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他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外，就不得不从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这次失误的原因了。文人相轻，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饭，都由于嫉妒心作怪。政治家、军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诸葛亮拒绝魏延，是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这种情感，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鼓励竞争要强之心吧？一旦超乎这个范围，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奥赛罗，妒火中烧，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扼住喉咙将她掐死时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发作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这个圈子来看，那就更有看头了。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烦”苦日无多的诸葛亮，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刘备生前对魏延十分信任。“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但与诸葛亮谈到马谡，却认为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刘备这个人，才质平庸，但对马谡的看法，事实验证他是对的。因此，他赏识魏延，委以重任，决不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赖之处的。

诸葛亮所以对马谡“深加器异”，就因为马谡好纸上谈兵，能顺从他的意旨，而对魏延一直持怀疑和仇视的态度，动不动就要把魏延推出斩首。说穿了，就是魏延不怎么买他的账。

《三国志》载：“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看来他们帅、将之间的矛盾，早就相当地尖锐了。所以，诸葛亮在上方谷设计火烧司马懿父子时，这位主帅，甚至想把魏延也一并火葬的。

由此可见，有才能的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复杂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中国人对人的评价，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变化，坏可能变好，好可能变坏的方面，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后，好，便永远的好，坏，便永远的坏，直到盖棺论定，这是二；被否定评价的人，无论怎样好自为之，也扭转不了已经定型了的观点，这是三；于是最后，整个社会形成的极端化趋向，有形无形地迫使着这个人无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远。当重新审读历史上魏延这个人物，难道，能说诸葛亮毫无失当之处吗？他对魏延不变的看法就正确吗？一个身居高位的领袖人物，绝对相信自己的圣明，大家也恭维他的圣明，那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于他的过分视部属为敌，他的狭隘，无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难分好歹。所以，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安排，就促使魏延生变作乱。本来战斗力已很疲软的蜀国军队，至此，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魏延之乱，始于诸葛，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魏延这样一个有军事头脑，有实战经验，有胆有谋的强将，对这个不以他的尊严为念，具有挑战意味的部属，诸葛亮的感情虽然表现得特别地隐晦曲折，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内心世界却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以一支弱势的军队，要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次战机，除了感情的拒绝外，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

夺城者将，夺国者帅。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蜀能建国称帝，在三分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立足荆州，谋取益州之蓝图，樊城、江陵之败，按刘备的想法，南奔苍梧，投靠吴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由于东吴军事上的建树，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获，而后北进汉中，也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

然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只是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表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如玩敌人于股掌之上的从容。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打军事仗，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战，也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这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使他煞费苦心，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夺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败局的命运。对一个政治家来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很可怕的性格悲剧。连续十年，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无功而返。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国势日衰，兵将凋零，实力耗竭，百姓厌战，最后，他老人家一死，蜀国也就敲起了丧钟。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帅。什么样的君臣将帅，和用什么样的人，是至为关键的。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此人，勇而残忍，残暴苛虐，实不足取，但他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来看，蜀国的诸葛亮与魏战，吴国的陆逊也与魏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是与主帅的指挥得失紧密相关的。蜀国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吴国相信的周鲂赚了曹休，大获全胜。领导的责任，就是用人，而准确地发现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则更是主帅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撇开老将如赵云，猛将如魏延，青年将领如姜维，都不用，独信马谡，结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计。一个人用之不当，则会影响一批人，同样，一个人用对了，用好了，也会带动一批人。吴国中期的朱桓、全综、徐盛，比之早期的吕蒙、甘宁、凌统逊色多了，但陆逊指挥若定，左右协同，部将效力，主动杀敌。尤其周鲂比之当年黄盖，不弱半分，结果曹休大败，回到洛阳就发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头的机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余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现实状况，要善于用人，扬其所长，抑其所短，不因噎废食，求全责备。人得其所用，是制胜之一道。人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则更是获胜的保障。

诸葛亮是个伟人，是个接近于完人的人，这也就使他产生了太多的自信。拥有太多自信的人，便自视甚高，而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由于缺乏群众观点，肯定事必躬亲，而不愿假手于人。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搁置摈弃。蜀中干部，青黄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着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确也是事实。但他的用人标准拘谨偏执，较之曹操的“唯才是举”，简直无法比拟。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现，这也是大树下不长青草的定律。他一人把阳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恹恹地无生气了。

诸葛亮英明自信和事必躬亲，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积极性，也养成了他们的依赖心理。所以司马懿对于西蜀之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因为他只需要研究诸葛亮一个人就行了。但对于东吴的真实意图，却未可尽知。甚至周鲂的伪降，也疑信参半，因为不可能全盘掌握东吴所有将领的变数，所以魏国在与吴国的战斗中，无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击败关羽和刘备的陆逊，确实在战争艺术的把握上，不像诸葛亮这位前辈那样拘谨求稳，唯恐有失，举措犹豫，任用踌躇。例如吴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样是献计而不被采纳的勇将，但在双方主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点被诸葛亮杀了，便可知道吴何以胜，蜀何以败的原因了。

这就不能不为诸葛亮遗憾了。

西蜀最后败亡于晋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完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但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死，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五丈原弥留之际，还在遗憾：“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维，勉强够格，真是够他痛苦的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精明的领导，便光看到下属的缺点和不足了。所以，“大树底下不长草”，是很有一点道理的。孔明最后弄到文臣武将，难以为继的局面，看来并非西蜀无人，而是他不让人才脱颖而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