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徐海东和别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这不过是其中很小很小的部分。这些人在那可怕的一年中战斗过来，最后终于西撤，不是因为他们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基地”被破坏了，青年人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地方失去了活力。后来我又同许多鄂豫皖来的战士谈了话，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比这还惨。他们不愿再谈他们看到的惨景；他们只有在我追问的时候才说，很显然，他们的经历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永远地留下了一生之中不可磨灭的阶级仇恨。
我们不免又要问，这是不是说共产党自己是清白的，没有干下什么暴行或阶级报复的事？我想不是。不错，在我同他们在一起的四个月中，我进行了不受限制的调查，就我由此所了解的情况而言，他们只杀了两个老百姓（见下文有解释）。我也没有看到过有一个村庄或市镇被他们焚毁，或者从我问到的许多农民那里听说红军喜欢纵火。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从开始到结束只限于在西北同他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在其他地方可能干过什么“烧杀”的事，我可无法证实也无法否认。同时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如果对此不加怀疑，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因为至少其中大部分是未经可靠证实的。
确切地说，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倒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之一并不是共产党杀的，而是宁夏的一些回民，他们恨死收税的。关于他怎么会不得好死，以后再说，这里先来看看，这些回民是怎样治理的，也许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要处决他的经济学上的原因了。
三
四大马（上）
我们可以说，青海、宁夏和甘肃北部就是斯惠夫特1那部幻想小说的雏型，那个霍亨亨姆2的国土，因为这些省份就是作为中国名闻遐迩的四大马的封疆来统治的。在上述这个地区里，权力由一家姓马的回民将领家庭分享——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或者应该说是在共产党开始把“霍亨亨姆”挤出他们大块领域之前曾由他们分享。
马鸿逵是宁夏省省主席，他的堂兄弟马鸿宾原来是该省省主席，现在割据甘肃北部一块地盘不稳的地方。他们同马步芳是远亲，后者是著名回族领袖马克勤的儿子，有妻妾多人。马步芳承继了他父亲的衣钵，一九三七年南京任命他为该省绥靖公署主任，他的兄弟马步青则占青海，此外还统治着夹在宁夏和青海之间的甘肃西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十年来，这个边远之地就由马家象一个中世纪的苏丹国一样统治着，从他们自己的阿拉真主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四大马之中有两大马自称是贵族，一个在中国西北历史中有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回民贵胄后裔。为了要了解今日中国回民的情况，特别是马家——西北姓马的多如宁夏的青草，或者西方姓史密斯——的情况，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妨停下来简单考察一下。
这马氏兄弟，象中国的许多回民一样，有突厥血统，早在第六世纪，现称为土耳其人的一个民族在中国西北边境势力壮大，对当时那里平原上的小国国君们可以提出随心所欲的要求，在一两个世纪内，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东起西伯利亚东部，经过蒙古，西达中亚细亚。他们逐步南侵，到第七世纪时，他们的大可汗在隋朝末代帝王炀帝的宫廷中几乎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也就是这个突厥可汗，帮助半突厥血统的李渊将军推翻了炀帝，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唐朝，在长安（现在叫西安府）君临东亚达三个世纪之久。长安在当时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都城。
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阿拉伯航海的商人就在广州建了清真寺。在唐朝的宽容的政权出现以后，这个宗教就通过西北的突厥人从陆路迅速传入中国。毛拉、商人、使者、战士从波斯、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斯坦把宗教传了过来，唐朝的历代君主同西方的各个哈里发国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九世纪，大批大批的回纥3突厥（他们的伟大领袖塞尔柱克还没有诞生）的铁骑被唐朝宫庭请来援助他们镇压叛乱，伊斯兰教就在中国扎了根。许多回纥人镇压叛乱有功，封官进爵，赐了田庄，在西北、四川、云南安居下来。
在几个世纪的时期中，回民顽强地抵抗汉人的同化，但逐渐丧失了他们的突厥文化，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多少服从中国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纪，他们还是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两次争夺政权：一次是杜文秀在云南一度立国，自称苏丹王苏莱曼；第二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民控制了西北全境，甚至进犯了湖北。这次叛乱经十一年才平定。当时清政权已趋衰亡，但能干的汉族将领左宗裳震惊世界，收复了湖北、陕西、甘肃、西藏东部，最后率领他的胜利大军越过了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大路，在中亚细亚的那个边远之地重振了中国的国威。
从此以后，没有一个领袖人物能够把中国的回民团结起来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获得成功的，但不断有零星的起义反对汉人统治，双方都进行了野蛮血腥的屠杀。最近的一次最严重事件是一九二八年发生的，当时冯玉祥将军是西北的军阀。就是在冯玉祥的统治下，五马联盟4势力猛增，奠定了今天的财富和权力的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人把回民即穆斯林看成是中国五大民族5之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不承认回民的单独的民族性，都说他们都已汉化了。实际上，国民党肯定是在实行一种同化政策，甚至比对蒙古人还更加直接（不过也许不那么有效）。中国对回民的官方态度似乎是，他们是“少数宗教”而不是“少数民族”。但是，凡是在西北回民地区中看到过回民的人无不很清楚，他们要求种族统一和作为一个民族地位的权利从事实上和历史上来说，不是完全没有实际根据的。
