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得象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
“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
“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
“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对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
“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需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性的话，我想知道红军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使得他们成为装备比他们强大好几倍的南京军队的劲敌。凡是读到过一些关于劳伦斯上校及其战役的人，无不把红军的战术同这个英国运动战伟大天才的战术相比。象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少数几次的大规模阵地战中战绩平庸，但在运动战中却不可战胜。
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这是他被派来摧毁的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官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迅速扩大。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的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要想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
关于这几点，我原来问过彭德怀，是否可以归纳一下“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他答应过给我总结一下，并且写了一些笔记，现在他念给我听。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他叫我去看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无法弄到。
彭德怀说，“如果新发展的游击队要成功的话，有些战术原则必须遵守。这是我们从长期经验中学习到的，虽然视具体情况而异。我认为背离这些原则一般都会造成灭亡。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下列十点：
“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
“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因此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据有一切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游击队获胜的可能性与作战时间长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
“第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一乡的民团不解除武装，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
“第五，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高度有经验的游击队才能取胜。
“第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每一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充分能够代替在战斗中伤亡的指挥员。在游击战中必须大大依赖下级的随机应变。
“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在中文中，这种战术叫做‘声东击西的原则’。
“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环节。
“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位置——一天或一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
“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农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每走一步，游击队就无不事先知道。应努力保护敌情渠道，并建立好几道辅助情报网。”
据彭德怀司令员说，这就是红军力量所系的主要原则，每次扩大红区都要运用这些原则。他最后说：
“因此你可以看到游击战要成功，需要这些基本条件：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缺一项，游击队就不能取胜。如果在战斗开始时，他们没有决断，战斗就要拖延时日。他们必须迅速，否则敌人就能得到增援。他们必须机动灵活，否则就会失掉运动的有利条件。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需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事实上就没有游击队根据地，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彭德怀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书的桌子边上时就提出一个论点。现在他突然停下来，沉思地回想。
“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还受到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作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五
红军战士的生活
在国外，中国士兵的名声很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枪主要是装饰品，他们唯一打的仗是用鸦片烟枪打的；如果有步枪交火，都是事先商定，朝天开枪；战局用银洋决定胜负，士兵用鸦片发饷。对过去的大部分军队来说，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确是如此，可是现在装备良好的第一流中国士兵（红军白军都是如此），不再是滑稽戏中的笑话了，这在不久就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未能击退日本的进攻并不是判断的标准：除了上海曾经进行过后来受到破坏的抵抗以外，迄今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
中国依然有着很多滑稽戏式的军队，但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中国战士，他们不久就会取代那些旧式的战士。内战，特别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阶级战争，付出的代价一直很高，打得往往很猛烈凶狠，双方都没有宽恕或妥协的余地。中国这十年的内争，如果说别无成就，那至少已建立了对运用现代技术和战术有经验的一支战斗力量和军事头脑的核心，这不久就会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再能够被看作是银样蜡枪头了。
