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華夏1191)小國的悲哀波蘭的敗亡

崛起之華夏（一千一百九十一）小國的悲哀，波蘭的敗亡

正文（一千一百九十一）小國的悲哀，波蘭的敗亡

銀刀駙馬書名：

號稱歐洲第一陸軍強國的表現讓全世界的軍事觀察家大跌眼鏡。對于法國公眾來說，法軍的無能繼德軍之后，無疑又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

和德國以裝甲部隊為主力向波蘭發動進攻不同的是，法國炮兵在這次攻勢中成為了主角，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

從1921年至1930年，法國困窘的財政狀態讓法軍無力采用新型火炮，而法軍在1920年11月才剛剛把所有的舊式火炮更換為新式的火炮（以剛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標準），更讓國會拒絕撥款給陸軍；最重要的一個讓法軍不太想去采用新武器的因素是他們認為為給法蘭西帶來勝利的是他們的準則，而非武器。根據上一次大戰的經驗教訓，法軍高層認為他們已經找到了下一次戰爭必勝的公式，雖然可能效果比較“緩慢”，但保證會為法蘭西再次帶來勝利。因為這樣的因素，法軍高層在已經找到了“必殺秘技”的情況下對發展新式武器的興趣就顯得不那么大了。

法國陸軍一直都保持著他們每個師兩個炮兵團的編制，在輕炮兵團中4個（后來縮減成3個）輕炮兵營每營中有12門75毫米速射炮，而在重炮兵團中，2個重炮兵營每營中有12門1917年型的改良155毫米榴彈炮。步兵軍炮兵則有一個由4個炮兵營──2個105毫米加農炮營、2個155毫米加農炮營──組成的炮兵團，并且在戰時會由數個用75毫米速射炮至220毫米榴彈炮等口徑不等、來自于法軍“炮兵總預備隊”的炮兵營強化。

“法國炮兵總預備隊”同時扮演著戰略性與戰術性的腳色。就國家戰略層級來說，炮兵總預備隊是法國總司令部在某個特定時空影響全局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為了有效達成這種國家戰略目標，法國炮兵總預備隊中大部分的火炮都摩托化了。以便在最短時間內集中最大火力；而就作戰層面來說，炮兵總預備隊中的炮營可以隨時增援給任何一個步兵軍、步兵師，以增強戰斗火力。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后兩年起，法軍炮兵總預備隊就開始陸續摩托化，這不僅是為了解決在戰爭期間法國大量缺乏馬匹的困境，也是受惠于法國境內大量完好的公路系統，而在這種極度強調戰略機動能力的前提下，法軍炮兵總預備隊所使用的摩托化車輛僅具有非常有限的越野能力。部分的輕型單位──主要是75毫米速射炮單位──同時使用卡車與拖拉機（主要是從農用拖拉機改裝而成）。在公路運輸時包括火炮與拖拉機都裝載在卡車上機動，到達目的后則由拖拉機拖曳火炮越野進入陣地。

在這一段時間里的法軍“未來炮兵戰斗”的理論模型并非架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功的“炮兵突擊”戰術上，而是建立于“炮兵征服、步兵占領”的模式之上。法軍從1916年夏天到1920年秋天4年多的實戰經驗，讓法軍高層堅信藉由壓倒性數量的火炮、漫長有系統的炮擊，配合針對特定地形的有限目標攻勢，可以吸引敵人所有的預備隊，并且用消耗戰的方式讓敵人流血至死。法軍在兩次戰爭期間為這樣的戰術發明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名稱：“火力運動”。透過“現代化科學方法”來指揮，就如同腓特烈大帝、拿破倫移動他們的步兵營一樣，利用無情的火力移動來殲滅敵人。但是現實上的結果遠非口號可以形容。雖然法軍很努力地發展各種射控技巧，讓多個炮兵單位可以射擊同個目標，但是受限于火炮技術條件以及法國人在指揮管制上的天性，法國人所謂的“火網”通常只是個稀稀落落的“火篩”。

為了加速這種作戰指揮過程，法國人發展了所謂的“火力管制中心”技術──即在營級指揮官之下設立一個小型的指揮中心，把營級指揮官所有的作戰意圖轉換為技術資料，以便炮兵連可以執行射擊任務。在這種制度之下，法國人相信與其讓炮兵連指揮官或是炮手知道上級指揮官的全盤意圖，不如直接由資歷淺的軍官把上級的命令轉換為簡單的射擊數據，讓下級好好執行就好。

象是同時期的許多創新一樣，法軍把這種作戰方式稱為“泰羅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官泰羅為名的現代管理學方法，強調要檢討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的合理性。透過減少每個步驟不必要的浪費來提高效率；也就是說利用生產線等方式，減低工人的自主意識，利用不斷重復的簡單步驟來達成系統化的效率──在炮兵作戰上就是要減少個別資歷淺軍官或者炮手自行判斷的機會，利用所謂的“標準作業程序”，讓上級意圖變成實際作戰行動的過程，從原本的“藝術工作”變成象工廠生產線上的作業。

