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再说反对的话，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也许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她用那种我非常熟悉的忧伤望着我说，这么说，你要永远离开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吗？

我被母亲问住了。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我答非所问地说，我要走了。吴菲也和我一起去。我母亲知道吴菲，知道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说我们要去上大学了。上大学不好吗？军政大学，一毕业就是女军官。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养活你了，你不要再去教书了，你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母亲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马上就走，我是回来和你告别的。

母亲就站起身说，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吧。我拦住母亲说，不用，到了部队，什么都会发的。母亲还是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想找点什么给我。可家里实在是太清贫了，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具，什么也没有。

母亲打开惟一的一个箱子，拿出一快新布说，本来这块新布我是想等你工作以后给你做件旗袍的，既然你要走，现在就做吧。

原来我一直很想要一件旗袍的，我还没穿过旗袍呢。可现在我没心思了，我连连摆手说，妈你留着吧，别给我做了。哪有女兵穿旗袍的？我们都穿军装，扎腰带。等我穿上军装，就照一张相寄给你。

母亲没有说话，把桌上的作业本收了，将那块新布摊开。那是一块簇新的阴丹蓝布。母亲的手是非常巧的，针线活儿一流。

母亲做着做着，就流泪了。那深潭一样的泉水终于流了出来。凭着做母亲的**和直觉，她知道她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我绝不会悲观。一辈子长着呢，我想我以后会有机会孝敬妈妈的。

我爱我的母亲。可惜她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照片。就我的记忆来说，母亲是个美丽的女人，在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母亲。你们几个孩子，最像我母亲的是木鑫。母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那双忧伤的眼睛。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用那样的眼神望我，以至我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的。直至有一天，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看见她的母亲嘎嘎大笑，并且用力地拍我的脸蛋，还声音响亮地说我比她家孩子文气，我才知道做母亲的是可以这样说话这样大笑的。但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她的眼里好像蓄着一汪很深的泉水，总有不尽的忧伤从里面流出来。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不知为何母亲一直没有再嫁，也许是因为做了教徒？母亲找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十几年来，我们母女一直相依为命。可我却那样绝情地离开了她，我几乎没有想过我走了之后母亲靠什么活下去，她在这个世界上是那样的孤单。但我还是走了。我太年轻，因为年轻而自私，一门心思只想照自己的愿望去做。还有，我丝毫没想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陪伴母亲了。我以为我去去就回。最多不过几年的事。我渴望走出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

我坐在母亲身边安慰她说，妈你别难过，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来看你。

母亲看着我说，出门在外，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

母亲又说，与人相处，要谦让，要宽容。

我又点点头。

后来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骑了几个小时的马，太疲倦了，我就那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睡在**了。桌上放着做好的旗袍，旗袍里包着一本《圣经》。母亲一直要我读它，可我读不进去。看来母亲是要我带上它。母亲不在房间。我想她一定是出去买早点去了。我最喜欢吃我们那个镇上的米糕了，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又香又软。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买上几个。那米糕也便宜，2分钱一块。

我坐在那儿想了想，决定趁着母亲还没回来之前赶紧走掉，免得母亲告别时又伤心落泪。我一看见母亲落泪心里就难过。但我却没想到，即使我不看见，母亲也是要落泪的，而且会更伤心的。那时我还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我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从作业本上撕了张纸写了一行字：妈，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的。但写完后，我又把纸揉了，塞进了衣服口袋。我想这些话都是说过的。母亲知道。

有些话，我是说我们心里珍藏着的那些话，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说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亲人，那些话就不必说，我们以为亲人是知道的。但不是那样，有些话不说出来，亲人永远不会知道。而等你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你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母亲赶做出来的那件蓝旗袍，还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圣经》放进了行李中。我想不带走会让母亲伤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心里有一刹那的难过。但我甩了甩头，赶走了这刹那的难过，毅然打开了门。临出门前我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很想吃几个母亲买的米糕，为此我还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静悄悄的，晨雾迷漫。

我一头扎进雾里，心情却十分晴朗。

后来我给母亲写信。

第一封信是刚入伍时写的。我说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离开眉山时写的，我说我参加了进军西藏的部队，等解放了西藏就回来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写的，我说现在上级号召我们要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暂时不回来了。

我就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远离了母亲。

我曾经因为不懂事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这种伤害一直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结果是你们替我的母亲偿还了。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不理解。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

