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周恩来和张少帅两人都马上解除总司令的疑惧，他们两人都承认他是总司令，坐下来向他解释共产党对民族危机的态度。蒋介石开始时沉默不语，态度僵硬冷淡，后来听着——这是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第一次——共产党的观点，态度才慢慢地缓和下来。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举行了频繁的会谈。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蒋介石一开始时甚至不愿讨论叛逆的纲领。但是由于他不再受到亲信的包围，由于听到南京正在进行种种阴谋的消息，由于他对大规模内战的后果越来越担心，他不但开始比较相信当前俘虏他的人，而且也开始比较相信共产党人是真心反对内战，愿意在他本人的领导下协助和平统一全国，只要他提出一项积极武装抗日的政策。在这几次会谈中，也很可能讨论了最后成为南京和苏区休战基础的四点原则。

蒋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记里自然没有记下这些讨论的详细情况，因为他的立场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为后来实现的和平进行过“讨价还价”。只能够“服从政府”。在张学良等人把他们的会谈经过的记录公布之前——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这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这两个星期会谈的全部内容是无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后的事件的轮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1总司令和蒋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上海）。2在保安接见斯诺时的谈话。着重体是斯诺用的。3《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4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中没有提到同周恩来的谈话。

三

蒋、张和共产党（下）

端纳于十五日回洛阳，打电话向南京提出报告。蒋介石还活着，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还传出话来说，蒋介石派了蒋鼎文将军（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带了一封亲笔信给南京的军政部和政府。这个消息大大加强了蒋夫人对付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她现在不仅有具体证据，证明她的丈夫还活着，而且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纳所说的那样。和平解决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着总司令的信到达南京，此信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还有一个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难任务。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因此，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属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运动），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同宋子文飞西安的还有顾祝同将军，他是除了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外的南京将领中没有在政变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将领。

宋子文于二十日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总协议似乎已经达成。总司令没有提到它，但是张学良少帅在十九日向外国报界发表了声明，从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认为解决方案已几乎完全求得了：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张学良。1

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八点纲领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

这种当众蒙耻的可能性，蒋介石也想到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发展的运动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为一九二七年一次类似的起义几乎推翻了他。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就是同他称为“暴民”的那种骚乱因素进行斗争，不让他们打乱他的如意算盘。“公审”的话甚至挂在他周围岗哨的嘴上。蒋介石写到他听到门外囚卒谈到他的下场的话：“我听到‘人民的判决’的话，我就明白，这是他们要用暴民作为借口来杀害我的恶毒阴谋。”

但是在这里，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在他们自己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足够的保证（除了现在看来显然是从客观情况得出的保证以外）可以相信，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么协议上签了字，让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审判”之辱，这些事情会无可挽救地损害他，破坏他的领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至少，共产党是这样辩论的。

这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现在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对于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极其费解的，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卖”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但是，虽然他们多数人——杨虎城与他们一起——仍不相信释放蒋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绪已经稍减。慢慢地，比较讲理的态度抬了头。张学良现在受到要他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减轻以后，在会谈方面就有了较大的进展。

除了宋子文、端纳、南京来的其他两三个人以外，西安现在冠盖云集，其中有陕西、甘肃两省主席、内政部长、军政部次长、军事参议院院长、总司令侍从室主任以及参谋总部的各色成员。他们是同蒋介石一起被扣的。他们大多数参加了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谈判。一到正式谈判开始，八项要求中显然没有一项是照原样接受的，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必须维护政府体制的威信。不过中国人提出要求时总是开价很高，其实并不认为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的，只是因为开价高了以后，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实实在在的讨价还价。西安也不是例外。

拥护八点纲领的人认为八点纲领的实质内容按其重要性次序如下：（一）停止内战、国共合作；（二）执行武装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决策；（三）南京撤换某些“亲日派”官员，采取积极外交，与英、美、苏俄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如果可能结成联盟）；（四）在与南京军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等的基础上改编东北军和西北军；（五）扩大人民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

