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歌儿真是好听极了，我很快就跟着藏族姑娘们学会唱了。
最后是我们女兵小合唱，我领唱。我还是头一回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呢，非常兴奋。眼睛亮亮的，脸庞红扑扑的——苏队长这么形容我来着。这和我在学校里参加合唱团的感觉大不一样呵。我们唱了《南泥湾》，唱了《绣金匾》，唱了《康定情歌》，还唱了那首《先有绿叶后有花》。战士们掌声如潮，吼叫着不让我们下去。我看见师长几次站起来让大家安静，可战士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就是安静不下来。我们最后唱了我们的《十八军军歌》，全场官兵和我们一起唱起来，把庆祝会推向了**。
跨黄河，渡长江
我们生长在冀鲁平原太行山上
锻炼壮大在中原
威名远震东海长江
祖国处处欢呼解放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更伟大崇高的任务号召我们勇敢前进
解放大西南
毛泽东的光芒照耀祖国边疆
进云贵，入川康
保卫西南边防
巩固祖国后方
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雅鲁藏布江
我站在台上，挺着胸脯大声唱着。我看见台下好多官兵一边唱，一边流下了热泪。那是他们的歌，让他们为之骄傲的军歌。
你们的父亲说那天他很开心。几个月了，他都没这么放松过。他跟身边的王政委说，那个领唱的女兵嗓子可真亮。
王政委笑眯眯地说，要不要我帮你去问问她叫什么名字？
你们父亲砸核桃似的擂了他一拳，说，你这政治工作就这么做？一点儿也不深入。光问名字有什么用？你得把情况全搞清了。
王政委故意说，你别性急，西藏咱们也得一步一步走进去嘛。
你们的父亲一点也不马虎地说：当然。不过走进之前我就有了主张，我是坚定地朝着主张一步步走进来的。
师长政委和一些领导走上台，和我们演出的女兵一一握手。师长笑呵呵地说，你们辛苦了！进军西藏，你们也是功臣啊！等将来西藏解放了，我带你们到全国各地去观光！
我们开心地欢呼起来。
我丝毫也没注意到你们的父亲站在台下看着我们。
或者说，他是在看我。
后来王政委真的来找我们苏队长，打听我的名字。
王政委说，那天我和欧团长来你们这儿时，出来接我们的那个女兵叫什么？
苏队长想了想说，是不是那个白白净净的喜欢笑的？
王政委说我记不清了，反正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虎子的爸。
苏队长说，哦，那是小白。白雪梅。怎么了？
王政委笑笑说，我们欧团长对她的印象很好。你帮着注意点儿。
苏队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故意问，注意什么？
王政委说，你别给我绕圈子。你看我们欧团长为了革命，到现在也没成家。但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干部，战斗英雄，人又长得威猛。我看小白听合适他。
苏队长看丈夫对自己搭档那么关心，心里很赞赏。但她板着脸说，不行。现在我不允许她们想这些事，我需要她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别的什么也不能考虑。尤其是小白。
王政委说，为什么尤其是小白。
苏队长说，我也不知道。我很喜欢她。她是个单纯的姑娘，充满幻想。等她大一些成熟一些再说吧。
王政委说，我也不是说现在。我只是叫你注意一下。
王政委和苏队长又说了一会儿体己话，王政委马上就要回团里了。临走时苏队长又把王政委叫住，一脸严肃地说，喂，我告诉你，你们那些人别老打我们女兵队的主意，恨不能把我们女兵队瓜分了，连建制都撤了，变成个家属营。要是那样，我可得找上级去告你们！
王政委笑着挥挥手，说，没那么严重，好好当你的女兵队队长吧。说着就走了。
苏队长真的没有把这事告诉我。
一直到昌都后，苏队长才把这些话告诉我。但她仍是说，雪梅，我不是作为领导和你谈的，我只是作为一个大姐。这件事，一定要你自己愿意。
而你们的父亲却从那时起就装上了心事。他是坚定的，心里有了目标就不会轻易放弃，那是他的性格。当然，他太看重解放西藏这件大事了，为了这件大事他可以舍去一切。所以他也只能是在抽烟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端上碗开始吃饭的时候，也就是空闲的时候，才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下。他想，那个会唱歌的女兵现在在哪儿呢？