但我不怨你们。这样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我明白。

那个冬天，我是说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我们四个好朋友幸运地分在了一个班。刘毓蓉已经说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应等她读完军政大学再结婚。姚兰芝还瞒着家人。吴菲虽然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愿。她的父亲是重庆一个百货公司的业主，家庭条件相当好。父母亲舍不得让她跑到军队上去吃苦。但吴菲已经铁了心，无论父母和兄长们怎么劝阻也不听。后来她索性使性子说，如果父母再阻拦她参军，她就和家庭决裂，让他们这辈子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天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到学校来，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旦过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吴菲见同学们都看着，觉得很丢人，一个劲儿撵她父亲走。她父亲无可奈何，终于走了，满眼都是担忧。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儿日后还会去西藏，肯定会用三把大锁把她锁在家里的，任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她父亲走出去之后又很快倒了回来，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地塞给一叠钱，说请我以后多多关照他的女儿。我的脸一下红了，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我和吴菲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帮助的，你不用这样收买我。

我真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他那样做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一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们走到藏区，身上没有一分钱买草纸时，我才把这事告诉吴菲。我开玩笑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把你爸的钱收下来呢。吴菲说，别说你，就是我也没要他的钱。

进入军政大学没多久，我们最初那种当兵的兴奋和喜悦，就被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取代了。每天早上一吹哨就起床，出操，打扫卫生，然后就是训练。在操场上一排排地来回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气阴冷，站在那儿手脚冻得发僵。那些派来训练我们的解放军一个个都严肃得像铁人，从来不笑，也从来不心软，不到时间一分钟也不会提前结束训练的。

每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女兵们一个个累得直叫妈。我还好，从小爬山，不怕累。吴非就惨了，平时路都少走。她一躺上床叫唤说，不行了，我不爱解放军了，他们太严厉了，太没人情未儿了。我说好啊，那你也别爱自己了，你自己就是解放军呢。吴菲大笑，说，呀，我怎么就忘了，我自己也是解放军呢。那不行，那我还得爱。

是的，尽管穿上了军装，我们还不像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只是些穿着军装的女学生。但我们单纯、热情，愿意改变自己。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军人。

军政大学真如校名所示，就是学习政治和军事。

我们的课程有时事政治，有社会发展史，还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至于军事课，主要是掌握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及队列要领。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走路时，已不再像做学生时那样喜欢挽着手臂摇摇晃晃，而是甩起手来迈着大步。我们见到领导时，不再扭扭捏捏地往边上躲，而是大大方方地上前行个军礼。我们一天天地把那些刻板的形式转变为了内在气质，军人气质。

当然，我最喜欢的是还是唱歌，特别喜欢大合唱。部队的大合唱跟教堂里的唱经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静得不能再静了，一个是热烈的不能再热烈了。我很喜欢那样的大合唱，喜欢那种节奏强烈的、山呼海啸的、分不出彼此的

感觉，喜欢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其中，又冲撞出来，扬上云端。每当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挥动着胳膊指挥我们唱歌时，我听见的都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自己的心跳。我们**万状地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唱《团结就是力量》，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

这是一首多么好听的歌

我知道，你们说我的性格有些硬，不像别的母亲那么温柔和蔼。我想，也许那是因为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努力想磨掉自己身上的那些女人气吧。真的，那时候我认为一个女兵是不该像女人的，而应该像个男人，或者说像个男兵。我后来真的像个男兵了，常常有人搞错。我不但不难过，反而很自豪。

请你们原谅并理解你们的母亲。

一年后，当我们整队集合、喊着口令步入会场时，我们已经和初进校时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甩着手臂，踏着节奏明确的步子，与整支队伍融为领一体。特别是当我们唱起歌时，更显得英姿飒爽。我想，我终于成为自己羡慕的女兵中的一员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我不知道，作为一名女兵，仅有自豪是远远不够的。

1950年初，当我开始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你们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前往川南一小城驻防。

如果说你们的父亲对驻扎下来、不再打仗、进入和平生活没有一点向往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加上他的搭档王政委，也就是你们知道的王伯伯已经结了婚，常常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媳妇，脸上浮现出幸福满足的笑容，让他羡慕。

