等出版时也许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尽管如此,我将搞出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平淡的、无见地的和无趣的。

8个月后吉尔帕特里克去见他,维特根斯坦说:“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性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

他把自己“智性上的迟钝”部分归因于为减轻癌症症状而正服用的雌激素。服用这药时,他发觉自己很难达到写作哲学所需的那种强烈专注。“我做了点工作,”4月17日他告诉马尔科姆,“但我卡在简单的东西上,几乎我写的一切都很呆滞。”

这儿提及的文稿构成了《论颜色》第三部分,延续了他在维也纳写的对歌德《颜色理论》的论述。它有一点儿印证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对之的评价:反复地、相当吃力地试图澄清“颜色概念的逻辑”,尤其是“基色”、“透明”和“亮度”这些概念。维特根斯坦对之的不满是明显的:“我正在写的东西写得很沉闷,这一点在某个心智较不衰老的人眼里也许是显然的。”不过,它的确包含了一种简练非凡的对歌德的驳斥——驳斥歌德对各种颜色的一般特性的论述:

同一个音乐主题在小调和大调上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一般性地谈论小调模式的特征是完全错误的。(在舒伯特那儿,大调常常听起来比小调更悲伤。)

照这种路子,我认为,谈论个别颜色的特征对于理解绘画是无价值的、毫无用处的。那样做时,我们其实想的是特殊的使用。绿色当桌布的颜色时有这个效果,红色则有那个效果,这不能使我们对它们在一幅画里的效果得出任何结论。

试想:有人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张脸上的虹膜里的一个点,说“我房间的墙要刷这颜色”。

维特根斯坦最后一次拍照,是1950年4月住在冯·赖特家里的时候。在这些照片上,维特根斯坦和冯·赖特坐在一块床单前的折叠椅里。据特拉诺回忆,这一古怪的安排是维特根斯坦的主意:

1950年的晚春,我们在花园里和冯·赖特一家喝茶。那是个晴天,我问维特根斯坦能不能为他拍张照。他说,可以,我可以拍照——如果我让他背对着镜头坐。我没提出异议,拿我的相机去了。同时维特根斯坦已改变了主意。现在他决定要我用护照相片的风格拍这张照,冯·赖特要坐他旁边。我又同意了,维特根斯坦就离身到他的床上拿床单;伊丽莎白·冯·赖特想到橱里拿新床单给他,但他没答应。维特根斯坦扯起床单挂在走廊前,然后拉来两张椅子。

4月25日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搬进伊丽莎白·安斯康姆位于牛津圣约翰街的房子。“我喜欢和冯·赖特一家住在一起,”他告诉马尔科姆,“但两个孩子太吵了,我需要安静。”在安斯康姆的房子里他占了三楼的一个房间,弗兰克·古德里奇和吉莉安·古德里奇占着底楼,巴里·平克占着二楼。搬去后不久他告诉冯·赖特:“这房子不是很吵,但也不很安静。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房客看上去全都相当好,有一个甚至非常好。”

“非常好”的那个是当时在读艺术学院的巴里·平克。平克兴趣广泛:“平克想同时坐在6个凳子上,”维特根斯坦曾说,“但他只有一个屁股。”平克是约里克·斯麦瑟斯很长时间的朋友,跟斯麦瑟斯和安斯康姆一样,是天主教的皈依者。他发现维特根斯坦乐意而且有能力谈论自己感兴趣的全部领域——艺术、雕塑、石砌、机械制造等等。

两人一起绕着牛津散步,一时之间平克成了心腹友人。他们能相当坦率地讨论他们的思想、感觉和生活。例如,他们讨论隐藏自己真实本性的倾向。在这方面,平克问维特根斯坦是否认为他的哲学家工作,乃至他之为哲学家与他的同性恋有关。平克暗含的意思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工作也许是用于隐瞒他的同性恋的某种手段。维特根斯坦语带愤怒地踢走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

维特根斯坦计划和本一起到挪威过夏天,当时是本在伦敦巴兹当医科学生的最后一年。但7月份本没通过最后的资格考试,夏天不得不留在伦敦为9月份的“重考”而用功。于是他们的度假推迟到了秋天,整个夏天维特根斯坦都留在牛津努力续写他在剑桥写的对颜色的论述。

