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還要從當年的海防和塞防“大討論”說起。

1865年，新疆發生動亂，中亞浩罕國的軍官阿古柏以“助中國討賊”（俄國人也是打著這個旗號入侵中國的）為名入侵新疆。隨后建立了一個什么“哲德沙爾”（意思是七城汗國），野蠻奴役新疆各族人民，俄國也趁機出兵占領了伊犁，中國的西北邊疆局勢頓時緊張起來，而正當清朝zf準備出兵收復新疆時。曰本借口琉球漁民被殺事件而突然大舉入侵臺灣，意圖久占，雖然侵臺日軍最后被沈葆楨帶艦逐退，但中國從這次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海防亟需加強。這樣一來，大清王朝就不得不面臨著一個極為頭痛的問題：在財力有限地情況下，能否在實行一項龐大的海軍建設計劃的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極為高昂地收復新疆的戰爭？

關于中國國防戰略重心的“海防塞防大討論”就是這時候開始的。

眾所周知，在這個問題上。兩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和左宗棠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當時“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認為。“海防西征，力難兼顧”。“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圓氣無傷”（這個觀點孫綱可不敢茍同，這據說也是李鴻章被后世人罵為“賣國賊”的重要原因之一），“緩復新疆，非棄列祖百戰之地而不顧，乃為求他日再圖大舉計也”，要求“移西餉以助海防”，他的觀點現在看來，雖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而“塞防派”地代表人物陜甘總督左宗棠則堅決反對，力主全力收復新疆。左宗棠說，“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南疆）；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烏城形勢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他進一步指出，“宜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國必不致構釁于東南”，他的觀點得到了很多官員的支持，最后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主張，在不放棄海軍建設的同時，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出兵平叛，左宗棠隨后率軍出征，很快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1884年，新疆建省，成為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領土。

從這一點來說，有人評價左宗棠是“中國領土貢獻第一人”，也是非常中肯的。

但正因為如此，好多后世的學者在重新審視海防塞防之爭時，往往認定這是湘淮利益集團之間地爭執，認為是左宗棠保全了新疆，而李鴻章竟然要放棄這么多的中國領土，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很多人想不到，這本來是近代最杰出的一群中國人在對中國的國防戰略進行理性的思考，并不是什么利益集團之間的意氣之爭！

這個時代，并不缺乏愛國的中國人，就象后世，不只有“憤青”才愛國一樣！

在十九世紀末，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大清王朝首要和緊迫地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地國家安全防御體系。

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后，究竟哪一個方向是國防戰略地重點所在，國防的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么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當時的眾多有識之士的廣泛關注。在最高決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爭其實不是簡單的集團利益的爭論，更不是“愛國”與“賣國”的爭論。

李鴻章重視海軍是他看到了來自海上尤其是曰本的威脅。這是一種對中國而言具有長期價值的地緣政治思想。相對而言，在具體到新疆問題上的時候，李鴻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曰本的潛在的威脅看得比來自陸地的俄國的危險更重，而左宗棠則更強調了俄國人現實的威脅。

李鴻章對國防軍隊的建設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和左宗棠在軍隊現代化建設上的觀點其實是一樣的。

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

而李鴻章也不是只搞海軍。

李鴻章等人從1875年開始的重新建構國防戰略體系的努力，是中國近代史上為有效保衛國家安全而理智地確立國防重心的重要歷史過程。

這次討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幾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為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重點的轉移。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不同是指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是并不能就此認為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上持相反觀點。

李鴻章和左宗棠為中國傳統的國防指導思想輸入了新的內容。從兩個戰略重心并存，到海防成為惟一的國防重心的轉變過程，實際上是中國國防完成從陸到海戰略的一個歷史性轉變！

這一轉變為中國近代國防以防御列強從海上入侵為主的戰略指導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這其實才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真正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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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七十三）國防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