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丹赞同道：“是啊。我读过几本畅销书，总觉得人物比较单薄，要么心理疾病，要么聪明过头。对话中的幽默，总像是作者闭门造车的结果，根本不是正常人即兴而为的俏皮话。而且，畅销书的情节，感觉小圈子中的琐事太多，实在比不上名著的波澜壮阔。”
我说：“咱这年代，人的信息来源太广，娱乐方式太丰富，很多小说家也只好适应快餐文化，写东西难免会多快好省。但这么多的畅销书中，经过时间的甄别，肯定会有未来的经典。”
丹丹问：“那你觉得，什么算经典？”
我说：“经典的共同点，就是要么在主题上有创意，要么是在语言上有突破。《麦田里的守望者》故事那么简单，却一炮打响，是因为叛逆少年自古都有，却从没有人写得那么刻骨铭心。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主题上没什么创新，但好评如云，是因为海明威的极简主义对后人的影响太大了。”
丹丹思索道：“你说，是不是因为之前的作家把该突破的都突破了，现在的人已经没得可写了？”
我想了想，答道：“也不一定。其实很多评论家们在20世纪初就这么说过，但其后便出现了意识流文学。二战后，评论家也有过多余的担心，但新的突破还是有的，只是不那么一目了然。”
丹丹说：“也难怪。一眼就能看出所以然的，很容易成为宣传品。不管是政治目的，还是个人目的，都没有长远的价值为后世所用。”
我正要答话，赶上到站停车，打了个趔趄，抬起头，发现自己已经坐过了三站，慌忙跳下车，隔着玻璃对丹丹说，改天再聊。
我上了反方向的车，坐下定定神，想起自己和丹丹夸夸其谈这么久，却没按她的要求，推荐什么书。
这时，丹丹的微信来了：“谢谢！今天收获很大！以后接着聊文学。”
其实，是我要谢谢她。
学了这么久的英语，除了自我陶醉的施密特，还没有人和我谈过文学。当下的作家数量，是历史之最，但却没有一个世纪之前的文豪效应。这是教授们的心头之痛，也是我的困惑之在。而同专业的同学，上学时忙于应付手头的作业，没时间谈。毕业后为生计奔波，没心思谈。
我的第一个关心文学的朋友，是个jd。
前面的这些聚会，端端没有参加。那时，他正在云游中。
每到一个地方，端端都能找到当地的jd或者老流氓，包吃包住包玩。
在成都，有位老流氓刚做完一个小手术，需要卧床静养，便把大门钥匙和车钥匙给了端端。
在西安，有位jd小妹陪着他在城墙上骑车。他俩身边的游客，眼神里醋海翻波。小妹亭亭玉立，名包名表；而端端个子矮，晒得黑，穿得不修边幅。大家都惊叹于他这个屌丝，是怎么“勾搭”上白富美的。
在上海，端端只待了一天，却有8个人找他吃饭，每个人的时间还不一样。他把早、中、晚全约出去，还外加了两顿夜宵。
但等端端到北京时，还留在北京的jd已经没几个了。
然然在群里发信息，帮他求援：
“求收容！谁家有沙发、地板、狗窝、壁橱，能睡就行！本人担保事主身材短小，人品端正。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
群里的反应很快，有位jd小妹说：“我住在女生宿舍里，舍管们民风彪悍。如果端端身材真的短小，可以钻进行李箱，我拉他进来。”
而小弟说：“我爸妈白天上班，晚上在家。端端如果愿意夜里上街躲躲，白天睡觉，可以进我家大宅。”
还是老流氓实在，当jd们还在磨嘴皮子，一位北京老流氓已经把端端的住处安排好了。不过，人家管住不管玩。老流氓讲，现在是他挣钱的时间，再玩就要入不敷出了。
我本想请端端吃饭。他却似乎对潘家园的古玩市场更感冒，非要我陪他去。
在古玩市场，端端故意操着四川口音，问起卖石头的小贩：“老板！这是玉吗？”
“当然。黄龙玉！你眼力真好，这是招财的金蟾。我这是要收摊了，便宜卖，800块！”小贩捧起粗制滥造的癞蛤蟆。
端端的口音更重了，对我说：“我看行！妹妹，咱来时就说，给村长置办点特产回去，让乡亲们开开眼，也不枉来一趟北京城。拿钱来，妹妹！”
我边跑边笑。端端追上来的时候，小贩还在大喊：“600块！600块要不要！”
端端跟上我，没走两步，又相中了一个鼻烟壶，和小贩讲起了陕西话。
一路下来，他把小贩耍了个遍，把南腔北调换了个遍。
离开市场时，他说，这些方言，都是一路上新学来的。坐高铁时看报纸，说古玩市场尽是骗子，便想到了这一招儿，可以打打假。
不愧是个优秀律师的料。出来玩，还这么以天下事为己任。
晚上，我们去了世贸天街。端端仰着头，看着液晶天幕上显示的短信，说：“怎么全是‘我爱你’？我来点新鲜的！”
他在手机上敲道：热烈祝贺然然被哈佛录取！
他点击发送前，叫我准备好相机，短信一上屏幕就拍照，发微信。他说，然然看到我俩想着她，定当感激不尽。
等了半天，屏幕上没反应。
他说，要不你试试？
我照做了，也没反应。
他说，这天幕，肯定有管理员控制，筛查信息。是不是哈佛让管理员嫉妒，被他删除了？
他改用哈佛法学院的缩写：热烈祝贺然然被hls录取！
仍然没有反应。
难道有英文字就不行么？我急了，写了“我爱你”，但还是发不上去。
端端揣测：“咱俩的手机号，肯定是被黑名单了。我害了你了。以后你想要和谁在此廉价表白，都不行了。”
我说：“换个号码呗。”
他说：“换个思路呗。咱可以开一家集珍爱网、百合网、世纪佳缘和微信的优点于一身的相亲网站，专供海外人才使用。咱不像非诚勿扰那样，需要抛头露面；也不像世贸天幕，要收钱。……”
我接过话茬儿：“但咱的会员是要写申请才能进的，录取率低于10%。”
端端刚走，彭哥就到北京了。
我刚好有一肚子问题，所以，一听到消息，就赶紧跑到了他住的酒店。