中国的回民据说有二千万，其中至少有一半现在集中在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青海和新疆。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甘肃和青海，他们是多数民族，在有些面积很大的地方，与汉人的比例高达十比一。他们在宗教上的纯正性，一般视一定地方人数多少而异，但是在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回民占多数的地方，完全是伊斯兰教区域的气氛。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对他们的文化、政治、经济仍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民社会是绕着盟王和阿訇（政、教领袖）转的，他们的可兰经知识和突厥语或阿拉伯语（尽管一般很少）知识是他们的魔力和权威的凭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许多修缮整洁的清真寺中做祈祷，按伊斯兰礼俗过开斋节和戒斋节，遵守婚丧礼仪，不吃猪肉，看到猪狗就认为是受到冒犯。到麦加去朝圣，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后者由此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尽管如此，汉族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穆斯林穿着象汉人一样（除了男人戴的白圆帽或逢年过节戴的圆筒帽和女人的白头巾），平时都说汉语（虽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兰经上的话）。虽然他们中间突厥人的脸部特点仍很普遍，但大多数人的外貌已与汉人分不清了，因为他们许多世纪来与汉人通婚。由于他们的法律规定汉人与回民结婚不仅必须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须入赘或嫁入回民家庭，与原来的家庭断绝关系，因此通婚所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认为自己是与汉族亲戚不同的一个族类。
1英国作家（一六六七——一七四五年），《格列佛游记》作者。——译注
2《格列佛游记》中的有人性的马国，“霍亨亨姆”取英语“马嘶”（whinny）一词的谐音。——译注
3现称维吾尔。——译注
4第五马是马仲英，但由于部落政治和国际阴谋，现已分势。斯文·赫定在《大马逃亡》（一九三六年纽约）一书中对他作了颇有趣味的介绍。
5五大民族是汉、满、蒙、回、藏。
三
四大马（下）
今天中国三派回民的斗争有些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方便之机，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异端的新新教。后者名义上主张放弃伊斯兰教的许多仪式和习惯，提倡“科学”，但其真正目显然是摧毁阿訇的世俗权力，因为四大马认为对他们起掣肘作用。由于新新教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许多回民认为它的目的是所谓“大汉族主义”——由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在西北，四马是新新教的领袖。他们在周围纠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钱的地主和牧主，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四大马并不是会在那个地区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人。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妻妾，据说宁夏城里百分之六十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价格定在五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飞回宁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可怀疑，因为农民们知道这五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后红军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有意义的文章1值得一提，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马鸿逵的食盐专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卖食盐要处以鞭笞，或者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羊、骡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税，养羊一头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杀猪一头征税一元，卖麦子一石征税四角。
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队四万（加上马鸿宾的），还有数目不限的守城门的“门卫”。这些人几乎都是强征而来。每个人家凡有儿子的都要当兵，否则就雇人代替，价格已涨到一百五十元。穷人可以到当铺去借钱，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而这些当铺都是四马之一开的。当兵的不仅没有军饷，而且得自供衣食。显然马鸿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乱花钱的。
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农民卖牛卖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税吏、债主以廉价收购，但大部分都弃置荒废，因为捐税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户耕种。土地、牲畜、资本加速集中，雇农人数猛增。在一个县进行了调查2后发现，百人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在同一县内，据说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亩，骆驼二十到五十头，牛二十到四十头，马五头到十头，大车五到十辆。贸易资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亩，除一两头毛驴外没有别的牲口，平均欠债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粮食——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得多。
