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人体自我控制能力提升的实体化解释事实上不无可疑。我们认为，所谓内力，事实上是人体内部自我协调的关系范畴。当然，一些史料指出内力有可能在不同主体间相互传递，如果这一现象存在，无疑佐证了内力的实体性质。但毋宁说，这种神秘的实体是人实现自我控制的一种介质，或许是一种生物激素。它或许能够作用于人体的运动终板，形成强有力的生物电信号，使得内力家能够远比常人更有效地支配自身的骨骼和肌肉。对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目前刚刚展开。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获得这方面更为丰富的知识。

现在让我们转向武学的技艺方面。关于这些技巧，在格斗武学中，常常依照使用武器与否和武器的种类进行分类。赤手空拳的搏斗术依照主要运用的身体部位，可以分为使用手和使用腿两大类。腿法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通过脚的踢或踹的动作来伤害敌人，双腿的配合也是很重要的，所谓的连环腿，就是通过双脚的连续踢出而叠加其杀伤力；但使用手的武学却非常繁复：依其运用方式，可以分为拳法、掌法、爪法和指法。一般说来，掌法是用手掌的边缘去进行砍削。但具有内功的格斗家常常用掌心进行拍打，这种对普通人而言较为低效的格斗方式因为能够得到内力方面的支持而为一些武术家所青睐。同样，另一种特殊的武学是指法，即通过手指戳或捏的方式传递内力。这种武学如果没有内力的配合，就很难收到什么效果。在当代中国，一些优秀的武术家可以用一只或两只手指的支撑让身体倒立，而在历史上，某些指法甚至可以利用内力造成空气中的冲击波，在数英尺内进行超距攻击，堪比手中握有一把无形的长剑。

使用武器的格斗术，一般按武器的种类进行分类，总体上可以分为手执武器和投射武器两类。前者是指通过手的执握可以进行长时间使用的武器，譬如刀和剑，后者是指一次性的投掷或发射出去的武器，譬如飞镖或其他暗器。大型的或机械性的远射武器，譬如石炮和连弩一般不在武学的研究之类。事实上使用这些武器也不需要对身体动作有特殊要求。按照使用武器的不同，存在着刀法、剑法以及使用各种投射武器的特殊技巧等。一般说来，有多少种武器，就有多少种与之配合的格斗技术。其中刀法和剑法是最为重要的。刀法较为易学而实用，具有可观的杀伤力；剑法则较难掌握，但可塑性和运用的空间更大，能够和武术家的内在精神契合得更圆满，被普遍认为是最高等的武术。

这些格斗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被严格区分成各种招式（manoeuvers）。所谓的“招式”既不仅仅是一个姿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固定的一连串的动作，对其中每一个动作的标准都有细致而严格的要求，类似于现代体操中的动作环节。这一点曾经令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在变化无穷的实战中完全搬用这些固定的动作似乎是愚蠢的做法。更好的方式似乎仅仅确定一些实用的基本原则，而将具体的攻击动作留给学习者进行自由发挥。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人的武学理论是他们文化传统的翻版：生搬硬套，墨守陈规，拘泥传统，而压制一切个人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看似合理的指责很难得到实证方面的辩护。悖论的是，正是这种以固定招式（也被称为“套路（fixedways）”）为主体的武术体系造就了中国人杰出的武学成就。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中国武术体系中几乎为每一种对敌的状况（包括敌人的远近，使用武器的种类，摆出的姿势等）都准备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招式。这些招式往往是在长期的实战中所凝固而成的最佳策略，或者是过去的著名武术家精心设计，并在格斗实践中得到验证的产物。很显然，在没有时间仔细思考的对敌情境下，记忆力比临时发挥的思考能力更重要。运用一个现成的招式，不需要任何思考就可以发挥极大的威力，这显然比临时决定的攻击方式更为高效。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之前的许多年中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记忆和练习，直到学习者达到可以近乎本能地使出的程度。就此而言，中国人的武学思想表现了突出的实践智慧。实际上，西方世界在一些军事操练上也采用了类似的原则，譬如马其顿方阵和罗马的龟甲阵，每一个步伐和动作都是固定的。但是从未在个人层面上像中国人那样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这种由各种招式所组成的格斗方式也并非无懈可击。最明显的问题是，对于任何固定化的招式都可以仔细研究其具体的攻防原理，从而发展出破解的方法。当然，破解招式的也仍然是招式。这一点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武学的发展：一方面，原有的招式不断被破解；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被破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招式“补丁”和新版招式。这种发展并非完全是良性的，有时候变成了经院哲学之间的辩论：破解招式的招式与破解破解招式的招式的招式之间打得火热，但是对于不理会这些招式的一般人，却反而丧失了效力。在13到14世纪之间，一些杰出的武学家提出了“没有招式就胜过一切招式”的思想，从根本上杜绝了被破解的可能性。根据这一思想所进行的武学实践，在武术大师之间的较量上卓有成效。这部分是因为大师们对武术招式的精通已经使他们不必拘泥于任何具体的招式，但这一点难以用于武术界的中下层，也并未动摇以招式为主体的中国武学的基本结构。