王政委的爱人，就是我后来的队长，叫苏玉英。王政委原先在师宣传科工作，苏玉英在师文工队，两人就认识了。打过长江后他们结了婚。等到了四川，他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这让你们的父亲非常羡慕。

接到驻防命令时你们的父亲想，也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惫了，能够在天府之国里驻扎下来，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顾不上成家的事。现在总算可以考虑一下了。他甚至具体想到了找一个四川姑娘作媳妇。他也不知听谁说的，四川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能吃苦。虽然他很羡慕王政委，他觉得他们这一对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战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个队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觉得这很不现实，当时部队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着王政委脸上放光的样子，总是又高兴又羡慕地擂他一拳说，要当爹了，还不快请我喝酒？

王政委那时候的确很兴奋，革命胜利了，妻子也快要胜利了。大事小事都顺心如意。他走起路来都哼着歌儿。自己心里高兴，当然也就愿意关心别人，他对你们的父亲说，喝酒算什么，我的欧团长，这回到了四川，驻扎下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挑个媳妇。团长媳妇的好坏，可是关系到我们全团士气的大事。

你们的父亲说，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后代顺利生下来，咱们全团的士气就不会有问题。至于我嘛，无所谓。

王政委说，真无所谓吗？

你们的父亲嘴硬，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只要有兵带。说句摆老资格的话，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辈子没老婆，我也不亏。

结婚以后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过老实话，他说天天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想过结婚的事，一但停下来，这个念头就强烈起来。毕竟是20多岁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看见女人走过，也会想象将来自己的媳妇该是个什么样子。说一辈子不要老婆，那是假话。不知怎么，他的家乡观念很淡，不像王伯伯，王伯伯最初看中苏队长，就是因为是他们是同乡。你们的父亲却是四海为家的样子。如果不是后来接到了进军西藏的任务，他很有可能马上在当地找个姑娘结婚。

如果那样，当然就不会有我们的结合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感觉。

就在你们的父亲率领着他的团队兴高采烈地向川南开拔，以一天几十公里的速度行进时，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向他们抵近。

1950年元旦后，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同意西南局和二野领导对解放西藏的部署，即同意由十八军主要担任解放并经营西藏的任务。于是，解放西藏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当你们的父亲他们团刚刚到达宿营地准备休息时，突然接到了上级指示：全团停止前进。两日后北上返回乐山集结，准备领受新的任务。

命令一下达，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一头雾水。

但你们的父亲却莫名地兴奋，他是个职业军人，职业的**让他预感到这个新任务非同一般。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分析元旦社论，研究地图，彻夜难眠。元旦社论上明确地说，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你们父亲琢磨着，解放台湾和海南岛，肯定是三野和四野的事，解放西藏恐怕就是非他们二野莫属了。

果然几天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在西南局所在地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十八军军长、政委，以及师以上领导主官，正式向他们下达了解放西藏的任务。

十八军是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与冀鲁豫军区一纵二旅等部队共同组建的，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十八军，是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英勇善战，同时还具有独立作战的光荣传统，富有开辟和经营新区的能力。领受了这一任务的十八军将领们自是很自豪，但同时，他们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地处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气候恶劣，不适宜作物生长，更不适宜作战行动。一旦行动起来，首先补给就是一大困难。恐怕是前方派赴易，后方补给难；军事收拾易，政治解决难。

但无论难易，这一仗是打定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二野领导明确表示，动员全野战军一切可能的力量，从装备、运输等各方面支持十八军，并不惜一切抢修公路，以保证运输。

很快，军、师长们回到了部队，传达了上级指示。这一下，部队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这种沸腾并不都是斗志高昂的表现，还是有不少人转不过弯来，他们觉得十八军打了十多年的仗，东伐西讨，南征北战，早已疲惫不堪，浑身伤痛了，好不容易可以在四川喘口气休整一下了，没想到又要投入战斗，而且是从未有过的艰苦战斗。

你们父亲是不需要转弯的。他向来不喜欢婆婆妈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这是一件关系到整个中国统一事业的大事。在军里召开的会议上，军长在那张大地图上把西藏划了一个大圈，他说，你们看，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差不多是我们整个中国的8分之1了，我们怎么能让帝国主义把它占了呢？