最后，马鸿逵有阴谋争取日本支持反共的嫌疑。宁夏城里已有日本军事代表团，马鸿逵将军允许他们在城北修一个机场，那是在蒙古族的阿拉善旗境内。有些回民和蒙民担心日本真的武装进驻。
要是红军到达时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在回民中间是否能打开局面也是可以怀疑的。但是马鸿逵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抵抗起来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才有什么好处。但是共产党仍需克服回民天生不愿与汉人合作的心理，向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纲领。对此，共产党在进行艰巨努力，因为回民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北的这个宽阔地带控制着通向新疆和外蒙的大道——也控制着同苏俄发生直接联系的大道。
按共产党自己的看法：西北有一千多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我们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来，我们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3
共产党在好几年以前就在西北对回民进行工作了。早在一九三六年，红军经过宁夏和甘肃向黄河挺进，年轻的回民先遣人员就已在宁夏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走狗”和“伊斯兰教叛徒”马鸿逵——他们有几个人为此而掉了脑袋。共产党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
取消一切苛揖杂税。
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取缔征兵。
取缔欠债。
保护回族文化。
保证各派宗教自由。
协助创建和武装回民抗日军。
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大概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甚至有些阿訇也认为这是除掉马鸿逵的一个机会（因为他放火烧了老教和新教的清真寺）。到五月份，共产党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怀疑派认为办不到的事。他们自称已经创立了中国回民红军的核心。
1《宁夏公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宁夏市）。
2刘晓：《预旺县调查》，刊《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保安）。
3《连队讨论材料》：《回民问题》，第2页，一军团政治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
四
穆斯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天早上，我同徐海东参谋部里一个能说英语的参谋人员去访问十五军团所属的回民教导团。该团驻扎在一个回民商人和做官的家里，这是一所墙头很厚的房子，摩尔式的窗户的外面是一条铺着石块的街道，驴、马、骆驼、行人络绎不绝。
房子里面很凉快、整洁。每间屋子里砖地中央是个水池，下通排水沟，供洗澡之用。虔诚的回民一天要洗五次澡，但是，这些战士虽然仍信伊斯兰教，显然只是偶尔使用这些水池。我想他们大概不相信把一件好事做过头。但是他们仍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习惯最清洁的士兵，没有随地吐痰的恶习。
共产党在前线组织了两个回民教导团，基本上都是从前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中来的。他们比汉人身材高大、结实、胡须深、肤色黑，有的人长得很英俊，明显地有突厥人的外表，杏眼又黑又大，高加索人种的特点很突出。他们都带着西北的大刀，熟练地给我表演了几下，能够一举手就砍下敌人的脑袋。
他们的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标语。“打倒马鸿逵！”“废除马鸿逵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日本造机场，绘地图，侵略宁夏！”“建立回民独立政府！”“建设自己的回民抗日红军！”共产党的一些回民拥护者就是靠这些主张招来的，回民战士在关于他们为什么参加红军问题上给我的答复也以此为他们的中心问题。
由此可见，马鸿逵将军部下士兵对他是有不满的（无疑有些被共产党夸大了），宁夏的农民似乎也是如此。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在路上向一个回民老乡买瓜，他种了一山坡的瓜，是个态度和蔼的乡下佬，满面笑容，脾气随和，还有一个长得实在美丽的女儿——在这些地方这是十分不可多见的，因此我迟迟不走，买了三个瓜。我问他，马鸿逵手下做官的是不是真的象共产党所说的那么坏。他滑稽地举起双手表示气愤，一边嘴里吐着西瓜子。“哎呀！哎呀！哎呀！”他叫道。“马鸿逵，马鸿逵！征的税叫我们活不了，还抢我们的儿子，又烧又杀！妈的马鸿逵！”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奸污马鸿逵的母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直白的解释中国国骂的方式……），这还便宜了他。院子里的人看到这老头儿这么激动都笑了。
参加红军的回民战士原来都是在马鸿逵军队中进行颠覆宣传所争取过来的，也是他们投到红军阵营以后听的政治课所争取过来的。我问一个指挥员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为了打马鸿逵，”他说。“在马鸿逵统治下，我们回民的生活太苦了。没有一家是安全的。如果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必须到他那里去当兵。如果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必须去当兵。没有出路——除非你有钱，可以买替身。哪个穷人出得起？不仅如此，每个人还需自己带衣服，家里给他付粮食、柴火、灯油钱。一年要花好几十元钱。”
这两团回民红军组织起来才不到半年，看来已经有了相当的“阶级觉悟”。他们读了，或者听人家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每天关于回民当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课。这些课不是汉人给他们上的，而是共产党中回民党员给他们上的，后者上过共产党的党校。马鸿逵部队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参加红军的回民在刚来时一字不识。现在他们每人已识几百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简单的课本。共产党希望这两团人中能培养出一支大规模的回民红军的干部，来保卫他们梦寐以求要想在西北建立回民自治共和国。这些回民中已有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共产党。