在写下了对颜色的论述的同一本手稿笔记本里,还写有一组对莎士比亚的论述,现在已被收进《文化与价值》(第84—86页)出版。很久以来维特根斯坦都为自己不能看出莎士比亚的伟大而烦恼。例如,1946年他曾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要相信自己未亲见其真实的东西是多么难。例如,听到几个世纪里的杰出人物表达对莎士比亚的赞美时,我从未能排除我的这种疑心:赞美他已成了习俗;虽然我不得不告诉自己不是那样的。得用弥尔顿这样的权威才能真正压住我。他之正直我视之为当然——但我这话当然不是说,我不认为数量庞大的赞美一直是、也仍将是一千个文学教授送给莎士比亚的不带理解、理由错误的溢美之词。

他之难以认可莎士比亚是大诗人,原由之一在于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许多隐喻和比喻:“在通常的意义上莎士比亚的比喻是糟糕的。所以,如果它们仍然是好的——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它们必定有自己的法则。”他跟本讨论过的一个例子,是《理查二世》里的毛勃雷在一句对白里用闸门当牙齿的隐喻:“您已经把我的舌头幽禁在我的嘴里/让我的牙齿和嘴唇成为两道闸。”[293]

一个更根本的困难是,维特根斯坦总体上不喜欢英格兰文化:“我相信,若要欣赏一位作家,就得也喜欢那作家所属的文化。若觉得那文化平庸或讨厌,那么他的钦佩便冷却了。”这一点并未妨碍维特根斯坦钦佩布莱克或狄更斯。差别在于,在莎士比亚身上,维特根斯坦看不见一个他能将之当作伟大的人来钦佩的作家:

我只能惊奇地瞪着莎士比亚;从未跟他有过牵扯……

“贝多芬的伟大心灵”——没人能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心灵”……

我不认为莎士比亚能思索“诗人的命数”。

他也不能把自己视作先知,或人类的教师。

人们惊叹地瞪着他,几乎像瞪着一种壮观的自然现象。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因此触到了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觉得自己触到了一种现象。

另一方面,在狄更斯身上,维特根斯坦的确看见了一个能因为其“好的普遍艺术”——那种托尔斯泰意义上的、每个人都能懂而且拥护基督教美德的艺术——而投之以敬意的英格兰作家。弗拉克从苏门答腊回来时,维特根斯坦送了他一本《圣诞颂歌》当迟到的圣诞礼物;这是一本袖珍版,包着绿革皮,上面粘着喜洋洋的“圣诞快乐”胶贴。选这本书当然是有含义的。f.r.里维斯回忆,维特根斯坦几乎背熟了《圣诞颂歌》;实际上托尔斯泰在《艺术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把这本书归入了那个最高的艺术品类:“从上帝之爱中流出”的艺术。因此,作为礼物这本书极为适合这段友谊——这段友谊是矗立在维特根斯坦生活里的一个罕见例子,一个他对“普通人”的托尔斯泰式尊重的例子:对一位普通工人的简单直率的友爱。

1950年夏末,维特根斯坦又拾起了对摩尔“常理命题”之哲学意义的论述。这份文稿现在构成了《论确定性》的第65—299段论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细述了这一思想,即摩尔的陈述的奇特之处是它们的否定不只是假的,而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摩尔肯定他宣称具有确定性的命题的反命题,那么我们不会只是不和他持同样的观点:我们会认为他疯掉了。

因此,“如果我作出某些假陈述,那么我是否理解它们就成问题了。”摩尔给了我们这类陈述的例子。另一个例子也许是,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我在地址a处住了数月,我无数次地见到街道的名字和房子的号牌,在这儿收到了无数封信,给了无数人这个地址。如果我在这事上弄错了,这错误几乎就像是我(错误地)相信我在写的是中文而非德文。

如果我的朋友有一天以为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住在某某地方,等等,我不会称之为一个错误,而会称之为一种精神错乱,也许是一种暂时的错乱。

当一个错误不只是跟我们相信其真的这个或那个命题相矛盾,而是跟给予我们诸信念以基础的整个框架相矛盾时,对我们而言它就成了一种精神错乱。维特根斯坦想到的摩尔能正当断言“我知道我没有离开地球表面”的唯一场合,是摩尔碰上了生活在甚为不同的框架里的人:

我能想像,一个原始部落抓住了摩尔,他们疑心摩尔是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某地来的。摩尔告诉他们,他知道……[294]但他无法对他们讲出他如此确定的根据,因为他们对人类的飞行能力有奇异的想法,而且对物理学一无所知。这也许是作出那个陈述的一个场合。

但这个例子说明,一种不同的框架未必就是精神错乱的证据。在1950年,设想某人到过外层空间又回到地球是荒谬的。现在我们已习惯了这一想法。框架在变化,既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变化,也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时代之间变化。

不过这不是一个反驳维特根斯坦的点。相反,他强调不能为框架自身辩护或证明框架是正确的;框架提供了进行辩护和证明的边界:

我看见和听见的一切使我确信,没人曾远离过地球。在我的世界图景里没有任何东西支持相反的情况。

但我不是因为我满意其正确性而获得了我的世界图景;也不是因为我满意其正确性而保持我的世界图景[295]。不是的:它是继承而得的背景,我在这背景之中辨别真假。

框架是变化的:曾被当作荒谬之事遭到拒斥的东西,现在也许被接受了;坚固的确定性被搬动和抛弃。然而,若没有某种框架,我们不能理解任何东西;在任一具体的框架内都得区分两种命题,一种命题借框架描述世界,一种命题描述框架本身,但这区分并不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区分水在河床上的运动和河床自身的移动;虽然两者间并无截然的分界。

不过,要举出具有和我们自己根本上不同的世界图景的人的例子,无须考虑想像中的原始部落: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父亲和母亲;但天主教徒相信耶稣只有一个凡人母亲。另一些人也许相信有人没父母,丝毫不信任一切相反证据。天主教徒还相信,圣饼在特定情形下彻底改变其本性,而同时一切证据都证明情况是相反的。于是,如果摩尔说“我知道这是酒,不是血”,他就跟天主教徒矛盾了。

这段评论可能是维特根斯坦那时和安斯康姆的一次谈话引起的,他们谈的是“圣餐变体”[296]。看起来,他吃惊地从安斯康姆那儿听说“圣饼在特定情形下彻底改变其本性”真是天主教的信念。这大概是他对马尔科姆谈到安斯康姆和斯麦瑟斯时心里想的一个例子,他说:“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所有他们相信的事情。”这样的信念在他自己的世界图景里找不到位置。不过,出于对天主教的尊重,他不把它们视作错误或“暂时的精神错乱”。

“我有一个世界图景。它是真是假?最重要的是,它是我的一切探究和断言的地基。”一种宗教信仰没有理由不提供这种地基,宗教信念没有理由不是“继承而得的、我在其中辨别真假的背景”的一部分。但要做到这一点,一种彻底的宗教教育和教诲可能是必要的:“也许可通过特定的养育,通过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塑造某人的生活,而‘使某人相信上帝存在’。”

但若无这样的养育,宗教信念能有多少可理解性?看上去,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他自己)生活能把上帝的概念强加给一个人:

生活能教导一个人信仰上帝。而经验也是令此事发生的东西;但我不是指显圣[297],或其他向我们显示“这存在之在[298]”的经验,而是指比如各种各样的受苦。这些东西既未向我们显示一个对象,也不引起我们对他[299]的推想。经验、思想——生活能把这概念强加给我们。

所以上帝的概念也许跟“对象”概念类似。

当然,这样的话,这种信仰采取的形式不太可能是接受、甚而理解天主教的“处女受孕”和“圣餐变体”学说。强加给人的是一种特定的态度:

这儿说的态度指这样一种态度:严肃地对待特定的事情,而超出某一点后,就不再当它是严肃的了,而是认为某种别的事情甚至更重要。

例如,有人会说,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在做完某项工作之前就死去是一件沉重的事;而在另一意义上那不是要紧的事。这时人们说“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我实际上愿说,在这情况下你说出的言辞或说话时的想法也不是要紧的事,倒是那些言辞在你生活的不同点上造成的差异才是要紧的。我怎么知道两个人说自己信仰上帝时的意思是一样的?信仰三位一体也是一样。一种坚持使用某些具体词句而取缔其他词句的神学并未把任何事弄得更清楚(卡尔·巴特)。正如人们会说的,它用语词打手势,因为它想要说点什么但不知如何表达。实践给予语词其意义。

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段里举的例子当然不是随便举的。但是,如果——照它暗示的那样——在他死前写完《哲学研究》不是要紧的事,那么“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甚至更重要的“别的事情”是什么?