這種“火力管制中心”讓法軍炮兵營可以容易地把營所屬的三個炮連火力迅速集中在單點上。由于管制中心已經決定了目標是哪個，因此要把全營12門火炮集中在同一個地方只是純粹數學問題。相較于過去單純通知每個炮兵連目標為何，讓各連、各炮自行計算射擊諸元的方式，直接由營級通知各門火炮射擊諸元是最節省時間的方式。這種作業方式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炮連、每一門火炮都變成了“戰斗生產線”上的一顆小螺絲釘，他們不能有自己的主張，也不能自己做決定；他們只能像是傀儡一樣漫無目的地聽從電話另外一頭傳過來的指令，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么、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做，更不知道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在步兵單位獲得的各式新型武器──如步兵坦克、60毫米與81毫米迫擊炮、反坦克炮──逐漸取代了傳統炮兵伴隨步兵前進的工作，而不斷地強調集中化、火力管制讓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炮兵與步兵間在心態上與組織上的差異愈來愈明顯。在步兵與炮兵這樣地強調彼此差異的情況下，“泰羅主義”最大的受害者是讓戰斗的步調變得象蝸牛一樣緩慢，而這恰恰是法軍高層想要的結果——這樣步炮雙方的高層才有足夠的時間去協調下一步該做什么。

因此在“波蘭戰役”中，法軍會有這樣死板、荒唐而可笑的表現也就不奇怪了。

而法方另外所犯的一個重大過失，則是對坦克裝甲部隊的忽視。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讓法國人只注意到了早期坦克的缺陷和當時的技術困難，而忽視了技術進步和裝甲部隊強大的突擊作用。盡管如此，法隊當中其實也并不缺乏象利德爾.哈特和富勒那樣的裝甲兵作戰先驅。有“法國坦克之父”之稱的讓.巴波蒂斯.埃斯蒂恩早在1921年的演講中就把坦克從戰術武器提高到了戰略武器的高度來認識。與此同時。一位名叫保羅.安德烈.梅斯特埃的將軍就竭力呼吁建立擁有摩托化炮兵的裝甲部隊。1927年，一位叫杜蒙斯的上校在法國高等軍事學院講臺上與學員們探討了裝甲軍理論，主張建立法國的裝甲軍，“以裝甲軍攻入敵軍縱深，制造驚恐，把敵軍的指揮體系打亂，將敵軍切成碎片”，他當時這樣總結說：“先生們，這就是未來的戰爭。”而繼杜蒙斯之后，法國還有一位裝甲兵作戰理論的天才——戴高樂，他寫了一部名為《未來戰爭》的書，綜合了所有前輩的觀點，“陸軍的核心是應該有6個師，這6個師完全摩托化、履帶化、部分裝甲化，其前后方的組織結構、保障、補給自成一體，能夠獨立作戰，完成一系列的戰斗任務。”

這些法軍精英人物的呼吁最后沒有一項得到實現，其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法隊的高級將領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而且還受制于“民主”的法國政界。法界從拿破倫時代以來一直有干預政治的愛好，象戴高樂本人就是法國政治家保羅.雷諾的狂熱支持者。戴高樂的言論儼然就是要以區區6個師的兵力保衛法國——就象凱撒要以兩個軍團守住埃及艷后和她的亞歷山大城以及拿破倫要用幾個兵團保衛巴黎一樣，法國議會當然不愿意看到另一個“科西嘉魔鬼拿破倫.波拿巴”出現，因此激烈反對戴高樂的主張，尤其是主張裁軍的左翼議員反對更為堅決，而在法國建立機械化部隊的建議自然成了敏感的“政治話題”而無人敢于問津。

沒有機械化部隊，意味著法國從政界到軍界，都不知道裝甲機械化部隊對塹壕戰的優勢地位，更不知道裝甲部隊的高速推進會給整個戰略防御帶來何種影響，他們只想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想著霞飛的戰略計劃造成的心驚肉跳血流成河。想著凡爾登戰役所帶來的“榮耀”。法國陸軍雖然有著輝煌的業績，但一直被昔日的“慘勝”陰影所縈繞。在德國發動戰爭的最初期間里，法國人并沒有從陰影當中走出來，雖然法隊也渴望同敵人戰斗，但法國人還是沒有明白，戰爭已經不會象他們所認為和希望的那樣開始了。

北京，居仁堂，華夏共和國政務院。

“法軍對德國齊格菲防線發動的進攻被擊退，法軍現已退回馬其諾防線固守，德軍追擊到德法邊境后即停止了前進，”總參謀長單軻威對孫綱說道，“到目前為止，德法兩軍再未發生過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