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轻重

在河南，假如一家人家兄弟两个都已经成家，正要从父母那里分出去，如果他们之间有矛盾，父母长辈可以从中调停，但要是有外人插来干涉，那这一家人便会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家里如此，村里如此，乡里、县里也都大抵如此。

中国人的伦理确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道理一样，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中——“忠奸”是对国家而言，“孝逆”是对家人而言，“义利”则是对朋友而言的。其轻重不同，有主有次，有缓有急，秩序井然不乱。

“仁、义、礼、智、信”之中，“仁、义”是基础：“仁、义”之中，“义”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概念，它既是“仁”的升华和总结，也给“礼、智、信”的执行提供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同时，它也是引导河南人德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义，人之正路也。”

“路”是道的意思，“正路”即正道、正义。

长时间被中庸思想教化的河南人甚至将“义”的普适性扩大到了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挚友间可以称“义兄、义弟”，忘年交可以称“义父、义子”，为民锄奸被赞为“义侠”，仗义执言被尊为“义士”。当然，别人所有的缺德行为也可以一律概括为“不义”二字。和“义”相对应的是“利”，即个人利益。

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的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来推广其行为规范和心灵准则的，所以，河南人的世界当然也就有了内外之别。忠孝事关“家国”可以不讲条件，但谈到朋友之间的“义”和“利”可就必须要讲清楚了，二者兼得的时候也有，但某些情况下你必须选择其一。换句话讲：虽然都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但有些时候你只能“喻于义”或者“喻于利”，以便大家来分辨你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此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黄河水是浑浊的，但静下来以后——半碗水，半碗泥，一清二楚。假如你说一个河南人是“重色轻友”，他可能会红着脸和你辩解半天；但如果你再说他是“见利忘义”，那他多半要跟你急。为了挽回你这种印象，他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你对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北京的一些菜市场是笔者常去的地方，那儿的很多买卖人都来自河南。

老陈（事后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家在漯河，四十多岁，进京已经五年了，他做的是松花蛋的生意。老陈告诉我：一次，有一个买菜的妇女不知怎么非说他的松花蛋有假，是土豆做的。笨嘴拙舌的老陈分辩了很长时间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工商所的管理员都来了。情急之下，他拿起筐子里的松花蛋一个个摔在地上，直到新进的三百个松花蛋全部摔碎。

那一次他损失不小。

“没啥，我不为挣那几个小钱，主要是为争这口气！”能看出来，他至今还忿忿地——不是为那几个松花蛋，而是为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河南人既然可以为了一句话就破财，当然也会为了大义而舍命。君死社稷，民死国难。为了正义公理，他们可以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心忍辱负重。他们追求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壮举，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的惊天伟业。

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为成就三分天下的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隆中对》心怀天下，一纸《出师表》义感天地。

南阳武侯祠内，这位为国事忧心忡忡的蜀国丞相现在依然紧锁双眉。距此不远，就站着“刘、关、张”那三位义薄云天的生死兄弟。据说，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临安的途中曾在此停留。看到武侯塑像，他奋笔书写诸葛《出师表》，同为“义士”的悲凉感慨使那挥扬的墨迹都带着无限的遗憾。

像他们这样舍生取义的忠臣良将在河南真是不可胜数。

河南人把“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英雄如此，百姓也是如此。

作为大家一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义”是高尚的，就仿佛摆在神龛里的红脸关云长的塑像，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朝拜。“义”当然也是不容亵读的，一旦有人胆敢违背了大家相互间的同盟正道，即刻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回击。

这就是所谓“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现在，好像没有人不熟悉这句话了。本来是对“不义”之人进行惩罚的理由，今天却成了人格缺损的施虐者对不拘小节人们眼毗必报的幌子。

抓住一点，波及其余，不打则已，打则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