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们：我们刚接到命令，马上要进入进攻出发阵地了。我走了，在这给你们再见了！我没有多的话了，如果我还能见到你们，那你们就为我庆功吧！

再见！亲人们！再见！再见！再见了！我永远想念你们！

再见！

你们的小风

1979年2月16日

我一连写了很多个“再见”，那两字我也写的特别大，一排字可占据5、6行，因为我不想他们看到手中只有一页纸的信，但我又无更多的话可写，那种情感，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内心对他们的思念，就只能用“再见”来表达和填充了。

我写好了这封最后的信，立即把它封好，并把我所有的邮票都贴到了信封的后面。其实，那时候军人的信件已经是免邮资了，但挂号信和特殊邮件是需要付邮资的。这些邮票是我们在小芭蕉训练时，家里人给我寄来的，亲人害怕我不给他们写信，特意的为我买了后面带胶水的邮票，还有“航空条”，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知“航空条”是个什么玩意！那是你要求邮局用航空方式传递你的信件时注明的标记条。这些邮票因为没用，所以一直带在身上，大概足足有一、二块钱之多，这在8分钱的邮票时代已经是很多了。现在没用了，也为了这封信能确保寄到我的亲人手中，所以我全贴了上去，以至于信封上都没地方贴了，前面、后面全是邮票。

当我做完了这一切，部队已经开始准备东西了。我赶紧把我的装备整理好，将所有不需要的东西，包括挎包、绒衣裤和其他多余的生活用品，打成小包。说是等我们突击完成后，再由后勤给我们运上来。我又丢掉了所有多余的食品，像罐头和饼干，只留下战斗整备和400克压缩饼干。要知道，二月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尤其是晚上，我们晚上站岗都要穿绒衣的。但我所穿的仅仅是一件衬衣和一条秋裤，外面罩着作战服，背囊里是子弹、雨衣、铁脚码、急救包和干粮，外插一把工兵锹，腰间是弹带、手榴弹、水壶和防毒面具，再挂上了我们自做的“竹筒救生衣”，这就是我出征的全部整备。

我加入到队伍中去，集合、出发，这时我才看到，我们居住的地域全是部队丢弃的物品，以食品居多，山上的小路上和路边的水沟中，到处可以看到我们丢弃的罐头、饼干和物品。原来部队要离开什么地方，讲究的是要给人家打扫好卫生，物品恢复原样，像离开小芭蕉村时那样。可现在已经顾不上了，农场的老郭站在路边，眼里含着怜悯的目光目送着我们，我们也只能一遍一遍的向他说着对不起，没有时间给他打扫农场场部了，丢弃的东西请他老大哥帮助收拾一下。

但我此时非常清醒的是，我还有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我必须要把它发出去，在哪发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办什么事情都非常方便，平时有通信员专门为我们发信，交给团部统一收发，可现在部队全部要参战了，谁来给你办这事呀！但我早想好了，只有我们农场的老郭能完成我的心愿。

我跑到老郭身旁，语无伦次的说：“老郭大哥，请你帮忙，我不能寄信了，但……但我都贴好了邮票，我要寄挂号信，航空信，你一定要让他们收到！我请你一定帮我！我不能再感谢你了，但我……我想用最保险的邮递方式，你看邮票够了吧，谢谢你啦！老郭大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语无伦次，只是一个劲的说着感谢他的话。

此时的老郭可能是最清醒的人，他太明白我的心理了，他太知道我要说的话了。无非是你就要死去，不能再活着回到祖国，不能再活着回来见你的爹娘，你要把最后的遗言留给你的家人嘛！在这个时候，一个活着的人接受一个即将要战死疆场士兵的请求，无疑是对其最大安慰，他能不接受吗？能不按照你的要求做吗？那你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老郭说话了：“小兄弟，你放心吧！我用我的性命担保这封信我会把它亲手交给邮局！你就放心去吧，多注意安全！”同时他对着大家大声喊到：“兄弟们！我希望你们再回来看我！我想喝你们的庆功酒！”他喊着，眼里充满着激动和难过的泪花。

我一点也不担心老郭能不能照我的要求去做，但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就想和一个能活着的人说话。我们上路了，沿着门前的那条公路向国内的方向走去，那是为了隐蔽，绕开越军的视线，必须挑选远离国境线的道路行军。远处的老郭背着他那只全自动步枪还站在那儿目送着我们，慢慢地，他消失在我们的目光中，我想，那些被丢弃的猪肉、水果罐头和压缩饼干足以供他吃一年。

我们必须隐蔽到达我们的进攻出发阵地，我们身上插满了树枝和伪装，尽量沿着路边的植物走，活像当年的八路军武工队深入鬼子敌后。在有些地段，在那些越军能够看到的山间，我们还要分开通过，以防越军了解我们的企图。这条路，我们连队里40%的人都走过，是我们看地形走过的路。连长一边走还一边打趣地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到山那边去了。”他指着烈士墓的方向说。大家都知道他的所指，只有后来补充上来的北方老兵没去过那烈士墓，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