我们这两条河还在各自流淌着。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渐渐的，我们适应了高山反应，头不再那么剧烈地疼了，心口不再那么闷得慌了。我们已经可以用酥油炒出的菜下夹生饭了，我们不用捏鼻子就能喝下酥油茶了，我们还能老练地转着碗，把糌粑搓成一条条地扔进嘴里，嚼出一片树枝儿摇曳的响声来。
也许是强体力的训练，加速了我们对吃饭这一新课题的适应。
我们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尼玛——太阳；达娃——月亮；葛玛——星星；梅朵——花；卓玛——仙女；格桑——吉祥；金珠玛米——解放军；亚姆——好；稀拉——坏；嘉沙巴——新汉人……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都叫我们新汉人，表示对我们的惊异和喜爱。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比如做饭，拣柴，拣牛粪，搭帐篷……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小事到了高原都变得难起来。我们就虚心地向拉姆请教。拉姆对我们特别好，她亲自带着我们上山去拣柴，到草滩上去拣牛粪。她告诉我们哪里才能拣到柴禾，还告诉我们怎么烧牛粪才烧得旺。在她的指导下我们都进步很快。我们分了工，有做饭组，拣柴组，搭帐篷组。我分在做饭组。那并不是我情愿的，可是苏队长说我个子小，不让我去干体力活。刘毓蓉分在拣柴组，那是比较累的，但她说自己身体好，年龄大，主动要求去了那儿。吴菲在搭帐篷组，她声称自己四肢比较灵活，能把帐篷搭得跟砖房一样结实。
拉姆教我们做这样那样，但有些事情她也没办法。比如做饭，她做出来的也夹生。这是因为高原沸点低造成的，你烧再旺的火也没用。我们不可能让高原适应我们，只有我们适应高原，适应夹生饭。再说了，虎子都吃夹生饭，我们有什么不能吃的。可以说我从到达甘孜那天起就开始吃夹生饭，一直吃到转业离开部队，离开西藏。
当然，最难的不是做饭，不是拣柴，也不是搭帐篷。
最难的是面对我们的新伙伴。
这天早上苏队长开会回来，笑着对我们说，同志们，去看看咱们的新伙伴吧。
我们面面相觑：什么新伙伴？又调来新同志了吗？
苏队长仍微笑着说，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跟着苏队长走。应该说还没走近我们就看见它们了，看见我们的新伙伴了，它们黑压压的一大片，以一种气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我们一边躲避着它们一边东张西望地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苏队长用手一指我们躲避着的东西，说，那不是吗？
我们呆住了。
牦牛？就是这些黑色的长毛的大眼睛的家伙？就是曾经把我们吓得脸色苍白的家伙？我们真的要和它们成为伙伴了吗？
折多山下那惊人的一幕又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心里不由地一紧。
苏队长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将前线部队的作战物资及时地送上去。要完成这一艰巨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与牦牛成为好伙伴。
吴菲冲我伸伸舌头，说了声天哪。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小声说，只要别人能赶，咱们就能赶。
现在，那个让我们想了很久也怕了很久的牦牛，终于来到我们面前了。整整200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它们一个个武士一般披着铠甲似的长毛，昂着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大犄角，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好像在拭目以待。我们鼓足了勇气，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想亲近它们，但它们冷冷地站在那儿，面无表情。不过它们至少没有发疯，没有狂奔不已，这让我们的胆子大一些了，慢慢靠近了它们。