有少量罕见的格斗方式是不需要或很少需要使用招式的，譬如次声波攻击（常被称为“狮子的怒吼”）和心理催眠（有时被称为“移走灵魂的法术”），但通常都需要建立在充实内力的基础上。还有一些野史所记载的格斗方式显然是过分神话了的，如利用意念操纵飞行的剑进行自动攻击，在此可以忽略。另外，利用各种毒素进行攻击是武术世界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也有一些流派擅长此道，譬如四川的唐氏家族和云南的一些秘密宗教。毒药的炼制和使用并不属于武术科学的范畴，而属于医学或生物学，但是其恐怖的杀伤力与武术相似，这也足以令毒药专家们弥补他们在武术造诣上的不足，和一流的武术家们相提并论。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格斗术之外，还有一些次生的武学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轻功（artsoflightness），这种武学可以说是田径运动中的许多项目的总和：跳高、跳远、短跑和长跑等等。简言之，轻功主要是穿越各种复杂的地形，在不同方向上尽可能快速移动的能力，可以用于逃走和追击敌人。另一项次要的非格斗武学是水功（waterarts），即在水下进行各种活动的能力。不用说，这些次要分支仍然间接服务于格斗的目的。

这些粗略的叙述如果尚不能使读者对于中国武术的本质和构成有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如下的概括或许不无裨益：中国武术的根本特征，即是通过特殊的学习和训练，掌握远远超出常人的身体能力和技术。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赋或血统，人就可以通过学习，超越自身的极限。或许正是由于学习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中国人称之为“武学”。这一点的重大意义将在正文中得到进一步阐明。h3文献回顾；查良镛博士的研究/h3古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6年）曾经慨叹，在秦代之前的武术家事迹，由于不被历史编撰者重视和记载，大部分都已经湮没了。6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在一般的历史文献中，仅仅当武术家的活动影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时，才会加以有限的记载，很多时候（譬如在明教史中）由于当局的形象和利益，这些记载也是建立在篡改和扭曲的基础上的。在野史和笔记中可以找到略微丰富些的资料，但也不容乐观。在传奇、小说和戏剧中固然有较多的描绘，但又往往过于夸张，不能随意采用。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梳理和对比多种史料，才能辨认出其中真实的武术家事迹，并且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猜测的性质。故而，许多学者曾经断言，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武术世界史，是不可能的。

这一情况在香港历史学家查良镛的卓越研究之后，或多或少改变了。查良镛出生于1924年，在二战期间曾担任重庆的图书馆管理员，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多家大学任职。他于1955年在剑桥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thefileofthebookandthesword:thech’ien‐lungemperorandchinesesecretsocieties）。本书的重点是清高宗弘历与红花会（redflowersociety）在1758年的一项秘约及其破灭。查良镛综合了清宫秘档、地方志、红花会的几种会簿、维吾尔人的口头史以及当时的许多笔记、诗文和私人信函，详实可信地梳理出事件的进程。这一著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许多传统史学家斥之为小说家言。不过随着论战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赞同查良镛的观点，其中争议最大的一项，即清高宗的真正血统问题在近年由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dna测序研究得出了结论：高宗男性直系后裔的y染色体和其他旁支的清代皇室的后裔毫不相同，相反，却和海宁的陈世倌家族完全吻合。7这标志着查良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的胜利。