蒋介石和张学良离开西安以前所达成的协议主要之点似乎就是这些。蒋介石并亲自保证不再打内战。蒋介石说他没有签任何文件，这说的肯定是实话，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签了什么文件这种说法。但是虽然南京方面和总司令保全了他们的“面子”，后来的事件却证明，张少帅也没有完全白丢他的面子。

蒋夫人二十二日的抵达，无疑地加速了会谈的结束。而且（象她生动地叙述她在西安三天经过所充分说明的一样），她自己对张学良的规劝和申斥，也加速了蒋介石的获释。她的丈夫自喻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蒋夫人也认为自己在扮演《圣经》中的一个角色，她引述说：“耶和华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那就是，他要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二十五日那天，蒋夫人还在纳闷“圣诞老人是不是绕过西安而去”，这位尼克老人却以张学良的身份出现，宣布他已说服了他的军官们，当天就派飞机送他们回南京。结果确是如此。

最后，还有最后一幕令人目瞪口呆的保全面子的姿态。张学良少帅坐着自己的座机同总司令一起回首都去自请惩处！

1这封电报是在十二月十九日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的，要求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南京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另有一份抄件交给了端纳先生，本文引用的出于他的来源。

四

“针锋相对”（上）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象中国旧戏舞台上两个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了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这就是在南京打的奇怪的、却完全令人眼花缭乱的太极拳。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受了骗——给骗掉了一个牺牲品。

“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张学良到南京后就对总司令这么说。

蒋介石则慨然答道：“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免，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发表一篇长篇声明，自认无力防止叛乱，没有尽到行政院长责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这样就履行了他停止内战的诺言——并提出辞职。他要按照惯例连辞三次。实际上，他和南京方面都并没有把他的辞职真的当一回事，因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开了中执会常会紧急会议，“请求”国民党这一最高机构做四件大事：把惩处张学良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他本人是委员长）；把处理西北问题委托给军事委员会；停止对叛军的军事作战行动；撤销（何应钦的）“讨伐”司令部。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蒋介石本人没有出席）判处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第二天就获得赦免。在这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宾！接着，在一月六日撤销总司令在西安的剿匪总部。两天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国民党政学系重要领袖、曾在日本留学能说日语的外交部长张群要下台了，他是西北方面攻击南京“亲日派”官员的主要目标。接任的是曾在美国留学的律师王宠惠博士，他是西北军人集团赞成的国民党政客中反日的欧美派的一个领袖。

又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二月十五日举行全会。党的历史上召开这样的会还只是第三次。在过去，它的作用是很容易预测到的，仅仅限于在法律手续上认可统治集团——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独裁政权——事先已决定的党政策上的重要改变。现在党的政策要作什么重要改变呢？对这个最高机构要提出的决议案成百上千，大多数有关“救国大计”。

在一月间和二月初，蒋介石请了“病假”。他带着张学良隐居到家乡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辞呈遭拒，他又提一次。与此同时，表面上他卸了官职，实际上却完全掌握西北问题的解决大权，完全控制当时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领进行的谈判。受到“贬黜”的张学良随侍在侧，实际上是他的阶下囚。在南京，蒋介石的部下忙着搜集情况以供他估计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拥护他和反对他的力量的新对比，重新估计他的拥护者的实力，把忠于他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机分子区别开来。西安事变真如蒋夫人所说，“因祸得福”。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

四

“针锋相对”（下）

二月十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发了一个历史性的电报1，向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它向中执会全会提出在政策方面作四项重大修改：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

如果不论在形式上或实质上，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共产党为了“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采纳下列政策：（一）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军事委员会指挥；（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三）在苏区内实行“完全民主的”政体；（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国——即抗日——的任务上。