关于自治的口号，回民自然是会同意的；因为那是他们多年来的要求。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对此是怀疑的。中国军阀的多年压迫和汉回之间的仇恨，使他们对一切汉人的动机都理所当然地深为怀疑，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除回民的这种怀疑，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回民与共产党合作，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如果汉人愿意帮助他们赶国民党，帮助他们创建和武装一支自己的军队，帮助他们实现自治，帮助他们剥夺有钱人（他们无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他们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如果后来共产党食言，他们就再把那支军队用于自己的用途。但是从农民的友善态度和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愿意组织起来这两点来看，共产党的纲领有明显吸引人的地方，他们小心翼翼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在战士中间，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看来已经克服，或者说正在逐步蜕化为阶级仇恨。例如，我问到一些回民战士，他们是否认为回汉两族人民能够在苏维埃政体下合作，其中一个回答说：
“汉人和回民是兄弟；我们回民中间也有汉人的血统；我们都属于大中国，因此我们为什么要打来打去？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地主、资本家、放高利贷的、压迫我们的统治者、日本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革命。”
“但是如果革命干涉你们的宗教呢？”
“没有干涉。红军不干涉伊斯兰教礼拜。”
“我是说这样的情况。有些阿訇是有钱的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是不是？要是他们反对红军，那怎么样？你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要说服他们参加革命。但大多数阿訇不是有钱人。他们同情我们。我们的一个连长原来是阿訇。”
“但是，如果有些阿訇说服不过来，而参加了国民党来反对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惩罚他们。他们是坏阿訇，人民会要求惩罚他们。”
同时，在整个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都在进行紧张的训练，教育战士了解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和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努力。我参加了几次政治讨论会，战士们在会上讨论“回民革命”，这些讨论会很有意思。有一次会上，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有的认为，红军应该没收回民大地主的土地；有的反对。接着政委把党的立场作了简洁的介绍，说明为什么应该由回民自己来进行土地革命，由他们自己的、在回民群众中有基础的坚强革命组织来领导。
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回汉两族人民交往的简史，另外一个连讨论了发给驻在回民地区全体战士行为守则必需严格遵守的理由。这个守则规定红军战士不许：未经房主同意进入回民家中；以任何方式侵犯清真寺或教职人员；在回民前面骂“猪”或“狗”；问他们为什么不吃猪肉；叫回民是“小教”，叫汉人是“大教”。
这都是争取把全军有意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回民政策周围，除了这些努力以外，在农民中间也在不断地进行工作。这方面的宣传由那两个回民教导团来带头进行，但是红军各连也派宣传队去挨家挨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部队的剧团到各村子里去巡回演出，表演回民戏，那是以当地情况和历史事件为根据的，目的是要“鼓动”人民；分发用汉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传单、报纸、招贴；常常举行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村苏维埃。农民们不论汉回，要避免一定程度的这种灌输，是很困难的。到七月间，宁夏好几十个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派代表到预旺堡来与那里的回民共产党开会。
四个月后，四方面军就要渡过黄河，再向西推进二百英里，到达肃州，那是马步芳的辖地，正好在通新疆的大路上。他们有此迅速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同回民建立了良好关系。我在宁夏的时候就碰到了建立这种关系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早在九月间，宁夏已有足够的进展，可以召开一个大会，有三百名回民代表从红军当时占领下的各村苏维埃选出，还有一些阿訇、教师、商人、两三个地主参加，但大多数是贫农，因为有钱一些的阶级早已在“汉匪”到达时逃出了。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要同红军合作，接受它的帮助建立回民抗日军队的建议，并且立即开始组织汉回团结同盟，贫民会，以及群众性的抗日团体。
这个历史性的小小代表会议所处理的最后一项议程——但我认为对那里的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议程——是处理一个国民党税吏。此人显然在红军到达以前已民怨沸腾，红军到达后他逃到附近山间农村中一个叫张家寨的地方，在那里继续收税。据说他还增加税率一倍，宣布这是他自称代表共产党政府的新规定！但回民农民了解到共产党并没有派收税的，于是他们出动了六、七个人把这个坏蛋捉了起来送到预旺堡公审。我个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胆略，敢冒充这样的角色，这种人才不可多得，应该保护下来。但是回民们却不那么想。全休代表一致通过把他枪决。
就我所知，他是我在预旺堡两个星期中被枪决的唯一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