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因为自己需要平衡就忽视了别人的感受,因为自己需要公平就要剥夺别人的自由。这些人都很可怜,可怜的就像拳击台上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蹩脚拳手一样,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爬起来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只能向台下的观众挥舞拳头。
再之,对河南人的歧视还满足了那些具有“专制人格”人的人格需要。
有证据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倾向上存在着个体差异。换而言之,有些人易于接受偏见,这不完全是由于当时的外部影响,而是由于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阿伦森(美)
我不知道河南人在外地供职的单位里是不是有这样的同事或者领导,他们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信仰坚定,往往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别人的一丝脆弱,喜欢严厉的惩罚,十分多疑而且极其仰慕权威。
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叫中国工人下跪的外国老板大致属于这种偏执的“专制人格”,如果她也歧视河南人、甚至中国人的话,我想我们当然会有更多不下跪的理由。
盲目的从众也是导致人们产生偏见歧视的原因之一。
那些无聊的看客、无脑的听者,在得知河南人被侮辱和歧视之后依然对所谓“段子”津津乐道,实际迷途而惘然不知返者大概都应该归入此列。
偏见与歧视是一种并不突显的社会现象,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要治疗这种病态,我们必须号召大家都来擦亮自己的眼睛,把潜藏在自己内心自私的东西全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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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和偏见是对双方的伤害,它既会使歧视者原本就失去平衡的内心更加地异化,也会使被歧视者最后的尊严出现另类的质变。
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找到歧视原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除歧视,而减少和消除歧视最好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使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双方能够相互依赖。
为此,我们还必须尽力改造舆论,创造新的环境。
河南人当然需要好的经济环境。
假使我们听任某些地方某些人士把攻击河南的“段子”继续讲下去,其后果是,势必会在全国兴起一种抵制河南的“潮流”(现在已经出现了若干苗头),那么,河南人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因为歧视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提到的任何问题)。可如果我们劝说那些人从现在开始就“口下留德”,并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骗子都送上法庭,那我们河南乃至于全国的经济环境都会好很多。
河南当然也需要好的文化环境。
假使我们中的那些讲“段子”的、传“段子”的以及一切对河南人怀有不良印象的人,从现在开始都能够反恭自省,真正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平自由理念的倡导与传播者,那对我们所有的事业都必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可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
优秀传统文化依附于人,公平自由理念讲求人本,而在我们很多人的内心都缺少最基本的人文信念,非人性的道德评判有时候甚至会遮蔽我们原本和善的良心。
从古代的“株连九族”到文革时期的“棍打一大片”,从骂人总要习惯性地捎带人家父母到因为看不起一个河南民工发展成歧视所有的河南人,我们一直都在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向外延展,也向后延展。
你打我一拳吗?好,我还你两脚。
你坑我一次吗?好,我坑你三遍。
你害我不成吗?好,我反过来就把你消灭。
你肉体上折磨我吗?好,那我就叫你在肉体和精神上加倍偿还。
变本加厉的复仇,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弱小者身心脆弱的最具体体现,是我们民族的缺点,也是人类的缺点。
前些年,当对中小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口号在全国叫响的时候,曾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们的民族如此苦难深重,难道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的下一代多“吃些苦”、“多受些罪”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吗?报纸上洋洋洒洒;电视上也是慷慨激昂,甚至列举出了日本的“惩罚式教育”等。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让孩子们在压力中成长,以便将来能挑得起祖国建设更重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