问题从来不在于人材本身。我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沪战役中就知道，中国人同任何别国的人一样能打仗。撇开技术上的局限性不谈，问题完全是统帅部自己没有能力训练麾下的这种人材，赋与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致胜意志。红军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它往往是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一一方。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住敌人的在技术上和数量上的巨大优势。
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这在长征中已经表现了出来，这也在红军日常生活的严格要求上表现出来。可能也有外国军队能够吃得消这种同样的风吹雨打、食物粗砺、住所简陋、长期艰苦的生活，但我没有见过。我对美、英、法、日、意、德的军队都比较熟悉，但是我相信只有最优秀的军队才能吃得消红军战士这样紧张艰苦的日常条件。
我在宁夏和甘肃所看到的红军部队，往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用泥土和木料草率建成的营房里，以前的官吏或驻军丢弃的场地和房子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每人只有一条棉毯——然而这些房间却相当清洁整齐，虽则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刷了白粉的泥土。他们难得有桌子或书桌，把砖头或石头堆起来就当椅子用，因为大部分家具在敌人撤退以前就给毁坏或运走了。
每一个连都有自己的炊事员和后勤部门。红军的饮食极为简单。咖啡、茶、蛋糕、各种糖果或新鲜蔬菜，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东西，他们也不想。咖啡罐头比咖啡更有价值；没有谁喜欢咖啡，它的味道象药一样，但是一个好罐头却可以做成一个耐用的饭盒！热开水几乎是唯一的饮料，喝冷水受到特别禁止。
红色士兵不作战时，一天到晚都很忙，实际上，在西北，象在南方一样，经常长时期没有活动，因为占领一个新地方后，红军就要休整一两个月时间，成立苏维埃或者进行其他的“巩固”，只派少数人去前哨值勤。敌人除了定期发动大“围剿”以外，几乎总是处于守势。但是在红军和敌人各自的攻势之间往往有很长间隙的闲暇。
红军士兵不作战或不值勤时，每星期休息一天。他们五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吹“熄灯号”睡觉。每天的时间表包括：起床后即进行一小时的早操；早餐；两小时的军事训练；两小时的政治课和讨论；午餐；一小时的休息；两小时的识字课；两小时的运动；晚餐；唱歌和开小组会；“熄灯号”。
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手榴弹和射击方面的激烈竞赛，受到鼓励。看了红军跳墙、跳杆和盘绳，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中国报纸因为他们行动敏捷和爬山迅速而给他们起了“人猿”的绰号。由班到团，在运动、军事训练、政治常识、识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集体竞赛中，都颁发奖旗。我在获得这类荣誉的部队的列宁室里，看见这些奖旗陈列在那里。
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这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团的列宁室是部队营房中最好的，但这话说明不了甚么；我所看到的总是很简陋，临时凑合成的，它们使人注意的是室内的人的活动，而不是室内的设备。它们全都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像，那是由连团中有才能的人画的。象中国的一些基督像一样，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像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东方人的外貌，眼睛细得象条线，前额高大，象孔子的形像，或者全然没有前额。红军士兵给马克思起了马大胡子的绰号。他们对他似乎又敬又爱。回民战士特别是这样，中国人喜欢大胡子而且能够留大胡子的，似乎也只有他们。
列宁室的另一个特点，是室中有专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一角，有土制模型。微型城镇、山岳、要塞、河流、湖泊和桥梁，都建在这些角落里，学员在研究一些战术问题时，玩具军队就在这些模型上来回作战。倒如，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中日淞沪战争的重演，在另外地方，又可以看到长城战役，但大多数模型当然是表现红军和国民党之间过去的战争的。此外，它们也用来说明军队驻扎地区的地理特点，表现一场假设战役的战术，或只是用来引起红军士兵对地理和政治课的兴趣，他们上这些课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在一个卫生连的列宁室里，我看到人体各部分的泥塑模型，说明某些疾病的影响，人体的卫生，等等。
室的另一角是用来学识字的，这里可以看到每个战士的笔记簿都挂在墙壁上指定的木钉上。有三个识字班：识字不到一百个的一班；识字一百到三百个的一班；能读写的字超过三百个的又是一班。红军为每班出版了自己的课本（以政治宣传作为学习材料）。除了政治训练以外，每个连、营、团和军的政治部都负责群众教育。他们告诉我，在一军团中，只有百分这二十左右的人依然在“瞎子”班，这是中国人对完全不识字的人的称呼。
“列宁室的原则，”第二师那位二十二岁的政治部主任萧华对我说，“十分简单。它们的全部生活和活动，必须同战士的日常工作和发展联系起来。必须由战士自己去进行活动。必须简单和容易了解。必须把娱乐同关于军队当前任务的实际教育结合起来。”
每个室也都有墙报，由战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定期出版。这至少比一般列宁室的“藏书”要及时得多，后者主要是标准的中国红军教科书和讲义，俄国革命史，各种从白区偷运进来或夺取而来的杂志，以及中国苏维埃出版物，如《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等。
列宁室的墙报可以使人相当深入地了解士兵的问题和他们的发展情况。我把许多墙报详细记下来，翻译成英文。预旺堡二师三团二连列宁室的九月一日的一张墙报是有代表性的。它的内容包括：共产党和共青团每天和每星期的通告；两篇新识字的人写的粗糙稿件，主要是革命的勉励和口号；红军在甘肃南部获得胜利的无线电新闻简报；要学唱的新歌；白区的政治新闻；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栏和黑栏了。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有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许多人听到红军爱好英国的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有点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些列宁室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一天晚上，他们开美国维克特罗拉留声机招待我，说是高桂滋将军送来的“礼物”，当时，他在陕绥交界地区指挥国民党军队打红军。高将军的唱片，除了两张是法国的以外，全是中国的。法国唱片其中一张灌了《马赛曲》和《蒂珀拉赖》。另一张是一首法国滑稽歌曲。这张唱片引起惊愕的听众纵声大笑，虽然一句话也不懂。
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来。有一种叫做“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象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上写上的口号，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不同。此外，还有许多集体游戏。共青团员负责列宁室的节目，每天也领着大家唱歌。其中许多歌曲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
