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大寿进宫，见面后不问军情，却责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其实在六月十六日的圣旨中，崇祯早已说毛文龙罪大，杀他“杀得好！”“不必引罪。”此时却忽然“秋后算帐”，真是莫名其妙。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

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

中国历史上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师，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

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

祖大寿的母亲，这位八十多岁老太太很勇敢，有传统的忠心，说得好，她是忠勇兼全，但失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说得不好，是老胡涂了，以妇人之见，误了大事，只求儿子不失忠孝之名，却未考虑到袁崇焕的安危和国家大事。在当时处境下，崇祯唯一害怕的是清兵攻入北京，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关辽部队。祖大寿接到信后，对母亲的话必须当作耳边风，回奏皇帝：

“启奏皇上：臣所统带兵将得知督师袁崇焕入狱未释，听臣宣读督师信函后，均言以督师此时处境，只须一狱吏以拷打、火烙等酷刑，即可迫使督师书写此信，众人不信此为督师真意，决不奉命。若督师亲临军中指挥，则不仅臣所率数万兵马立即回师，而督师属下未曾南下之数万大军，亦即星夜赶来京师，共报皇恩，出死力保社稷于万全，为皇上粉身碎骨。否则众军心寒，旦夕间一哄而散，关辽锦宁京津宣遵，防守俱溃，臣祖大寿纵自刎军前，以死报君，亦无济于事矣，至袁崇焕罪行轻重，尽可于退敌之后再行查究，请圣意卓裁”云云。

以此要挟，或有可能迫使崇祯及众大臣释放袁崇焕，由他率兵抗敌。崇祯及朝中众大臣是卑鄙而胆怯之小人，便须以对付小人之道对付之。等到敌兵既去，威胁解除，只有真正君子才会感恩而释放袁崇焕。但须知崇祯决非君子！

乘对方心有所惧、有求于我之时提出条件，对方迫于形势才有可能接受。好比绑架了对方亲人，对方怕撕票，就有可能付赎金；好比骑劫飞机，当局怕杀害人质、炸毁飞机，才有可能接受劫机者的要求。祖老太太的主张，等于是绑架者先放归绑架之人，再请求对方看在我们善待你亲人的份上，如数支付赎金；又如劫机者先尽释机上人质，再离开飞机，然后要求当局看在劫机者并未杀害人质、并未炸毁飞机的份上，答允各种条件。祖老太太固然蠢，祖大寿也同样蠢，无怪他后来不降又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皇太极匆忙退兵时，给明朝另一名将孙承宗抄后路，克复了清军退路上的永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马世龙、祖大寿等率兵攻来，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兵败。皇太极既惊且怒，乘机追究阿敏的败阵，革了他的贝勒头衔，监禁至死，除了一个重要政敌。皇太极觉得崇祯既杀袁崇焕，又有了议和的机会，于是致书崇祯：

“迩者师旅频兴，互相诛戮，生民罹祸实甚。上天好生之德，我两国当共体之。即我两国之主，以战争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盟诸天地，共结和好，永息干戈，使一国子孙臣庶，奕世获享太平。不然，战争何时止息？两国何由得臻治安耶？故遣使致书议和，惟熟计而明示之。”

又致锦州的守军统帅：

“⋯⋯今我两国之事，惟和与战，别无他计。和则尔国速受其福，战则尔国被祸，何时可已？尔锦州官员，其传语众官，共相商榷，启迪尔主，急定和议可也。”

清军攻至北京城下，无功而返，皇太极知道这次全军而退，实在侥幸，久战不利，又谋议和，崇祯仍是一贯的傲慢自大，置之不理。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以为门神负责守门，一定安全。当时北京人私下说，贴在大门上的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为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没受过打仗的训练，这些溃军官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得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c.p.fitzgerald:china,ashortculturalhistory（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p.463-464。

arnoldtoynbee:astudyofhistory（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bertrandrussell:theproblemofchina（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廿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鏖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清史稿．阿巴泰传》。

《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凤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据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关于设反间计一事，据《东华录》载，此计出于皇太极，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承皇太极的密计，与所俘太监假意密语，故意让杨太监听到。但据黄宗羲为钱龙锡所写的墓碑铭〈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中，说此反间计是范文程所献策，而为皇太极所采。又，张宸《范文程传》中有一句说：“章京范文程亦进密策，令纵反间去崇焕。”（《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用）据杨宝霖先生的考证：黄梨洲的学生万斯同曾赞助王鸿绪修《明史》，所以万斯同有机会见到清政府的机密档案；《东莞县志》的主修人陈伯陶在光绪年间曾为史馆总纂，所以能见到张宸所作的《范文程传》。我在《碧血剑》中写皇太极接见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隐含此事。

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戍，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有极大可能。

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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