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阳伞？”她越疲惫越显出一脸刻薄相。

“八小时工作制是有法律规定的……”

陈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没出去工作过。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