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却不，父亲的停步不前表现出的焦躁、不安和不冷静使她显得有些失态。好在她这个时期的岁数帮了她一个大忙，替她掩饰了一下：更年期。这是这个年龄屋的女人们最理直气壮为自己解脱的一个借口。

她时常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导父亲，告诉他谁谁谁找谁了，谁谁谁跟谁谁谁是一担挑的连襟，言外之意连我这个黄毛丫头都听得出来。这个时候的父亲会非常厌烦地说母亲，去去去，我工作上的事你不要过问也不要插手，这个毛病不好。

母亲望着父亲的背影，把饭桌上的碗筷收拾得哗哗乱响，眼睛里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

母亲开始不动声色地为父亲的升迁推波助澜。人家是夫唱妇随，母亲是父亲不唱自己也要唱了。

要知道母亲真有这个本事和这种能力，想想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我们就应该对她充满信心。

母亲一个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居简出的随军家属，她竟比我的当政治委员的父亲还了解要塞的干部，她甚至知道谁反对我父亲，为什么反对，反对到什么程度。

母亲的手脚真的干净利索，没看见她上蹿下跳，便该巩固的巩固了，该加强的加强了，该修补的修补了，该孤立的孤立了。而对这一切都是在我父亲眼皮子底下摘的小动作，我父亲竞然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就凭这一点，你我的母亲不服是不行的。

母亲对上边来的人格外留了个心眼，她像个不出门的秀才，对要塞区的迎来送往清楚得就像她就是招待科科长。她神得像个有里应和外合的奸细，什么也逃不出她的那双依然好看的眼睛。

记得那年军区有一个管干部的副政委进岛考核班子，正赶上七级大风，海上的大浪把副政委的五脏六腑都要搅出来了。好不容易到了岛上，副政委一看小招待所那一桌子的花花绿绿就觉得胃里又在折腾，只动了三模子赶快回去躺下了。睡了一个多小时，副政委被咕咕叫的肚子吵醒了。副政委爬起来原地打了几个转，也没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正恼着火，只见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扎着条羊角辫穿得干干净净长得眉清目秀的小丫头没敲门就闯进来了。

小丫头进门喊了声伯伯，把手里提的淡黄色的双层饭盒举着送了上去。副政委接过来打开一看，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下边是一一盒温温的、稠稠的、黄黄的、烂烂的小米稀饭，上边是切得细细的、荆寻香香的、腌得脆脆的萝卜咸菜丝。

大区副政委探下花白的头颅，和蔼地问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呀？小丫头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小丫头又奶着声天真无邪地答了。大区副政委抬起头来抚着小丫头柔柔软软的黄头发，像抚着自家的小孙女。

我母亲要的正是这种效果。小米加步枪能夺取新中国，小米加萝卜丝难道什么也得不到吗？我母亲不信！

我的父亲一直是朴实的，即便他的官做到了一定程度，这种质朴也没有多少褪色。这种质朴浑然天成，是农民出身的父亲最可贵也最可爱的一种品质。这种天然的朴实加上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母亲的反衬，我们的父亲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眼里不仅可亲可敬，而且平易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