苏队长告诉我们，牦牛是高原上最有力量和耐力的牲畜，被称作“高原之舟”。在高海拔地区，在气候寒冷地区，它们是惟一能够运送物资的牲口了。为了保证下一步进军路上部队的补给能够跟上，师里在四川藏区采购了一万多头牦牛，这一万多头牦牛将组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我们这一支，不过是浩浩荡荡运输大军中的一小部分。
一想到那么多人和我们一样赶牦牛，我们的胆量壮了一些。
需要运送的物资也分配来了，有粮食，有弹药，还有银元。分成无数个驮子。我们就是把这些驮子送到前线去。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驮子搁到牦牛的身上。
没想到这就很难。我和吴菲搬起一个驮子，围着牦牛转了十多圈也没能把它放上去，急得出了一头的汗。后来还是在男兵的帮助下，才勉强把驮子放到牦牛背上。
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更难：上好驮子的牦牛不往前走。它们站在那儿，生了根似的，任我们怎么赶怎么推怎么吆喝，它们就是不动。
小小的赵月宁急了，上去用两手推牦牛的屁股，牦牛还是纹丝不动。她生气了，捏起拳头使劲儿地擂，牦牛慢慢地转过硕大的脑袋看了她一眼，还是不动。大概她那个小拳头擂上去在牦牛的感觉中就是挠痒。
我们一边笑一边担心：怎么办呢？牦牛不听我们的话。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怎么办？
苏队长比我们更急，最后想出个笨办法，让我们在牛头上栓根绳子，像牵马那样牵着牦牛。于是我们就分成两人一组，一个在前面牵，一个在后面赶。
我和吴菲一组，吴菲在前面牵，我在后面赶。但任我们怎么用力，牦牛就是不动，好象生了根。大概它们祖祖辈辈都没被人这么牵过，很不乐意。吴菲就用力拉，牦牛被拉火了，用头蹭了她一下，把她蹭了一个跟头。吴菲也火了，从地上爬起来说，你还敢顶我？就给了牦牛一拳。牦牛又蹭她一下，她又还它一拳。
我看见那牦牛的眼睛里有红色漫上来，胆战心惊地说，吴菲你别惹它！
吴菲根本不听，又连续给它两拳。这下牦牛不耐烦了，一撩蹄子，把吴菲踢倒了。踢得吴菲滚出了一丈远，立即就捂着小腿爬不起来了。我吓得死死拽住牦牛，生怕它再踏上去一只脚。
一旁的赵月宁吓得脸色都变了，拔腿就去找苏队长，边跑边喊，苏队长，不好了，吴菲和牦牛打起来了！苏队长忙不迭地跑过来，先扶起吴菲，撩开她的裤腿看，那里已经乌青了一大块，搬着脚腕试了试，还好，没让牦牛踢断。这才吁了口气说，小吴，你也是，和谁打架不好，和牛打。你就让让它吧，它是牛啊！
这后来成了一个笑话。一路上大家经常问，怎么样，今天谁和牦牛打起来了？
眼看着要出发了，我们仍没能治服牦牛。
师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我们雇来两个藏族牧民。让他们协助我们赶。苏队长觉得心里不安，她觉得是她没能很好的完成任务，给组织添了麻烦。那两个牧民赶牦牛时，她就在一旁观察。她发现藏牧民赶牦牛时，个个都“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笑嘻嘻地和牛说话，好像牛是他们的兄弟一样。然后轻轻一举，就把驮子放上了牛背，然后拍拍它们的屁股，像是在表扬它们。带牦牛队走的时候，他们并不赶牛，自己走在前面，轻轻地撮起嘴唇，嘘——地一声，那庞大的牦牛群就启动了，乖乖的像一群听话的孩子，一点儿脾气也没有，跟着他们走了。回想起在路途上见到牦牛发疯的那次，也是靠着一声口哨才镇住了它们。
苏队长有些明白了，她学着牧民撮起嘴唇，嘘——地一声，牦牛真的就往前走了。她当时就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地拍掌大笑起来，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全都叫了去，让我们也试试。可是有的灵，有的不灵。苏队长又让牧民来给我们上课，牧民耐心地教我们，“哟”“哟”的发声，慢慢掌握要领。
于是出发前，我们一个个全都撮起嘴唇来，学者牧民的声音哟哟的叫，或者嘘嘘的吹口哨，练得嘴唇都干裂了，但渐渐的，终于能发出和牧民相近的声音了。当我们再靠近牦牛时，牦牛终于显得温顺了。
后来我发现，牦牛不仅温顺，还很通人性。尤其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它们总是抬起那巨大的头颅看着我们，眼里水汪汪的，好像听懂了那些歌声。渐渐的，它们成了我们的好伙伴。