当然，查良镛的这部早期著作仍有不少缺陷，譬如他武断地认为红花会是于万亭所创建的一个新社团，而没有注意到红花会只是天地会一个主要分支为了掩护自身存在的一种别称，来自于天地会著名的红花亭。于万亭是天地会的复兴者而非另一个秘密社团的首创者。天地会的这种别称还有很多，譬如添弟会、仁义会、平头会、双刀会和三合会等，是天地会的特有现象。8他因此也未能将红花会放在天地会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有所驳正。

查良镛的第二部专著是出版于翌年的《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清政治》（aswordofgreenblood:yuanch’eng‐chiandpoliticsbetweenthemingandch’ingdynasties）。这部著作是对17世纪中叶一个小军阀袁承志的主题研究。此人史学界本来只有有限的了解，只知道他是李自成的部将，在1645年曾经盘踞山东，与清军交战，后来逃离大陆。查良镛指出这位袁承志是袁崇焕之子，受到武术世界的支持，广泛参与了明末的许多事件并在深层次上改写了历史，这部作品受到学界赞誉，但相对关注较少。

1957年出版的第三部专著《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thecondor—shootingheroes:abiography）是一部更为成功的作品，此书研究了13世纪的南宋武术家郭靖的事迹并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武术世界的“五绝”体系。查良镛在其中提出了集团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后了武侠史学的研究范式。在1959年出版了其续作《神圣的雕之罗曼史》（romanceofthedivinecondor），通过阐述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演进，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进。

在致力于宋代武侠史的同时，查良镛仍然继续着对清代中期武侠史的探索，并推出了两卷本的《飞翔狐狸：一位18世纪游侠的个案研究》（flyingfox：studiesintoaninpidualkinght‐errantinthe18thcentury），上部《狐狸，飞过雪山》（foxfliesoversnowymontains）出版于1959年，下部《飞翔狐狸的青年时代》（theflyingfox’syouth）出版于1960年。其中对于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和1780年的玉笔峰战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1961年他出版了《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theheavenlyswordandthedragonsaber：thekungfuworldandundergroundcultsintheyuandynasty）。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元朝时期摩尼教的研究，也详细讨论了当时武术世界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演替及其对元末政治军事冲突的影响。自发表后，就成为该领域不可代替的基础书目。

同年他在《中国武侠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满大人鸭子刀的传说与历史》（“themandarinducksabers：legendandhistory”），从一起武术家叛乱活动的个案出发，对清世宗时期的武术特务和反清运动进行了论述，不过这篇论文只是依据清宫档案和民间传说对相关史实的简略描绘，因此并不很受重视。

同年发表的另一篇长文《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cryingwhitehorse,gonewiththewind）是对清代中国武术家与哈萨克人族群冲突与融合的散文化描述。1963年的《秘密如同城市》（secretislikeacity）则讲述了在清代的寻宝热潮时期，一个西藏武术派系和中国武术世界的冲撞。这些作品由于主要基于口述史的整理，故而难以精确地确定年份，之后的史学家为了考察其所发生的具体时代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但迄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

同样出版于1963年的《天神与龙的战争史：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historyofwarsbetweenheavenlygodsanddragons：kungfuworldinlatenorthernsong）是一部学界期待已久的巨著。本书将武侠史研究向前推进到了11世纪，并详尽重构了当时武术世界的基本构成和主要事件。其中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通过对若干契丹文文献的破译，证明了十一世纪末辽国的南院大王萧峰和宋朝野史中记载的丐帮首领乔峰是同一个人，并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对于萧峰在1094年辽国南侵中的作用做了细致研究。

1965年出版了《游侠之歌：或一个武术乌托邦的覆灭》（songofkinghts‐errant：orthefallofakungfuutopia）。此书讨论了在明代中后期的一次组建跨门派武术科学研究机构的伟大尝试，这一尝试因研究者们滥用武力对武术世界进行杀戮和统治而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武术世界在16世纪下半叶的陡然衰落。