答案似乎是:他与上帝的和解。那个秋天,维特根斯坦问安斯康姆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个“非哲学的”神父。他不想讨论天主教学说的精致论点;他要安斯康姆介绍一个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造成了实际差异的人。她把康拉德神父介绍给了他,康拉德神父是那位在斯麦瑟斯皈依天主教时指导斯麦瑟斯的多明我会神父。康拉德两次去安斯康姆的房子和维特根斯坦谈话。“他想要的是,”康拉德回忆,“一个神父作为神父和他谈话,他不希望讨论哲学问题。”

他知道自己病得厉害,想要谈谈上帝,我想他抱着彻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就上帝和灵魂相当一般性地谈了(我想是)两次。

不过,安斯康姆怀疑,维特根斯坦想见康拉德并非真的“抱着彻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如果康拉德这话的意思是维特根斯坦想回到天主教会。而且,考虑到维特根斯坦明确说自己无法相信天主教会的某些学说,认可她的怀疑似乎是合理的。

9月份本成功地重考过了最后的资格考试,于是能脱身和维特根斯坦踏上他俩推迟了的挪威之行了。因此,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开始了漫长和艰难的前往维特根斯坦松恩峡湾边偏僻小屋的旅程。

维特根斯坦的健康状况并不稳定,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往北走那么远,人们可能视之为莽撞的冒险。然而,吃到寒冷苦头的是本的健康。到挪威后不久,他患上了支气管炎,不得不从维特根斯坦的小屋搬到位于海湾较高地带的一家护理所。随后他们又搬进了安娜·勒伯尼的农舍,在那儿度过了这次休假的剩余时光。

本随身带了一本奥斯丁最近翻译出版的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他和维特根斯坦在挪威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和讨论弗雷格的著作。维特根斯坦逐渐认为,自己也许终究又能在挪威独居做哲学了。

回到牛津后他写信对冯·赖特说,尽管本生病了,但“我们极享受此次逗留”:

天气一直都很棒,最大的友善围绕着我们。在那时那地,我决定要回到挪威工作。我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安静。如果一切顺利我将于12月30日启航再去舒登。我不认为我能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在那儿要干的体力活对我太重了,但一个老朋友说我可以住她的农舍。当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做出得体的工作,但起码我在给自己一个真正的机会。如果在那儿不能工作,那么在哪儿都不能工作。

他甚至订了一张12月30日从纽卡斯尔驶往卑尔根的汽船船票。但圣诞节前不久,安娜·勒伯尼说自己还是不能让他留宿。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状况已完全不适宜这样的旅行。在计划的挪威之行前,他到贝文医生那儿作检查,结果在贝文的屋子里病倒了,只好留在那儿过圣诞。不过这事丝毫未阻止他实行自己的计划,圣诞节后他写信问挪威的另一个朋友阿尔纳·伯斯塔德知不知道什么适合他隔绝地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信也毫无结果。

前往挪威的计划挫败之后,维特根斯坦试了试另一种他偏爱的庇护所:一家修道院。康拉德神父为维特根斯坦作了安排,他可以去米德兰兹的一家黑修士隐修院;在那儿他可以过修士的生活,做洗碗之类的院内杂务,最重要的是在那儿可以独处。

然而,到1951年1月,维特根斯坦的健康状况令这一切计划都不切实际了。他需要持续的医疗看护。健康状况恶化后,他不得不越发频繁地到剑桥见贝文医生。除了服用雌激素,他还在阿登布鲁克医院接受了x射线疗法。

想到自己要死在一家英格兰医院,他深感恐惧;但贝文向他承诺,若有必要他可在贝文自己家里接受照料,度过最后的时日。2月初维特根斯坦决定接受贝文的好意,他搬到了剑桥,在贝文的家里去世:“故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