我告诉彭哥，我刚刚读完阿蒂库斯·法尔孔（atticusfalcon）的《法学院星球》（lawschoolplanet）。法尔孔整个一个批评家，把法学院的教育贬得一无是处，讲jd们学得很苦，学的无用，让我的感觉很不好。
彭哥说，他也看过《法学院星球》。按照法尔孔的观点，法学院教授确实都是人才，但却是只能探讨空头理论、而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的人才；他们也很有人格魅力，但最擅长的却是误导学生，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能说法尔孔不对，而只能说法尔孔太偏激。法学院的确有法尔孔讲的教授，但这样的教授并不是全部。
彭哥说，文学作品都免不了夸张，法尔孔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读者，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可不能被作者左右。
我说，文学作品虽然有可能夸大其词，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何况，法尔孔写的是自己的经历。法尔孔讲，法学院学的所有课，到了律所都没用，因为律师不需要死记硬背法条，再怎么背，也比不上网上的无敌资料库；法学院着重讲的案例，也只是法律发展史中的沧海一粟。法尔孔的这些观点，我是蛮认同的。
彭哥说，你上过这么多年学，学到的知识有多少还在用？法学院教的知识和案例，的确不见得都有用，但讲知识和案例的过程，就是训练法律思维、发展法律素养的过程。所以，法学院的课，可以说没有用，也可以说很有用，关键在你看问题的视角。
也许，是法尔孔错了。学什么知识都需要经过“过滤”，但如果你的视野不在知识本身，而在知识背后的东东，那么，你真的不必纠结于知识有用还是无用了。
彭哥回美国了，但露露从非洲回到北京来了。
一个假期，露露都在非洲，她参加了联合国下属机构组织的一个公益项目。
露露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做公益，那么多jd都愿意做公益吗？
露露不等我接话，自己就作了回答：这是因为，上jd苦，jd后更苦。
jd的苦，我早已了然于心。因为，申请法学院的时候，就有人提醒过我：到了法学院，你会知道，为什么jd一毕业，就能挣十五六万美元了，是因为jd三年，你少睡的觉很多，流的口水很多。而且，彭哥已经告诉我，在斯坦福法学院，jd一年生一周五门课，每门课一周三次。课堂之外，一周还要看几百页书，不然，根本听不懂教授在讲什么，也无法融入课堂讨论之中。何况，学院差不多天天有讲座，不出听，说不定会错过重要信息。gpa高的，就是睡觉最少的，学得最苦的，付出努力最多的，而不是所谓智商高的。
露露调侃道，人家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jd呢？是吃得苦中苦，方为苦中人。
露露告诉我，她在哥大，见过很多律师。律师是个高薪的职业，但大律所的合伙人根本没时间花钱，全便宜遗产继承人了。而当不上合伙人的律师，即使为律所奉献多年，劳苦功高，也只能另谋高就。一面是熟手接踵流失，一面是新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进来，这就是大律所的常态。
毕业生入了行，从早到晚干的事，就是查文件、回邮件、写备忘录。新手们几个月的努力，也许会成为合伙人谈判桌上的精彩一瞬或庭审中的制胜时刻，但他们可能连案子有没有开庭都无暇关注，而只能专心于堆在案头的各色文书。
大律所的起薪十五六万美元，每年还有1到2万的加薪。但这样的收入，正好处在美国税收最狠的区间，扣了税、还了助学贷款，再怎么攒钱，也富不起来。即使手头有闲钱，也要变相地还给工作。因为没时间跑路，需要住离律所稍近一点的高价房。为了取悦客户，需要穿名牌，开好车。偶尔出门度个假，老板还可能发来十万火急的邮件，让你在沙滩太阳椅上敲电脑。
我问：那小律所呢？
露露说：小律所合伙人的生活质量要好很多，助理也能当上合伙人。但金融危机，倒闭得最多的，就是小律所。
露露接着说，身苦，是jd后的第一苦，而第二苦，是心苦。这是因为，学法律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正义感，都有点梦想，但进了律所，经年累月下来，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帮一堆为富不仁的家伙干了多少坏事。为了少一点心苦，多一点自我慰藉，只要有可能，律师们就要做一点公益，做一点善事。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有这样的告诫了：别上法学院。律师总是代表别人去争利，压力奇大。自杀是律师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号原因。
上jd很苦，我早有心理准备，但jd后，真的还有更苦？
难道端端们的幽默、然然们的潇洒，只是jd前的释放和宣泄，只是为了迎接最苦逼的时刻？
时间，也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jd学制三年，2014年入校的学生，一般在2017年毕业，所以，称之为2017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