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這句話一出口，屋子里更靜了，孫綱看著有些吃驚的李鴻章，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事，不由得明白了過來。

他知道張之洞為什么會這么說了。

據一些史書記載，當“庚子國變”之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帶著光緒倉惶逃往西安，“八國聯軍”在后面追擊，大有將帝后“一勺燴”了的意思。當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認為北京不保，萬一“兩宮罹難，國家無主”，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家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狀態。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張之洞、劉坤一等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

中國差一點就驅逐滿清，提前共和了。

現在，歷史的進程已經被孫綱這只小小“蝴蝶”給徹底改變了，“庚子國變”應該是沒戲了，可沒想到今天在旅順，張之洞當著群臣的面，又以這種方式把這個事給提了出來。

看來，歷史還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啊。

張之洞地提議，其實和孫綱的“變天”計劃是不謀而合的。

孫綱為什么救出朝廷眾漢臣（一個滿人都沒有）和各國公使，又以李鴻章和這些重臣地名義通電全國，號召南方和內地各省督撫前來“共商國是”，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的團結最多的人，為以后的“變天”做準備。

他借俄國人可能入侵（現在應該是快變成現實了）的理由，讓這些封疆大吏派兵支援北洋，目的是為了一步步控制南方和內地的軍權，不給“軍閥割據”提供機會。

至于“變天”后采取什么樣的政體，可以針對具體的情況，在讓大家公議后，定出一個最佳方案后再做決定。

因為中國畢竟是從幾千年地封建帝制中走過來的，說變就變，只怕會適得其反。

可只要海陸軍權都在自己手里，就不怕有人想翻盤子搞復辟！

現在，張之洞等于幫了他一個忙，提前把這個“敏感”問題給提了出來。

如果能在這個時候把這個問題用適當的方式解決了，對以后他的計劃的開展，將是會有很大的好處的！

“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周之國脈得存，是共和之肇始，”張之洞說道，“今康有為作亂京城，而諸王公妄興兵戈，托身異族，不惜賣祖宗之地以求榮，國家有大亂之兆，京中諸公幸賴敬茗救護，方得保平安，如今國將不保，諸公不趁時奮起，更待何時？”

沒有意想之中地吵吵鬧鬧，孫綱看到許多人居然面露贊許之色。

孫綱想了想，他們有這種表示其實也很好理解。

這幫受傳統儒家文化熏陶出來地士大夫“精英”們，“忠君”思想在他們的心里已經根深蒂固，他們反對康有為們地“變法”可以說在情理之中，康有為們的“政變”行為是他們根本無法容忍的，而滿族親貴們為了打敗康有為而不惜出賣國家主權和領土的行為又讓他們感覺到寒心，這些“精英”們的思想行為因為受到“傳統固定思維”的限制，本能地有些“排斥”（不是所有人都這樣）西方的政治模式，可如果是一種類似“變通”的“中國模式”的話，他們還是可以接受的。

按中國人的說法，“共和”其實并不是西方的首創，早在幾千年前的周朝，中國就已經有了。

西周時期，周厲王暴虐侈傲，專利作威，寵信佞臣，國政日非。國人對厲王非常不滿，開始發起了牢騷（叫做“謗王”），厲王大怒，命衛國之巫監視國人，有“謗”者殺，致使諸侯怨恨不朝，國人不敢談論政事，“道路以目”（史稱“厲王止謗”）。大臣召穆公虎進諫，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厲王仍不聽。經過三年，國人憤而起義，攻襲厲王，厲王逃奔到彘（“流于彘”）。太子靜藏在召穆公家，被國人包圍，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靜才得以幸免于難。

厲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共同執政，號為“共和”。共和元年，是為中國古史有確切紀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靜，是為周宣王，“共和”乃告結束。

這段歷史，就是后世的中學語文課本收錄的“召公諷厲王止謗”故事，對后世的學生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了。

而大清朝現在的情況，和周朝“當年”的情況還真有些差不多的說。

孫綱這時在心里暗暗佩服張之洞，您老人家真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