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打算一辈子做家教、摆地摊？”云间气不打一处来。后脑一阵钝痛，他伸手拉了拉头上的针织帽，语气缓和下来，“没问题的。准备了一年多，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哪能这时候放弃。”
门口的厚棉帘子掀开又放下，凛冽的寒风卷进来。一个穿着军大衣、貌似保安的年轻人走进来，在过道那边的桌旁坐下。聂非倒了杯酒，慢慢喝了一口，望着门口。“今天我碰到了大学时的女朋友。”他神情有些尴尬，“我蹲在地铁口的分流栏杆边。她拿了个发卡问我多少钱。旁边还站着她的现任男友。然后她就扔下发卡，装作不认识我，走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我还以为是我出现幻觉了。是不是很好笑？”说着拍着桌子哈哈大笑起来。
云间抬眼瞥了瞥他。他在流泪，眼睛却被笑容挤成一条缝。云间转头望着过道那边。那几个卡车司机已经走了，呛人的烟味渐渐散去，店堂里面飘来阵阵暖乎乎的湿气。空气更加闷热了。
聂非蹭了下眼泪，抽出一张纸巾，大声擤鼻涕，引得过道对面那个保安直皱眉头。“也不怪她。我有什么资格谈这个。”他长呼一口气，沉默片刻，慢慢说道，“云间，我也会想为什么。每次想出来的原因都不太一样。不过最根本的还是穷。因为很穷，所以更穷。大一大二的时候，同学都在玩游戏，我拼命打工养活自己。大三大四，大家都好好学习了，我一边打工一边玩游戏。等到大家都毕业上班了，我却一边打工一边补考。忙活五六年，到最后还是个高中生。真是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一个人躺在狭窄的单人床上睡不着时，云间也会忍不住想，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演变至此。悔恨和孤独总是让模糊的因果关系无限延伸，牵连过去的一切。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从十八岁带着家里仅有的六千块钱来到北京，他每天疲于奔命，四处打工，几乎把这个城市所有底层工作做了一遍。奋斗三年，最终却一夜归零。
“想那么多干吗。赶紧考完试，找个工作。”云间说。
聂非仰起头，露出苦笑。“还得瞒着家里人。骗他们说我毕业了，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和女朋友住在公司附近。”
老板拖着脚步走出来，把十串羊肉放在桌上的不锈钢盘子里，顺手收走空的拉面碗。云间抬头望着电视，想起自己从学校退学后就再没有回过家。同样的谎言他说了四年。唯一的不同是，他告诉父母，自己和宣宜分手了，一个人住在一套崭新的公寓里，每天走路十分钟去广告公司上班。
“最近忽然很想家。”聂非低下头，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羊肉串，“小时候在汉江上，最喜欢在渡船开到江心的时候跳下去。然后仰面望着天空，顺着江水漂啊漂，漂出几百米后开始往岸边游。”他抚摸着杯子，眼神空茫，“汉江太宽，每次游到离岸边三十米的时候，我就没力气了。可是早就没有了退路，只能拼命往前游。就这样，每次都有惊无险。不过想起来真是可怕。那时我也就十一二岁吧。”
云间靠着椅背望着聂非微笑。小时候在家乡那座浓烟滚滚的矿山，他最喜欢坐着运煤的滑轨车从山坡上冲下去。感觉就像一下被扔到空中。那时迎面而来的风，那种狂乱失控的感觉，至今依然触手可及，令他既兴奋又害怕。
聂非慢慢皱起眉头。“现在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最后三十米外挣扎。”
“别说这种没出息的话。”云间把手搁到桌上，抿了抿嘴唇。聂非低头沉默片刻，抓起二锅头瓶子，仰起脖子猛灌。云间伸手去抢，却被他挡开。
“你来之前，我在那个笼子里关了六个小时了。”聂非握着酒瓶，一脸无动于衷的表情，“笼子里本来关着一只白色大狗。他们抓住我，就把狗放出来，把我关进去。”说着侧过头笑起来，眼泪夺眶而出。
云间低下头，把手插到羽绒服口袋里，没看他。店堂里面的厨房似乎熄火了，那团暖乎乎的热气迅速逃逸。一个戴着护耳帽的年轻人提着打包的快餐盒穿过过道，掀开帘子走出去，户外冷冽的空气席卷而来。云间感觉后脑冷飕飕的，一种陌生的痛楚渐渐扩散。
“靠，我哭个屁。”聂非砰地把酒瓶放在桌上，蹭了蹭眼泪，拿起一串羊肉咬了一大口，“想让我哭，没门。”
聂非边笑边流泪，一串接一串吃羊肉，不时举起瓶子灌一口二锅头。云间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桌上堆成小山似的铁签，一直默默无言。那瓶二锅头喝空后，聂非已经醉得坐不直了。
从拉面馆出来，云间背着聂非，沿着昏暗的人行道往南走。寒冷的冬夜，惨淡的路灯。天通苑高层住宅楼的灯光在远处的夜色中漂浮。聂非很瘦，个子也不算高，但喝醉之后仿佛忽然变沉了。云间身材高大，背着他走了两站地还是气喘吁吁。空旷的马路上偶有渣土车驶过，扬起一片尘土。聂非趴在云间背上，醉醺醺地念叨着“没门”，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间或还干呕几声。
云间一阵紧张，使劲晃了晃他，扭头冲他喊：“要吐吱个声。敢在我脖子里吐，就把你扔到路边。”聂非嘻嘻笑着，一只手垂下来，喃喃说“没门”。
第二天，云间给陆衡打了个电话，帮聂非在化妆品网站找了份分配订单、分拣货品的兼职。每周工作四个半天，工资基本够聂非日常生活。聂非踏实勤奋，陆衡倒是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