有一次，我们在灌木林里遭遇了一群狼，那群狼大概有30多头，非常饥饿的样子，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嚎叫。我们紧张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牦牛也叫起来，它们的叫声像威武的号角，一声声的，把树叶纷纷震落下来。有一头牦牛一边吼叫着一边朝狼走去，另一些牦牛也朝狼走去。那群狼终于胆怯了，夹着尾巴逃离。
就这样，我们和200头黑黑的牦牛一起，爬冰山过雪峰，相依为命度过了50多天，终于在11月里到达了昌都。
那些日子，苏队长天天和我们呆在一起，和牦牛呆在一起，我们几乎要忘记她是一个母亲了。晚上回到住处听到虎子的哭声时，我们才想起她还有个可爱的儿子，并且，还有个心爱的丈夫。
说实话，自从见到苏队长的丈夫王政委后，我心里对他很有些失望。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其貌不扬，我以为他高高大大，英俊潇洒。因为我们苏队长就英姿勃勃的，很帅气。但看得出苏队长很爱他。尽管他很少来，但只要来了，苏队长的眼里就会闪烁出一种光芒，脸上就会有红晕，人更漂亮了。
我心里想，苏队长真的爱这个看上去比她大许多的男人吗？
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就在这时，在快要离开甘孜时，我们队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队的徐雅兰被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当时为了保证下一步进军任务的顺利完成，上级要求所有进藏人员一律进行体检，凡心脏有问题者必须留下来。
说实话，我当时也险些被留下来。后来总算幸运过关。但有两个人却没能和我一样幸运一个是赵月宁，一个是徐雅兰。赵月宁是因为年龄太小，人又那么瘦。医生觉得她还完全是个孩子，让她负重行军，实在是于心不忍。徐雅兰则是被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在甘孜症状就明显了，再往高处走肯定会出问题的。
赵月宁一听要她留下，马上哭闹起来。她左右不离地缠着苏队长，说她瘦是瘦，可没有生过什么病，身体非常好。我们说我们会帮她的，就让她去吧。我们一定把她好好地带到拉萨。现在想来我们是多么得单纯啊，自己能不能走到拉萨尚且不知，就想着去保驾别人了。苏队长和师里的其他领导拗不过她和我们，终于同意让她一起走了。她高兴得搂着我们跳起来，那张脸就跟高原的天气一样，刹那间风吹云散，出了太阳。
可是徐雅兰就不行了，明摆着的危险让我们谁也不敢为她说话，一起劝她留下来，留在甘孜。领导说，甘孜也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后面还不断地要上来部队，需要接应。可她还是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惹得我们也都陪着她一起掉泪。
徐雅兰终于留在了甘孜，她在甘孜工作一年多后，由于身体越来越差，被调回到了成都，在军部保育院当一名老师。许多年后我又见到了她。这是后话了。
当时我们都非常同情徐雅兰，觉得她太不幸了，生病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将孤独一人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但我们不知道，还有更不幸的事情，正在折磨着我们的苏队长。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件大事。
那天当我欢天喜地跑回到住处，想告诉苏队长我通过了体检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得像桃子。明白地昭示着她破碎的心。
我从没见苏队长哭过。我为这个没见过的情形不知所措。
旁边的同志小声告诉我，说王政委刚走。王政委来告诉苏队长，不能带虎子上路。要把虎子留在甘孜。
我惊呆了。
我一下子有了一种愤怒。我想这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说的话吗？！
王新田政委来向他的妻子苏玉英告别。
他们团完成了先遣任务后，马上又领受了新的任务，要出发了。
苏队长正坐在拉姆的房间里给虎子喂奶，看见丈夫她笑笑说，你看，我喝了几天酥油，奶水比原来多一点儿了。
