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一向都把“忍”作为自己的美德。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河南人素怀“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对外交往中他们也往往本着“和为贵，忍为高”的准则。对于他们，“忍”是知礼，是通情，是善的前提，是修养，是品性，是与人相处时必须具备的德行。能忍即知退让、知义利之轻重，不能忍则不宽容、与人与己便没有余地。能忍常人之不能忍，才可为常人之不可为，才可以当大事、议兴亡——这是他们检验一个人是否可以交往的重要条件，他们也常常以此来衡量对方到底是小人还是君子。
生活中，你极少见到河南人因为磕磕碰碰这样的小事而大动干戈的，在河南各地的公共汽车上你也绝少见到有当地人会因为不留神踩了脚、挤了手而发生喋喋不休的争执。假如工作中你请河南人替你加班或者有别的代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即使在面临功利的时候，河南人往往也会主动地让步，给别人留出相对宽余的进退空间。
这种“忍让”的品性是长期以来在家族式的人际关系中培养出来的。
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村村相连，人与人之间从古至今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这个社会性极强的家族体系内，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并懂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存大家的利益。忍则“一荣俱荣”；不忍则“一损俱损”，两败俱伤不说，如果名誉扫地甚至有被逐出家族圈子的可能。
关于“忍让”的例子在河南绝不鲜见，甚至每到一地你都可以听到许多退避三舍、宽厚待人的故事。
河南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
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郭家人明白道理后立刻停止了诉讼并且甘愿让地三尺。而邻家得知此事后也十分懊悔自己当初的行为，他们也立即将院墙后移。就这样你退我让，原先院墙所在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条宽可行人的巷子。
笔者曾经到过那条巷子——长约百米，不仅可以行人，还可以通车。
现在，两旁陈旧的围墙内古时候的亭台院落早已经不见了，但历史却把宽容的微笑留在了那些在大树下玩耍闲坐的孩子和大妈的脸上。那是一种坦然开朗的表情，不虚假，不做作，大度得仿佛他们每个人都是心怀天下的朝臣、腹内撑船的宰相。
不光是对人。这样宽厚的表情在他们面临饥荒的时候有过，面临洪水的时候有过，面临一切突如其来的苦难的时候也有过。即使把天下所有的痛苦一起拿来加在头上也不能让他们把这样的表情换成恐惧和惊慌。
居住在黄河河道附近的河南农民一生辛劳，不管来年黄河的水大水小，他们都坚持把种子播撒在河道里河水可能俺不及的地方，并且坚持为种子施肥除草。虽然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见了，但农民们依然相信，汗水多流一颗，庄稼就多收一些。因为决定他们这年收获多少的是黄河的涨落，是天意，所以他们很少去核计自己劳动付出的成本和产值。这时候，“忍耐”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习惯，收获多少粮食已经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只要还有一点希望，你就要继续这样干下去，“忍”下去。
一时忍叫“忍”，百时忍就成了“韧”。
“忍性和韧性”在河南文人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的作家很少有一夜成名的，都是多年的劳苦，方才“忍”成正果。
大家熟知的——“比如写《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写《突出重围》的柳建伟，写《羊的门》的李佩甫，写《李自成》的姚雪垠，写《第十二幕》的周大新……这你该明白，河南人是软弱了外表。不赶热闹，但实在是丰富了内心。小说不是谁都能玩的。它讲体验，讲耐心，河南人都占了。”
这些人都是“十年辛苦，铁砚磨穿”的典范，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人格一样，经久散发着坚韧质朴的芬芳。
前些日子我到河南开封出差，那是一个亟待振兴的城市，去之前就听说那里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样——下岗工人不少，城市的整体发展也一般。晚上出去随便看看，从宋街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一条小街的两旁竟全都是卖小吃和杂货的摊位。我从街中间走过，四面满是“再就业”人们热情的招呼。寒风中，每盏摊位上的小灯把每个摊位后面那张带着微笑的面孔都照得异常光彩而鲜亮。
直到现在，我依然为他们感动——他们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百姓，在国家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当口的时候，他们没有等待，更没有伸手去要去拿，而是毅然选择了“自谋职业”的道路。生活也许艰难，但他们“忍”了，“忍”得那样自然、那样平静、那样朴实而简单。
为了中国这个“大家”的利益，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快乐地承受着——不，是“享受着”生活的艰难，仿佛忘记了黄河边寒风的凛冽。
河南人的“忍”中往往包含着异乎寻常的毅力和非凡的理想。
“忍”字头上一把刀，能忍不容易，要求人们必须有面对刀丛的勇气；但“忍”字下面还有一颗心，那是思想，是灵魂，是坚韧的信念，是“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