但是全会在二月十五日召开时没有正式理会这封匪电。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发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感情激动。他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要求。他也谈到叛军怎么转变过来同意他的观点，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记中爱国感情的流露而感动得下泪。在说了这一切以后，他最后才十分不经意和轻蔑地把叛军的八点要求向全会提出。全会重申对总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绝了他的第三次辞呈，谴责了张学良，也同样不经意和轻蔑地拒绝了这八点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戏还在后头。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却有条不紊地根据自己的安排采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在领导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的开幕词。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位汪同志第一次发言中没有说到“安内”（即剿共）是全国头等大事，没有重复他的名言“抗战必先统一”。他说，现在全国“首要问题”是“收复失土”。此外，全会还真的通过决议要先收复冀东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员会。当然，这并不是说南京要同日本开战。它的意义仅仅是，日本如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将会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装抵抗。但是这已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接着，中执会又在行政院长的建议下，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长期拖延未开的“国民大会”，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次是决定要召开了，不再进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会受权修改国大组织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额。总司令——又是通过汪精卫——宣布全国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加速实现民主。

最后，在全会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发了言，保证除了卖国贼以外给大家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他没有提到“文匪”——这还是大家第一次听到总司令要维护新闻自由。他并且答应“释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声不响地向报界发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样。少数监狱开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后，好象事后才想到的一样，在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全会的最后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表面上是为了要谴责共产党。宣言概述了十年烧杀破坏的罪行史。这当然是国民党对这十年的观点。宣言问道，这些人曾经是体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无懈可击的国民党的盟友，怎么会堕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凶手“和解”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一点岂不明显？但是结果是，这一切空话实际上不过是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条件作准备，这使得那些仍旧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极为反感。

这些建议是什么？全会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有四个条件：（一）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二）解散“苏维埃共和国”；（三）共产党停止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唱反调的宣传；（四）放弃阶级斗争。这样，虽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和解”谈判的基础。请注意，这些条件仍把共产党的小小自治国、他们的军队、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党、他们的将来“最高纲领”留在共产党的手里。或者说，至少共产党可以这样希望。而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在三月十五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表了一个长篇宣言，要求与南京方面重开谈判。

蒋介石的这一切复杂手腕，为了什么目的？显然，这么巧妙地搞这一套手法是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对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讲话，全会的决议，按其正确的顺序来读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满足了所有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刚好使他们不致于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他，但又不足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反叛。内战停止了，很明显，南京终于承担起武装抗日的任务。他答应了扩大政治自由，并为实现“民主”定了一个具体日期。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国共可以据此武装休战共处，如果还谈不上“合作”的话。同时，政府在名义上拒绝了叛军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议。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些和解措施是蒋介石在南京面临很大敌对意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而且当时他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变，险遭不测，换了一个不如他有远见的人，很可能怀恨在心，失去理智，轻率采取报复行动——实际上，蒋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愤愤不平的部下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蒋介石比他们精明。他安危脱险时受到人民极大的欢迎，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拥护，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有力表示。对此，蒋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对西北方面采取任何惩戒行动都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民心。

更为重要的是，西安事变暴露了他自己权力结构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这种裂痕很容易扩大为致命的破裂，使整个结构四分五裂。他现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可以把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尽。他没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诺言，他没有对扣留他的人马上进行公开的报复，他软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胁，又作了必要的让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这样，他终于分裂了西北集团（这是他第一个目标），把东北军安然无事地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整编后划归中央指挥。二月间，南京军队就能够安然无事地未遭任何抵抗占领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开始同共产党谈判。

1见苏维埃刊物《新中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

五

《友谊地久天长》1？（上）

蒋介石的友好姿态、他的撤销剿匪总部、取消新围剿计划以及上述各种其他命令和决议，共产党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战斗都已停止。国共两军实际上共同和平占领着好几个边界地区。蒋介石本人表示愿意容忍（至少暂时）红军的存在，只要他们遵守三月十日电报中提出的诺言。

在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占领了大批新扩展的地方。在陕西省，它现在占了一半以上的面积，包括渭河以北的几乎所有地方。在他们五十来个县份里——面积在六万到七万平方英里之间，大体上等于奥地利面积的两倍——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域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块地方。但在经济上这个地方很穷，发展前途极为有限，人口稀少，大约不到二百万。