下面有个干部嘀咕说，听说西藏是个不毛之地，很荒凉，又不能种庄稼，干吗非得花那么大的劲儿去占领它呢？

军政委说，你把它看成不毛之地，帝国主义可从来不嫌弃它，这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打西藏的主意，总是想法设法地往那儿钻。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难道我们对自己国土的热爱反倒不如帝国主义？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帝国主义把西藏割裂出去而不管？再说，如果西藏真的被割裂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退到金沙江边，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安稳吧！

这一番话把大家说的心服口服。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忍不住大声叫好。他站起来表态说，我坚决服从野战军的决定。西藏从来都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国民党都没把它丢了，更不能让它在我们的手中丢失。我们不但要解放它，还要守住它，让它永远不离开我们中国的版图。这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我代表我们团表个态，请军里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军长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们团。

果然，在军里拟定出的进军方案中，你们父亲所在的团，以它的英勇善战、以它的顽强作风被定为先遣团。你们的父亲高兴得满脸笑开了花。终于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作过战。你们父亲跟王政委说，咱们当兵的，就是骑马扛枪打天下！现在终于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这辈子真不白活！

他的命运从此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

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向西藏抵近。

夏天来临时，我们从军政大学学习结业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重庆闷热的上空传播着。那消息说，十八军来了几个干部，要从我们这批女兵里挑选100个女兵，充实到进军西藏的大军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兴奋得嘣嘣直跳。现在想想真怪，我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兴奋呢？我怎么会在对西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向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西藏而兴奋。

我更不知道你们的父亲那时已经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里建立进军根据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兴奋，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

我在十八军同志带来的大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它还没有解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去解放它！整个中国大陆都解放了，如果还要解放谁，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参加一次解放受苦大众的战斗啊！

而且，我还想到西藏那块神秘的土地上去唱歌。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学都很激动，大家觉得革命前辈总算是留了一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亲手来解放它。

全体女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没有人产生一丝的畏惧，也没有人有一丝的怀疑。那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就没有畏惧、怀疑、忧虑这样的词。我们有的只是热情、勇敢、信仰、希望。我们像一团生面，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发酵起来，热气腾腾得挤满了校长办公室。

我们四个好朋友仍是一起报了名。经过军政大学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都变得比过去坚强，比过去有主见。刘毓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凡事都必须经未婚夫点头的刘毓蓉了，她非常干脆地对未婚夫说，要么你也报名参军，我们一起去西藏；要么你就耐心等着我，等我解放了西藏再回来结婚。

她的未婚夫犹豫再三，选择了后者。他害怕去西藏。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跟刘毓蓉说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两年后她还不回来，他就不再等她了。刘毓蓉想也没想就爽快地说，行啊，就两年。

那时候我们认为，解放战争也只打了三年，解放一个西藏还用得着两年？

但毕竟只招100名，不能个个都去。作为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身体健康成了招收的主要条件。招生的同志说，西藏非常苦，进军西藏更为艰苦，因此身体必须好。身体好是首要条件。

他们为身体定了一个硬扛扛：体重必须超过90斤。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重90斤肯定不在话下，或者说，只会是超重的比达不到的多。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我。我们四个人里我最瘦，个子又最小。我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瘦点儿。如果仅仅因为少几斤体重就被刷下来，那不太亏了吗？

那天我急得像一头急于拱出笼子的小野兽似的，四处乱撞。吴菲她们见我急成那样，也急起来。她们三个的体重都没问题。但如果我去不成，她们怎么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吴菲想出一个办法。她说体检的时候，吴菲和刘毓蓉站在我前面挡住医生，让姚兰芝站在我后面。等我称体重时，姚兰芝就悄悄踩一只脚到磅秤上，这样肯定能增加重量。我们四个人中她最胖。至于能增加多少，她心里也没底，只好听天由命了。姚兰芝看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当即同意了。她再三对我说，到时候她一定会用力踩的，让我非超过一百斤不可。

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心跳得很厉害，两腿酥软，人就像要飘起来似的。长那么大，我还从没干过这种作假的事。我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不光是我，刘毓蓉的脸都红了。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气，不要慌乱。

医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吴菲往前靠，有意挡住他的视线。姚兰芝迅速踏上一只脚，用力一压。医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丝毫没察觉我们的计谋。

46公斤——他报出了数字。

够格了！我赶紧跳下来，生怕有人发现。姚兰芝紧跟着上了磅秤，说瞧你轻的，看我的。保证有100斤。我们都听出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们都笑起来，暗暗得意。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就在我转头的时候，一张笑吟吟的脸正对着我。是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他干净利落，个子瘦而高，像一棵白杨树。当然，那时我完全不认识他。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显然是看出了问题，想告诉那个负责称体重的医生。

