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炮不超過十門。”安雪生聽了一會兒，說道，

“從彈著點和這一帶地地勢看，應該在那個方向，山坡的反斜面。”薛安邦指著遠處地山坡說道，“他們的炮不多，我們用迫擊炮干掉他們得了，拿下這里。

“圖子！”安雪生喝了一聲，一位軍官把作戰地圖拿了過來。

安雪生仔細地看了一下，軍官們對照了一下方位，“他們在這里的人不多，我們得打下這里，給后續部隊開辟通路。”安雪生的眼睛緊緊盯在了地圖上，“他們現在迫不及待的攻擊我們，是想阻礙我們前進，可能是要等待援兵到來協助防守，所以我們必須快點拿下這里。”

“我們怎么打呢？重榴彈炮營離我們好象不近啊。”一位軍官說道，“而且咱們現在不清楚俄國人的火炮藏在哪里。”

俄國人在遭到了中隊的多次打擊之后，已經現他們的炮兵再象以前那樣的把大炮放在明處，和找死幾乎沒什么區別了，因此俄國人也學乖了，開始隱藏自己的

中隊想要找到俄軍的炮兵加以消滅現在比以前已難多了。

“我們有迫擊炮，怕他個鳥！”薛安邦不屑地一笑，看了看遠處的俄軍陣地，“先把他們的步兵直接砸飛得了。”

安雪生點了點頭，在地圖上比劃了一下，“讓迫擊炮側射，掩護步兵打開缺口，并吸引干擾俄國炮兵的射擊。步兵從這里攻上去，爭取快點解決戰斗，給后續部隊爭取時間。”

軍官們點了點頭，又商量了一下，各自開始迅速行動起來。

中國陸軍師法德國陸軍的結果，很快將在眼前的戰斗當中顯現出來。

在德軍的用兵哲學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重點”即在“決勝點”上累積足夠的能量，以便在“決定性的時空”當中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當戰斗開始進行的時候，步兵師長會形成決心、決定師作戰的“重點”；當指揮官的“重點決心”下達后，下級指揮官包括炮兵指揮官就必須根據師長的決心，以最有效達成決心的方式，安排各種作戰計劃，以支持協助師長達成其決心，獲得最后決定性的勝利。換句話說，下級指揮官的“重點”是根據師長的“重點”而產生。“如果師長的‘決心’與‘重點方向’已經下達的話，”一位德軍將軍在1905年曾這樣寫道，“所有的人都將根據這些‘決心’和‘重點’展開行動”。

德事人員在幫助中國訓練新式陸軍的時候，也潛移默化的把這些概念深深的植根于中人的頭腦當中。

“在中隊當中，師一級指揮官必須綜觀整個戰場，對于接下來即將生的戰況做出一定的判斷，最后下定個人的決心來根據可能生的事情來安排戰斗，包括各個炮連的射擊計劃，步兵和騎兵的兵力搭配等等，以影響整個戰局到他個人期望的方向上去。同樣地，不僅僅是師一級的指揮官，甚至連團、營、連，甚至一門炮的炮長都必須對整體的戰術企圖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以便能主動積極地根據全盤的作戰意圖揮個人的影響力。”

后世的軍事學家們在評價當年的“華俄戰爭”時，對脫胎于清末舊式陸軍的華軍在對俄軍的作戰過程中各級指揮官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十分的吃驚和不理解，認為這其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并不奇怪。

由于華軍有著深深的德軍烙印，華軍大量集中火力的作戰思想在相當程度上是來源于當時德軍的戰斗準則，華軍的火力運用的核心觀念最初來自于普法戰爭的經驗，并在后來的抗俄戰爭中得到了實踐和揚；而實際上，在“華俄戰爭”中，華軍的每一次進攻都能夠集中強大的火力的原因，是相較于他們冥頑不靈的對手，華軍在“組織文化”上有著更高的彈性。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兵學文化”當中，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多側重于“非軍事分析”，而且中國文人向來有輕視兵學的傾向，即使涉及軍事也不太容易進入專業狀態。儒學傳統又一向強調“人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不太重視軍事層面的因素，“外行”研究軍事可以說是普遍現象，分析軍事問題時候往往或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和結論，而事實上卻難以讓人信服。

但到了那個風云激蕩的“大變局”時代，隨著西方先進的武器和戰術的引入，中國的傳統兵學得到了西方軍事思想的補充，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那個無線電和軍用有線電話還算不上普及的時代，要想給作戰部隊組織大量的火力并且詳細制訂整個火力支持計劃細節幾乎是不可能的。高級單位能做的事最多不過是指定一個方向和目標區域，同時說明希望達成的戰役效果，而所有的執行細節其實都必須得由各級指揮官自己見機行事。

在這種作戰條件下，各級指揮官都僅能在清楚上級的意圖后，自己想辦法在幾乎沒有任何橫向協調的情況下去揮“個人創意”，想辦法與鄰近單位聯系并且完成作戰目標。

同德軍的刻板精密及俄軍的遲鈍麻木不同，中國傳統兵學給中人灌輸的“詭道”思想恰恰讓中人能夠以比較靈活的思想去適應這種需要“個人創意”的作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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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九十四）不同的思想產生不同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