但这个地区战略上极为重要。共产党可以从这里出发封锁中亚的贸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联系。假如与日开战，这个边境线的有机价值是很明显的。这是日本无法封锁的仅有的两条中国边境线之一，也是供应来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英里，已在一个同情中共、半独立于南京、半从属于苏联的半社会主义政体的统治下。在它东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国，另一个面积达九十万平方英里的前中国附属国——中国对它的宗主权至今仍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使俄国也是承认的——现在则肯定是在红旗的统治下，这是一九三六年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共同防御条约）的结果。

在现在仍可称为“大中华”的这个地方，共产党控制下的这三个地区加起来大约占前中华帝国三分之一的面积。把它们三者相互隔开来而没有实际接触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态度暧昧的缓冲地区，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关系脆弱的边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胁对他们来说倒是日益现实的。这些地区后来很可能被纳入“抗日统一战线”的圈子，在苏联的影响之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未来的庞大共产党根据地，从中亚和蒙古延伸到中国的西北腹地。但是这一片地方都很落后，有些部分是贫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东方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同苏联或华中，或者两者的先进工业军事基地结成紧密的同盟。

中共的当前收获限于这几个方面：停止了内战，南京的对内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对日态度趋于强硬，苏区不完全地脱离了长期孤立状态。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区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邮件和电报开放了一部分。共产党在西安买了一批美国卡车，在自己区内的各主要地主之间开办了长途汽车。各种各样必需的技术材料开始运了进来。对共产党来说最珍贵的是书籍。延安新开了一家鲁迅纪念图书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同志都寄了成吨成砘的新书来。成百上千的中国年轻的共产党人从大城市来到陕北红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间，已有二千名学员进了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大学”），五百名进了党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湾人，苗族，彝族。还有好几十人在一些技术训练班学习。

除了党的久经考验的工作者以外，还有热情的年轻激进分子从全国各地前来，有的长途中跋涉，步行而来。到七月间，尽管学习生活很艰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饱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许多人申请入学，容纳不下。许多人只好请他们回去等下一届，共产党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许多有训练的技术人员也来了，或者当教员，或者从事现已开始的“建设计划”。这，也许是和平所带来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地为革命和抗战训练、装备、培养新干部的根据地。

1用名诗人彭斯的诗句谱写的苏格兰著名民歌，一译《美好的昔日》，一般在惜别或旧友重逢时歌唱，此处喻国共重新合作。——译注

五

《友谊地久天长》？（下）

当然，国民党仍继续严密监视共产党同外界的联系。现在对共产党的行动已不是那么有限制了，但是还没有公开承认这个事实。许多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团体也到红色中国来考察那里的情况，许多人来了以后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间，国民党自己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以邵华为首，参观了红色首都。他们游历了苏区，在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相当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欢迎国共恢复反帝统一战线。不过，国民党报纸是不准刊登这些情况的。

对列宁的拥护者来说，国民党地区的情况也改善了。共产党在名义上仍属非法，但可以扩大影响，扩大组织，因为压迫已有所减弱。监牢里不断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别宪兵（蓝衣社）仍继续侦查共产党，但是不再绑架和拷打了。还传出消息说，今后蓝衣社的活动主要集中对付“亲日汉奸”。后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几个领日本津贴的中国特务第一次真的已被处决。

到五月间，作为让步的交换，苏区准备改名为“边区政府”，红军已申请作为国民革命军编入国防部队。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五月和六月分别召开了。会上作出了决定，要采取实现同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在这些大会上，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画像同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画像挂在一起。

这些现象反映了共产党方面总的来说愿意在形式上和名称上作必要的让步，同时又保留他们在主义上和纲领上的基本内容，和他们的在自治条件下的存在。国民党口头唱得好听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象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又受到共产党的尊重。这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决不会放弃的。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新步骤、所作的每一变化，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检查、辩论、决定和结合的，而且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这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共产党政策的最重大变化是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答应给一切公民平等权利和选举权，不论他们阶级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响到红色经济的，自然是停止没收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还给地主，而是同意在共产党新控制的地区放弃这种做法。

