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4月上万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震动了中共，也震动了世界。随後的《亚洲周刊》说《黄祸》预见了气功团体的强大能量，并称“文学的洞见往往出奇的准确”。事实上，这种类比多次出现，流民、生态、人蛇等方面一出现问题，就会有人提到《黄祸》。甚至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掀起反美运动，也被联想到《黄祸》中的一些情节。
我则在祈祷，《黄祸》中那些元素的再现到此为止，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万不要再继续成为现实。
◎稳定之下的危机
十年来，我的内心没有随时间的过去而放松，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劫难正在逼近。无疑会有人认为我把问题极端化了。我说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但类似的说法历史上从未断过，中国国歌的歌词也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哪个年代的忧国之士不曾担心中国要亡？鸦片战争面临的列强、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还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马上就要没有明天？可是中国都一样过来了。今天谈论的中国危机，是不是还会像过去一样，不过是一种当事者迷的过度解释，中国还是会安然过去。毕竟几千年的历史航船都走下来了，怎麽会偏偏就在今天触礁沉没？
对此，首先应该谈的不是危机，而是中国目前为什麽会这样稳定？如果真存在那麽严重的危机，为什麽现在看到的现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这种稳定之下，感到着最大的危机。
今日中国除了政权以外，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体上对社会进行整合。政治反对派、意识形态、国家化军队、宗教、公民社会那些任何完善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整体性整合机制，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被铲除，或是在压制下无法生长。唯一的整体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权。中国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前所未有的稳定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除了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凝聚社会，引导人民，对政权形成挑战，一切都只能在政权的指挥棒下运行。
所以，当今中国的基本状态是这样的：一方面是社会自由度扩大，出现了很多新的空间，原来那种社会分子之间被强加的刚性连接逐渐解除，但是并没有新的组织化形式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越来越散漫，虽然人人都在钻营，但都是一盘散沙的个体行为，或局限在很小范围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权控制和管理整个社会。形象地形容这种状态，就是一只政权的桶装着十三亿人的散沙。散沙内部进行着活跃而无序的分子运动，而桶因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经“脆化”，从毛泽东时代的铁桶变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无论如何不会挑战桶，哪怕桶是玻璃桶，这就是今日中国在外人眼里显得稳定和繁荣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稳定并不是吉兆，却应该说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危险在於，万一一次意外的震动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会丧失，社会就会失控，那时的中国将会怎样，能够怎样呢？所有的危机将一同爆发，桶里的散沙也就会漫天飞扬，无法收拾。
不愿意看到这种前景，问题就成了中共政权到底会不会垮？如果它能够永远屹立，也就没有什麽可愁。即使过得不太好，至少不会有大灾难。然而回答显然应该是否定的。不谈具体，仅从共产党自己尊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上就没有永恒的事物，中共自身当然也不例外。何况它的高度腐败、意识形态缺失、丧失民心等，都已经构成它可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它以自觉的死亡挽救中国，然而现实没有让我们看到那种前景的丝毫希望。
◎我们能否逃出劫难
有人也许会说，中共政权垮了难道天就会塌？车到山前自有路。历史有过多次大起大落，政权崩溃也层出不穷，不都过来了。不错，历史有多种可能，但今天中国与过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还有一个“框架”在支撑，一个“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态。
一个社会发生政权崩溃，只要文化结构保持完整，传统的伦理、道德、调整人际关系原则和价值系统还在，人们就可以在没有法律和警察的情况下自行维系，社会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发散的，即使社会失去了政权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维持基本稳定，获得一个缓冲时间以重建政权、法律等上层建筑，继而重新整合社会。
如果这种文化结构没有了，那就危险了。人们只要没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损害，那麽政权垮台，控制消失，人与人的关系就将以争斗为主，社会因此会进入发散状态，动乱将迅速放大，社会重新建立统一政权和有效法律的过程，将需要漫长时间。
如果那时人口不多，有一个好的生态，事情也不会到最糟程度。人们虽然不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块地耕种，找一片水捕鱼，或是找一片树林狩猎，总之能活下去，直到社会重新稳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态环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质基础，人们也有为更大利益而联合的可能，因此那种整合会从局部逐步向整体扩展，最终实现新的统一。在那种过程中，即使社会政治发生大变化，却不妨碍民族和文明的延续。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绝望，今天的中国既失去了能够支撑社会的文化结构，又没有了能在最後关头承托社会的生态底座，一旦唯一能够进行整体整合的政权垮掉，就可能落入一个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坠落过程。最终灾难非常可能是毁灭性的。人类历史曾数度发生过大文明的毁灭，我们没有理由盲目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
嘲笑这种担忧是容易的，但远不如正视这种担忧对中国更有益。“杞人忧天”顶多是白费了忧虑，而“不见棺材不落泪”却会在看见棺材时悔之莫及。前者的代价微不足道，後者的代价却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识经常告诫“以防万一”，那麽哪怕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何止），我们也只用万分之一的力量应对，十三亿中国人中就至少应该有十三万人投入为危机做准备。而事实上有几个人？且都被视为“有病”。
悲观论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导“临事而惧，三思而行，好谋而成”的慎行原则，就是要多考虑不好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悲观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悲观论者面临一种悖论，人们如果听信他们的预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们的预言就会落空，也就会因此被讥笑为杞人忧天。
所以万能的上帝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做预言时总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人们全都不信。
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