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目前为止，窃犯和失窃的图书一定仍在校内，潜藏在一个隐蔽但绝不狭小的地方。

为了抓获窃犯，袁一平作了极其周密妥当的部署。

他自己亲自带领十条汉子把守校门，对任何一个携包出校门者实施搜检。另派保卫组骨干成员组成五个精悍的搜索分队，监控围墙，并对全校所有房间和一切角落进行彻查。

挖地三尺，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袁一平咬着牙说。

到下午6点，在对学校反复进行了梳篦式搜检以后，仍一无所获。图书和窃犯像烟似的消逝得无影无踪。

袁一平找到管图书库的教师，没头没脑地问：两千册图书是多少？

两千册就是两千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两千本。

不。我是问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数量概念。

一座小山。

晚9点，第一批失窃的图书终于被找到了。

保卫组的一个女同学在上厕所时发生了一点意外。

蹲了一会儿以后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了月经。初潮期，常常是猝不及防，搞得你很狼狈。她现在就有些尴尬，没带卫生纸。

她窘促惶乱地半站起身，前后左右毫无目的地张望，于无奈中想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应付过去。

完全是无意识地，她发现了脏纸篓里隐藏着几本书。

这是收缴回来的第一批失窃图书，也是惟一的一批，仅四本。其中比较有价值的一本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十日谈》。

保卫组连夜对全校所有的厕所以及厕所里的每一张脏纸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但是再无新的收获。

这四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厕所里，而且是女厕所呢？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此，这批失窃的图书杳如黄鹤，神秘地、未留一丝痕迹地消逝了，在以后漫长的二十多年里，它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26年后那本弥称珍贵的旧版《十日谈》仍在学校图书馆珍藏着，只是从不外借，特别是对学生。于是，关于它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就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现在的学生称这本《十日谈》为“月经版”。

以后，学校对失去了精华的藏书室再也无心防卫，保卫组后来也因此而元气大伤，藏书室又相继遭到多次扫荡和洗劫。到动乱结束时，青年湖中学文革前馆藏图书已荡然无存，“月经版”图书成了硕果仅存的几本。

在下乡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袁一平是在教学楼五楼的藏书室度过的。

门上已经没有锁了，甚至也不必再上锁，因为没有防卫的价值了。他推开门，拉亮日光灯，惨白的灯光下，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窗户大开着，呼啸的北风夹裹着沙尘扑进屋内，废页残张在风中悲凄地飘荡着。

袁一平关上窗户，开始收拾散乱扔在地上的破烂不堪的书籍。一边拍打着书上的尘土，抚平残卷的书页，他一边掉泪。

天色微明时，他走出藏书室。离去以前，他用自己带来的长长的铁钉把室门连同门框和墙体死死地钉在了一起。

他悄悄地走了。走出很远了，他又回过身来最后看了学校一眼，他相信自己还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