王新田默默地在她身边坐下，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看看瘦弱的儿子，看看更为瘦弱的妻子，心里很难过。他但现实容不得他儿女情长，他抬起手来，为妻子捋了捋头发，想说的话却始终开不了口。
苏玉英说，你好像有什么事要说？
王新田清了清嗓子说，我马上要带部队出发了。
苏玉英说，我知道。我们也会很快跟上来的。
王新田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来……和你商量一下……孩子的事。
苏玉英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抱紧了孩子：孩子怎么啦？
王新田硬着头皮说，你知道，接下来的进军路途更加艰苦了，全靠徒步，海拔高，气候寒冷，荒无人烟，供给困难。你们还有那么重的运输任务，尤其你是队长，担着全队的担子，闪失不得。所以……再带着孩子，会非常困难。对你，对孩子，可能都难以承受……
眼泪一下从苏玉英的眼眶中涌出，滴在了孩子的脸上。她知道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还有更多的实情他还没说出来：保姆张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显然不能再往前走了；虎子一路上总是挨饿，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了；还有，他已经摔伤过一次了，万一再出什么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更重要的是，女兵队的担子在她的肩上，那是一大群孩子，那比虎子更重要。怎么办？
这都是实情。
但实情也一样刺痛人心。
她说，那……怎么办？
她说这话时眼泪汹涌而出，拍打着王新田的心岸。他被拍打得心里发疼，他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意味着什么。别说是母亲，就是他心里也感到疼痛。他站起来，在她和孩子面前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站下来试探性地说：要不，你和孩子一起留下，别再往前走了？
苏玉英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摇了头，她温柔的却是坚决的看着她的丈夫。她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做不到。要她留下来？且不说这意味着和丈夫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她怎么能在进军的道路上半途而废呢？她怎么能丢下运输队里的女兵们呢？就是组织同意了她也不同意。这在她是不可想象的。
王新田重新坐下来，揽住妻子瘦弱的肩膀，安慰她说，组织上让我们先暂时把孩子和保姆留在拉姆家里，你也知道，拉姆是个非常可靠的人，她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等大部队到达拉萨安顿好后，或者等进藏公路修通后，我们就回来接他进去。
只能是这样了。她擦了眼泪，异常坚定地点点头。她别无选择。
想透了，也就坦然了。
苏玉英把熟睡的孩子放到**，盖好。然后站起来，站到丈夫的面前。丈夫是那么魁梧，令她显得越发弱……
她为丈夫整理扣得好好的风纪扣，为丈夫整理戴得端端正正的帽子，然后把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胸前。透过军棉衣，她闻到了丈夫身体的气息，那种熟悉的好闻的气息。丈夫紧紧地抱着他，抱得她身上发疼。但如果疼痛能延续这拥抱，她愿意选择疼痛。她轻声说，来吧。丈夫摇头，但手上用的劲儿更大了。她忍不住发出了呻吟。丈夫却忽然松开手，站到了一边。
王新田说，我得走了。她怨尤地问，干吗那么急？王新田说，团长还等着我呢。出发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安排呢。她说，难道就在乎这半天的时间吗？或者，我们只需要一会儿，你……你的担子那么重，也该松弛一下……王新田迟疑了一下，走过来，拥住她，下巴在她的头发上轻轻地蹭着。他以少有的温存耳语道，马上要上路了，前面的路很苦，我不想让你……背上包袱……
她明白了，释然一笑，仰起脸来看着丈夫，就像妹妹看着兄长。她想，他多好啊！然后她用两只手环住了丈夫的腰。她知道她又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丈夫了。