查良镛用了之后的两年精心撰写了《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明代中期武术门派与教派的战争》（thesmiling,proudwandereronriversandlakes：warsbetweenmartialschoolsandcultsinthemid‐mingperiod），此书出版于1967年，正值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史学作品讨论了明代所谓正教与邪教的交战期间，主要门派和秘密宗教之间的冲突及各自的内部权力斗争。查良镛反对将地下宗教视为正义的农民起义、将主流门派视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被认为是丑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任我行。查良镛也因此受到香港左翼人士的攻击和人身威胁，一度暂时离开香港，并中止了武侠史研究。

在1970年，查良镛开始了一项充满野心的研究计划，他打算从最早期开始，写作一部全面的中国武侠史。其第一章“越国女士的剑（swordoftheladyoftheyuekingdom）”顺利完成。这一章节研究了武侠史上最早的人物“越国女士”，指出她与范蠡之间的隐匿联系。不过，之后的研究由于涉及上古和中古历史，材料匮乏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查良镛最后放弃了这个宏大计划。只将“越国女士的剑”作为一篇论文发表。作为替代，他出版了一部普及的小书《三十三位武术家》（thirty‐threemartialartists），对公众简单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武术家。

查良镛的最后一部武侠史著作返回了他所熟谙的清代研究。此即讲述清代早期武术和政治传奇人物韦小宝的传记《鹿鼎公爵传》（alifeofdukeludingius），这本书写了三年之久，出版于1972年。在这部巨著中，他对于清代初期的历史和秘密社团活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刻画。该书也往往被认为是他成就最高的一部代表作。

此后查良镛脱离了武侠史学术领域，投身于报业，创办了《明报》。他在1975年仍然出版了一部历史著作《袁崇焕传》，但并不属于武侠史的范畴。在1978年他修订了自己的早期研究，并在2000年后对自己的著作再度修订，在其中他根据史学研究的进展更正了自己的许多早期观点，不过并非所有武侠史研究者都能同意这些修改。

查良镛的著作（以及其同时代的学者陈文统）奠定了当代中国武侠史研究的基础。在他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由于倪聪、陈平原、孔庆东、严家炎、陈墨、约翰·史密斯（johnsmith）、萨缪尔·约翰生（samueljohnson）、格拉汉姆·恩斯肖（grahamearnshaw）、约翰·明福德（johnminford）、冈崎由美、铃木清一等中国、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能够在更为广泛而全面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因而一部系统性的中国武侠史也呼之欲出了。

然而在查良镛著作中仍然有相当多的历史时段空白，从几十年到上百年不等。这些时期由于资料的匮乏而无法得出史学上可确证的成果。这些查良镛所止步的地方今天仍然令我们感到困难。金童、全庸和金庸新的一些作品可以填补这些空白，但与查良镛体系的矛盾之处却无法忽视，因而被认为并非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这些空白时段的武术世界历史，我们可以通过正史和野史著作以及民间口述史加以探究，虽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图景，却可以看到基本的发展脉络。

迄今为止，尚无一部真正全面系统的中国武术世界史问世，本书作为一部“简明”的介绍，在综合查良镛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武术世界在漫长的中华帝国历史中的起源、发展和衰亡的主要脉络，并对其中的若干关键事件加以深入探究。由于上述的困难，本书中的许多论述仍然只是尝试性的，旨在初步建立一个基本的史学框架，以满足学界的需求。我们殷切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丰富而详实的研究出现，将我们对中国武侠史这一引人入胜领域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层面。

让-皮埃尔·希安（jean-pierresean）

新垣平

1《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对此有简略的回溯（第260‐261页），详细进程请参阅《上海小刀会起义史》。/aside2《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294‐297页。/aside3同上书，第140‐153页。/aside4对此的专题研究，请参见《剑桥倚天屠龙史》。/aside5指汉尼拔在坎尼会战（公元前216年）中使用的中军后退，让侧翼的军队内卷，对敌军形成包围的著名战术。——译者注。/aside6《史记·游侠列传》。/aside7李辉、严实、王传超：“分子生物学视角下的清高宗身世问题”，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通讯》2010年第5卷。/aside8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64页。/a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