所有这些活动，使士兵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没有看见过随营商人或随营娼妓和红军部队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
这就是后方正规红军战士的有组织的生活。也许并不是十分有刺激性，但跟宣传捏造大为不同，而根据这些宣传捏造，你很可能以为红军的生活是纵酒宴乐，由裸体舞女助兴，饭前饭后都大肆劫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其实也谈不上纯粹。事实是，任何地方的革命军队总是有过于禁欲的危险，而不是相反。
红军的有些办法，现在已为蒋介石的精锐“新军”和他的新生活运动所仿效——有好得多的条件来实现。但是红军说，有一样东西是白军没法仿效的，就是他们的“革命觉悟”，那是他们维系斗志的主要支柱。要知道这种革命觉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最好是看一看红军的政治课——那里你可以听到深印在这些青年的脑际，使他们为之战斗和牺牲的简单的信条。
六
政治课
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预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我见到的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但是士兵群众却不够。到现在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会争论，他们究竟是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坏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在这里却不想作这样微妙的区分。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
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二十五岁的青年，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没有权利闯到他那里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他有好几次充当我的翻译，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也认为，他厌恶外国人，后来他向我谈了他的简短自传以后，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国土上曾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刘晓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来是个虔诚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热心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家庭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在中国的“教会的帝国主义基础”有了认识以后，就去了上海，积极参加那里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获释后，又找到了同志们，在共产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工作，又被英国警察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监狱，受到电刑拷打，要他招供，后来移交给中国当局，又关监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获自由。当时他才二十岁。不久之后，他就由共产党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苏区，从此就一直在红军里。
刘晓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这是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在开会，有六十二人参加。这是该连的“先进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小组”。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者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
屋子里装饰着绿色的松柏树枝，大门上钉着一颗纸制的大红星。里面是必备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淞沪战争英雄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有一张俄国红军在红场集合庆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从上海一家杂志上剪下来的。最后，还有一幅冯玉祥将军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号是“还我河山”！这是中国一句古话，现在由于抗日运动而复活了。
战士们坐在他们自己带来的砖块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们上学去时，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带领他们的是连长和政治委员，两人都有是党员。据我了解，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他似乎是在总结五年来中日“不宣之战”，提高嗓门在喊叫。他谈到日本侵略满洲，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当时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的一个士兵。他谴责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后他介绍了日本对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他说每次侵略中“国民狗党”都不战而退。他们“把我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奉送给了日本强盗”。
“为什么？”他问道，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东北军战士几乎天天要求我们的军官率领我们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他最后总结了抗日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的发展。
另一个人站了起来，立正地站着，双手贴着身子的两边。刘晓悄悄地告诉我，他是班长——一个上士——参加者过长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卖国贼。只是有钱人，军阀，税吏，地主，银行家，他们开展‘与日本合作’运动，提出‘联合反共’的口号。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抗战救国。只要身他们指出一条道路……我怎么知道的？在我们江西苏区，我们人口只有三百万，但是我们招了五十万人志愿参加的游击队！我们忠诚的苏区在我们反对卖国白军的战争中热情支援我们。红军在全国胜利后，我们就会有一千多万的游击队。那时看日本人敢不敢抢我们！”
还有许多这样的发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站起来痛斥日本，有时强调、有时不同意以前一个发言者的话，有时对组织讨论的人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或者对“扩大抗日运动”提出建议，等等。