但丈夫掰开她的手，他看着她，目光深深的，好像要在那一眼里把她看得足足的，整个儿看进心里去。然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拉开门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他甚至没有亲一下他的儿子，他的那个叫做虎子的瘦弱的儿子。
我们几个女兵得知苏队长要把虎子留在甘孜时，全都哭了起来。
我哭着说，苏队长，你可不能把虎子留在甘孜呀。我说的时候，眼前又浮现出了在甘孜城里看到的那一幕，浮现出了那个拖着两腿的小乞丐，那些被挖了眼、抽了筋的奴隶，还有那个骑在马上的奴隶主。
我祈求苏队长说，你不能把虎子留在这儿呀，我们带他走，我背，我背得动的。这一次我一定会小心，再不会摔着他了，我就是死也要把他背到拉萨……
见我一脸的泪水，心如刀绞的苏队长只能反过来安慰我了。她说别难过小白，不会有事的。拉姆很可靠，张妈对虎子也很好。再说最多一年，我们就会走到拉萨的。到那时候，路也修通了，我就回来接他。说不定他在这里养着，还能胖一些呢。
我把虎子抱在怀里，看着他那瘦弱的样子，终于接受了苏队长的说法，如果虎子留在这儿真的能养胖一些，苏队长就不会老是含着眼泪看他了。再说，苏队长都无法选择的事，我又能怎样呢？我有什么权利来决定虎子的命运呢？
我是说在那个时候，虎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们努力工作着，努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想以此来减轻苏队长心里的痛苦。
那些日子，苏队长看着我们时，眼里是心疼，看着虎子时，眼里是心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明白，疼和痛是不一样的。
出发那天，拉姆要抱着虎子送我们，苏队长不让。她有些烦躁地说，就在这儿分手。她指的是拉姆的家门口。我们已收拾好了所有的行装，大部队在等我们，牦牛在等我们。而我们在等苏队长。苏队长背上东西往外走。她不想耽搁。
拉姆跟在她身后反复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好他的，有我在就有他在。
苏队长也反复说，你快回去吧，我们走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只有虎子什么也不知道，在拉姆的怀里安静地睡着。
苏队长最后看了他一眼，就大步地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再也没有回头。我不知道她流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我只知道她这一去，就永远告别了儿子。
不不，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最多一年，苏队长就可以接回虎子。我真是这么相信着。
我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半年后虎子竟然下落不明；我更没想到的是，一年后，虎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先后离开了人世。
我永远也忘不了王政委的死。
那时我们已进藏两年了。我已有了大女儿木兰。王政委很喜欢木兰，因为虎子的失踪，苏队长的牺牲，让王政委变得沉默寡言。你们的父亲和我，都觉得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才好。但木兰的出生，让他脸上有了些笑容。那种笑容有些急迫，有些怅然，怪怪的。
可就在这时候，他病倒了。
王政委得的是一种怪病，先是脚肿，后是腿肿，然后是上身肿，就这样一点点绝望地肿上来，一直肿到胸口，然后人开始喘不上气，最终被活活憋死。两个月之内，已连续死了3个战士。王政委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士一点点走向死亡，他咬这牙，铁着脸，有时候忍不住举起拳头狠狠地擂自己的头。
没想到王政委也得了这种……
你们的父亲为此急得嗓子嘶哑，辛医生也焦虑不安，两眼通红。辛医生是最忙的，遇到这种事，全团他的压力最大。他翻遍了所有的书，都没有见到这样的病例。辛医生那段时间很难过，他不去看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那些疾病是他带来的，他绝望得要命，连替那些不幸者去死的念头都有了。