我的脸涨得通红，情急之中我竟然对他说，我会唱歌，别看我体重轻，我唱歌声音很大的。不信你问她们，再不信我马上就给你唱。

吴菲和姚兰芝只是点头，一句话求情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们都怯生生地紧张地看着他。他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我们的目光都可怜极了，令他不忍心揭穿我们的“骗局”。就这样，我终于站到了合格的队伍里。等我想答谢一下那个年轻人时，连他的人影都找不见了。我也就在一转眼忘掉了他。

但我没想到，我们后来还会相见。如果不再见面，我可能永远只会在讲到这件事时想起他，并且感到好笑。他只是我脑子里那一幕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像现在，他成了我记忆中的伤痛，不，是生命中的伤痛。

1950年夏天，我们100个体检合格的军政大学分校的女生，一起坐大卡车往川西走。我们的军部在川西平原。

我们丝毫也没对将要去的西藏产生恐惧。真的。尽管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关于西藏的可怕说法在流传，说西藏那个地方如何的天寒地冻，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下雪就有成群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人不能出门，鼻子一摸就没了，耳朵一摸就掉了，等等。还有别的更为玄乎其玄的说法，比如氧气稀薄，寸草不生，鸟儿不飞，外面的人到了那儿，说倒下就倒下。倒下就别再想起来了。以后，当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并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后，我知道那些说法的确是夸张的。

但我也同时知道，西藏的确是非凡的。

当时我们一路唱着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的歌。我们才不害怕呢。

毕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们的卡车忽然停住了，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有同学说，不知是谁的家长得到了消息，赶来拦住了我们的汽车。

吴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因为当初参军他父母就不肯，现在要进西藏，那还得了？吴菲说糟了，肯定是我爸来了！怎么办？

她的声音里立即带上了哭腔，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说你别怕，我们帮你。我和几个同学叫她躲在车上蹲着，我们围着她站着。我当时已经想好了，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谎。如果吴菲的父亲问我吴菲在哪儿，我就说她已经回家去了。我的心因为这个预谋好的谎言而慌张得乱跳，腿也软起来。

我心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亲出现。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又希望母亲出现，又怕母亲出现。希望母亲出现，是想再见她一面。因为离开学校前，我没有回家跟她告别，我只是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分配到十八军了。我没敢说我报名去西藏。一直到进入藏区后，我才写信告诉她我进藏了，但我仍是说，一年后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骗她的。

后来我终于看清了，拦车的家长中没有吴菲的父母，也没有我的母亲。但却有姚兰芝的父亲，还有另一个女兵的父母，他们正拉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坚决不准她们到西藏去。一时间许多路人都围了过来。

从那些家长的神情看，他们就像是来拯救女儿性命的，好像他们的女儿正面临着万丈深渊，面临苦海的岸边，如果他们不把女儿一把抓住，他们的女儿马上就没命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令他们的女儿又尴尬又无奈。

我看见姚兰芝傻站在那儿，就跳下车去帮她。我拉着姚兰芝的手，想说服她父母让她留下。但她的父亲凶巴巴地推开我说，不要你管，你自己要去送命，别拉着我女儿。

我只好松开了手。

接兵的同志见此情形，态度很温和地对两个家长说，对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我们从来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如果你们不自愿，就请回去吧。

无奈，姚兰芝和另一个女兵流着泪和我们告别，跟父母回去了。

我坐上车，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心里真为她们感到遗憾。由衷的遗憾。

几十年后，姚兰芝找到了我。一别20多年，她找到我时我已离开了西藏。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也几乎认不出我了。我们各自说着离别后的情况。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一样的，比如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都老了。但有许多地方又是不一样的。比如当我讲述往事时，常常情绪激动，她的情绪始终是淡漠的。惟有说起孩子时，她的脸上才露出笑容，她对孩子的亲昵让我羡慕。再比如我们的孩子因了我们的命运，也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最好笑的是，当我们老了，得的也是完全不同的……

很难说谁是谁非，谁好谁坏。我只能说我对我的选择不悔。

因了这样一个选择，我常常在回忆往事时感到心底的疼痛。

这样的疼痛使我无法麻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