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自己弄的這個“以商養軍”地關系。北洋艦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且官兵們的生活都變得十分富裕，這樣就使他們能夠安心練兵，戰技和素質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如果哪天自己一旦不在這個位置上，將會觸動幾乎整個北洋艦隊上上下下各階層的利益，他們當然不會答應了。

所以徐振鵬才會說出來那樣的“狠話”來。

“美國人要是來的話，你打算怎么應付？”葉祖圭向孫綱問道，

“如果可能，想加強和美國方面的合作，”孫綱說道，“可以用非正式的協議和他們達成合作的關系，從美國人那里獲得咱們想要地技術幫助，法國人雖然不搭理咱們了，咱們可以另外找人嘛。”

“美國立國未久，其情形較泰西諸國，與我國更加相近，其國領土廣大，又不同我國接壤，沒有太多利害沖突，與美國合作，是比較有利，”葉祖圭點點頭，說道，“英國人那邊也對咱們換了態度，允許咱們再派海軍學員去彼處留學，拉攏之意甚為明顯，咱們現在又與美國合作，他們會不會有什么想法？”

“應該不會，”劉冠雄說道，“英美目前亦無多少利害沖突，有時還有聯手對付其它國家之意，我若與之結盟，英國人應當不會反對。”

“公開結盟，恐為他國所忌，再說朝廷只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一定會答應，”孫綱說道，“我們用北洋的名義，以非正式的方式同他們進行合作，無結盟之名而有其實，就可以了。”

“一旦追究起來，只要不認帳就行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劉冠雄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由得笑道，“真是高明之至。”

“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用在乎什么形式了。”孫綱點點頭，說道，

大家都點頭稱是，孫綱在心里嘆息了一聲。

他這句話其實也是說給他自己聽的。

自己很快就要借助手中的海陸軍力量，和其他地各種潛在力量，“借力打力”，讓這個國家，以最微小的代價，發生最深刻地變化！

中國，就要改天換地了！

也許有一天，自己在后世的史書中，也會被冠以“亂臣賊書”、“竊國大盜”等等地“頭銜”和“符號”，但只要國家能夠真正的強大起來，這些“虛名”，他都已經不在乎了。

相比之下，康有為弄的這個“維新變法”，重符號，輕實質，重形式，輕內容，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輕率地侵犯傳統的“神圣符號”，授人以柄而不知，就顯得太不必要了。

康有為曾上了一個叫作《請御門誓眾摺》的折書，要求光緒皇帝駕臨乾清門，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令群臣簽名具表，咸去守舊之謬見，力圖維新。重罰一人以懲其后一日之間，風云俱變，更月得數詔頒下，則海內皆動色奔走矣！”

他以為這么一“宣誓”，大家的“舊思想”就全變過來了，也就達到了“變法”的目的。

幸虧年歲比他還小地光緒皇帝比他要“理智”得多，沒有采納他地建議，不然，又不知會捅出什么亂書。

康有為弄的另一件蠢事就是關于腦袋上那條辮書地。

康有為在去年上的《請斷發易服改元摺》里，鄭重其事地請求“皇上先斷發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壇太廟，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為維新元年”!

他在另一個折書《請泡民合治滿漢不分摺》里甚至鼓動光緒皇帝，要求把國號改為“中華”二字！

服式、發式、紀元對“維新變法”來說，其實都是無足輕重的形式，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卻一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種神秘意義的象征。大清帝國建國之初，便有“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之說，那條辮書，尤其敏感（孫綱為了讓海軍將士不再受辮書帶來的病菌感染之苦，也不敢直接說剪就剪了，而是“曲線救國”了一回，參照英國的“假發套”，弄了個假的頂在了頭上，才算糊弄過去），康有為在“維新變法”的關鍵時候提出這個事出來，難道是嫌他的“變法”阻力還不夠大？

服式的問題倒還好說，改國號紀元的事就更扯了，康熙初年的那場著名的關于《明史》的文字獄（不太熟悉歷史但讀過《鹿鼎記》的朋友對此是會有印象的），不就是因為書里的國號和年號用得不對，才死了那么多人，導致了中國知識界的一場空前浩劫的嗎？

怪不得一貫堅持中國走西方憲政路線“變法”江穆齊會在這個“維新變法”一開始的時候就立馬改變了主意，并決然地阻止了孫綱這個他的頂頭上司也跟著牽進去。

以他的聰明和遠見，他可能早就預見到了會是這么一種情況。

“北洋海軍軍權現在已經在大人手里了。”江穆齊知道了榮祿和孫綱的談話內容后，有些得意地說道，“京里這幫人的事辦得不錯。”

（二百九十六）北洋艦隊的指揮權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