为了补偿由于这种让步而造成经费的短缺，蒋总司令同意——尽管不是正式地——把苏区视作“国防地区”的一部分，并且按这种地位拔给经费。第一笔经费（五十万元）是在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久付给共产党的。国民党的货币有一部分用来收回苏区货币，还有一部分购买制成品给合作社（现在存货充沛）和购买必要的装备。这些钱没有一文浪费在薪水上。财政人民委员仍靠五元钱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经费的确切数字在本书写作时仍在谈判中——事实上，未来合作的具体工作协议也还在谈判中。

六月间，蒋介石派私人座机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到中国夏都牯岭。周恩来在那里同蒋介石及其内阁作进一步谈判。讨论的问题有共产党要求参加定于十一月召开并通过“民主”宪法的国民大会。据报道，已经达成协议，“边区”可以作为一个地区派九名代表。

但是，极有可能，这些代表不会称为“共产党人”的。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的“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但是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结合”，也是令人震惊地公开反抗日本，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对于并不熟悉中国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观察家来说，这个结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义时可能犯严重的判断错误。当然除了中国以外世上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在经过了十年最激烈的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红军变白了，白军变红了？谁都没有变。但是总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为看来似乎是，由于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插手，极其复杂的两方之争，再一次推迟了决战。

因此要大略知道红色的天际上出现的前途，我们必须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所饰的角色。

六

红色的天际（上）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1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象《泰唔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产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它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它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象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2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重复说，3“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

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得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4

在中国大革命高潮，在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中间存在着必要的革命情绪。但是同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许多差异。其中有一种差异十分大。封建主义残余在俄国甚至比中国还要明显，但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个“被压迫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要打败一个阶级，它本国的资产阶级兼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革命却要对付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本国敌人——它本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理论上来说，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以为他们敌人的这种双重性质会被他们自己的进攻的双重性质所抵消，那就是他们的进攻会得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盟友”和“苏联劳动者”的援助。

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基本上很简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产业无产阶级所存在的条件和性格。这个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没有经验，文化水平低，疾病丛生、营养不良、饱受恐怖，中间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数，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还受到本国和外国资本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双重剥削，这样的一个阶级即使在独立的中国也很难发挥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个条件还在于中国现代工业集中在外国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绝的。

中国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个世界强国的炮舰瞄准之下。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势力范围中，大概集中了中国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个最典型的样本。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份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千万万工人挥舞棍棒。

这些工人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产业无产阶级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过这种制度，当时在短短的几天里，蒋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胜利。但是他们马上遭到镇压，这是历史上最令人丧气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国列强的认可和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举行起义，这种尝试总是注定要失败的。南京政权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依靠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据有的工业基地，依靠他们的军队、大炮、巡洋舰、内陆警察、内河炮舰，依靠他们的财富、报纸、宣传、特务。尽管这些强国直接参与反红军的战争的事例不多，这一点无关紧要。在必要的时候，这种行动确实发生。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是镇压产业工人，为南京提供军火飞机，串通一气，把共产党概称为“土匪”，若无其事地否认内战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员会”（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样）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

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2马丁·劳伦斯书局一九三四年伦敦。3《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一九三四年伦敦）。4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70页（一九三二年伦敦）。

六

红色的天际（中）

由于工人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无力状态，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能力赢得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无产阶级的先进领导人不得不依靠农村地区，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保持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在实践中却有了一种土地革命的经济性质。在农村地区，共产党希望最后终于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国势力不那么牢固的城市基地进攻南京政权1，然后希望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进攻外国势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垒。

但是帝国主义强国是南京反对共产主义的客观盟友，而共产党希望从世界无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援助却没有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2中明确地承认，象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运动要胜利，“只有从已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苏联]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苏联事实上并没有给予中国同志这里所保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援助和支持”，在程度上与其需要相符。相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苏联给予蒋介石的相当于干涉程度的庞大援助，却有援助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上台的客观效果。当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相容的——这是苏联国家政策的眼前需要同世界革命眼前需要发生矛盾的著名例子，因为这有引起国际战争、危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的危险。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个因素影响中国革命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