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应。他叫道，“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来。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参加我们，向我们欢呼……他们十分清楚地明白，谁要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我们的问题是要唤起全国人民，象我们唤起山西人民一样……”
有一个发言者谈到白区的抗日学生运动，另一个谈到西南的抗日运动，一个东北人谈到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为什么不愿再打红军的原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有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结束他的发言。第四个人谈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个谈到另各地日本纱厂中的中国工人的罢工。
讨论历时一个多小时。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有时插一下言总结一下刚才的发言，发挥其中的一个论点，或者补充一些新情况，纠正刚才发言中的某一点。战士们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记了简单的笔记，他们的诚实的农民的脸上露出了认真思索的神色。整个讨论是很生硬地带有宣传性的，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夸大事实。这甚至有点传教的味道，所选的材料都是为了证明一个论点。但它的效果很大，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然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是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
最后我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提出一些问题。他们都举手抢着回答。我发现在场的六十二个人中，有九个来自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其余都是直接来自农村。二十一个以前在白军当过兵，六个前东北军。只有八个已婚，二十一个来自红军家庭——也就是在苏区得到土改好处的贫农家庭。三十四个不满二十岁，二十四个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四个在三十岁以上。
我问道，“红军在哪个方面比中国其他军队好？”这个问题有十二个人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当时记下的答复，有一部分简述如下：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条件同白军生活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军中，士兵群众受到压迫。我们为自己和群众打仗。白军为地主豪绅打仗。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士兵受奴隶待遇。”
“红军军官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
“红军战士是志愿当兵的，白军是强征来的。”
“资本家的军队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红军为无产阶级打仗。”
“军阀的军队的任务是收税和压榨人民的血。红军为解放人民打仗。”
“群众恨白军；他们爱红军。”
我再一次打断他们，“但是你怎么知道农民是真的爱红军的呢？”这时又有好几个人跳起来回答。政治委员指了一个。
“我们到新区去的时候，”他说，“农民们总是自动出来帮助我们做急救工作。他们把我们的受伤的战士从前线抬回医院。”
另一个：“我们长征过四川时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给我们送来了茶和热水。”
第三个“我在刘志丹的二十六军里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保卫一个孤立的岗哨，抵抗国民党将领高桂滋的进攻。农民们给我们带来了吃的和喝的。我们不用派人去搞给养，人民会帮助我们，高桂滋的军队打败了。我们俘虏了几个，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两天没水喝了。农民们在井里放了毒逃走了。”
一个甘肃农民出身的战士：“人民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小股敌军缴了械，切断他们的电话电报线，把白军调动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我们拉电话线！”
另一个：“最近一架敌机在山西一个山上坠毁时，只有几个农民看到。他们只有红缨枪和铁锹武装，但是还是袭击了那架飞机，把两个飞行员缴了械，捉了起来，送到瓦窑堡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今年四月在延长，有五个村子成立苏维埃，我正好驻在那里，后来我们受到汤恩伯的进攻，不得不后撤。民团回来后捉了村里十八个人，砍了他们的脑袋。这时我们进行了反攻。村里的人领我们从山上一条秘密小道袭击民团。他们没有防备，我们进攻后缴了三排敌军的械。”
这时，一个脸上长了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讲了长征路上的经历。他说，“红军过贵州时，我和几个同志在遵义附近受了伤。当时部队得前进，不能带我们走，医生给我们包扎好后，把我们留给一些农民，要他们照顾我们。他们给我们饭吃，待我们很好，白军到那个村子来时，他们把我们藏了起来。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复原了。后来红军回到这一带来，第二次攻克了遵义。我们回到了部队，村子里有几个青年和我们一起走了。”
另一个：“有一次我们在[陕西北部的]安定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和十多支枪。农民给我们做豆腐吃，给了我们一头羊。我们大吃了一顿就睡了，只留一个人站岗。他也睡着了，但在半夜里，有一个农村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从山上跑了十里路来告诉我们，民团在那里打算包围我们。一个小时后民团果然来进攻了，但我们已有准备，把他们打退。”
一个眼光明亮的少年，嘴上还没有长毛，他站起来宣布：“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白军到甘肃的一个村子中来时，没有人帮助它，没有人给它吃的，没有人要参加。但是红军来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委员会来帮助我们，青年人都志愿参军。我们红军就是人民，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那里的每一个青年似乎都有个人的经历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爱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我记下了十七个不同的答复。这样一问一答很受人欢迎，结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才发现这些战士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向他们道歉，准备走时，该连的一个“小鬼”站起来说，“不要客气。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
这话讲得很得体，那个小鬼说的大概句句是实话。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狼吞虎咽地很快喝完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那是几分钟之后我在该连食堂里看到他们盛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