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与满清重镇沈阳已慢慢接近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通过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像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广东人，虽自幼居于广西，平时大概说广东话。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

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袁崇焕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中举，时年二十二岁。他中举之前，居于广西平南，最初在平南考秀才，平南人说他冒籍，于是他改到藤县去考，他有诗题为〈游雁洲〉，唐时新进士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所以“雁塔题名”表示考中，平南县衙前河中常有雁，当地人士以雁只多少来预卜中举人中秀才的人数，袁诗云：“烟水家何在？风云影未闲，登科闻有兆，愧我独缘悭。”当是落第之后所作，诗附有注：“予居平南，初应童子试，被人讦，今改籍藤县，故云。”中举之后，到原籍东莞去扫墓，有诗〈登贤书后回东莞县谒墓〉：“少小辞乡园，飘零二十年。敢云名在榜，深愧祭无田，邱陇棠梨在，衣冠手泽传。夕阳回首处，林树郁苍烟。”这是他原籍东莞、籍隶藤县、幼居平南的证据。

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或藤县到北京，约言之曰八千里。

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他被派到福建做知县，首先要去谒见总督、巡抚等大官，官样文章，耗时甚多，有诗〈至闽谒大府〉：“侵晨持手版，逐队入军门。衙鼓三声急，官仪一面尊。人情今未熟，政事昔曾论。私谒吾何敢，归来夜未昏。”又有诗〈初至邵武〉：“为政原非易，亲民慎厥初。山川今若此，风俗更如何。讼少容调鹤，身闲即读书，催科与抚字，二者我安居。”当时做地方官的小官，目标是移风易俗、讼少刑轻，主要工作是征收赋税、安抚亲民。袁崇焕觉得工作不难，希望清闲一点，可以多读些书。

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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