后来团里向军区汇报后，军区专门派来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曾是国民党的军医，比较有经验，但他看了病情后也感到茫然。军区只好把病情电告给内地大医院，请专家们会诊分析。专家们会诊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长期缺少维生素而引发的特殊脚气……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大量补给维生素。上级于是迅速从内地调拨维生素药品到西藏，但再迅速也得十天半月的。所以要求部队紧急采取措施，让官兵尽快摄入含有维生素的东西。
可上哪儿去找含有维生素的东西呢？何况还要大量？如果有，又何至于得这样的病？
辛医生想来想去，向你们的父亲建议说，恐怕最方便最好找的，就是青稞苗了。
你们的父亲一听，立即下令拔几亩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的青稞苗，让官兵们当菜吃。那青稞苗吃起来像草一样，无法嚼得很烂。但你们的父亲下令要每个人都把它们生吞下去。他相信只要能进入肠胃，总会有效的。一周后，这个方法果然初见成效了，一些刚发现浮肿的官兵开始得到控制，逐渐消肿。
但对王政委来说，已经迟了，浮肿已从他的下半身肿到了腰部。但他的脸却一天天地瘦削，原来腮帮上鼓着的那两块肉也不见了，下巴尖尖的，长满了黑黑的胡子。他每天躺在**不能动弹。你们父亲端着煮好的青稞苗到他的床边，要他吃，他总是摇头。他说别浪费了，反正我已经不行了。你们父亲吼叫着说，谁说你不行了？！你行！你必须行！
为了不让你们父亲难过，王政委勉强吃了一些青稞苗。他一边吃一边大口喘着气，他已经不能坐了，只能半靠在通讯员的怀里。嚼几棵青稞苗，喘一阵气，再嚼几口，再喘一阵。一张瘦削的脸因为憋气而显得蜡黄。看到这张脸我就想起了苏队长牺牲前的样子。我有一种预感，王政委他要去找苏队长了，他丢不下她。可是虎子怎么办呢？他已经没有母亲了，不能再失去父亲。我说王政委，你一定要挺住，苏队长还要你去找虎子呢。等路修好了，我就和你一起去找。王政委张大了嘴喘气，断断续续地说，小白，虎子的事，就拜托你和老欧了……我可能不行了……
你们父亲又吼起来，他说谁说你不行了？！我不许你再说这个话！
但只要一走出王政委的小屋，你们父亲就像个孩子似的掉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不知所措的样子。除了每顿强迫王政委吃一些青稞苗外，他就是反复拽住辛医生问，他会好的，是吗？他没事儿的，对不对？
辛医生只能点头。如果摇头的话，我估计你们父亲会暴跳如雷。
可是，还是太晚了，还是无法挽回了。
王政委是一个凌晨突然走的。他选择了一个你们父亲不在的时间，我相信他是有意这样选择的。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父亲看见他死去的那种痛苦。你们父亲每天都守着他，但恰好那天夜里部队驻地窜入一股土匪，你们的父亲带领骑兵小分队追击去了。
我代替他守在王政委的身边，也就代替他受尽上苍的折磨。
王政委死得非常痛苦，因为呼吸困难，他不停地用手抓扯自己的胸膛，以至于胸口上全是道道血印和块块青紫。他的那个样子让我难过至极，有一刹那我恨不能帮他把胸口撕裂，让空气进入他的肺部。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是神啊，我多么希望我能解除他的痛苦。但我所能做的，只是拼命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再抓伤自己。他挣扎着，喘气声如山摇地动般震人耳鼓。但突然，他的手瘫软下去，声音在一瞬间止息了。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而去。
我惟一感到庆幸的是，你们的父亲没有亲眼目睹。但他仍像没了魂似的，几天不说一句话。从进军大西南开始，他就和王政委共事，情投意合，非常默契，已经整整5年了。可王政委从6月3日发现病情到6月10日死去，仅仅一星期。我想就是一个月、一年、一个世纪，你们父亲也无法有思想准备，何况一星期？
那是6月。6月从此成为你们父亲心里的伤痛，成为一触就会流血的疤痕，并且永远无法愈合。
我想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实现王政委的遗愿，找到虎子，把他抚养成人。
可我不知该上哪儿去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