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这一点，也是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不同於其他西方人之处。他们是第一个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但他们除了通商之外，根本不想改变这个民族。他们对於由他们入侵而引起的这个古老民族的一系列急骤反应，如动乱、变革和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反而是一如临往地维持那个最不称职的满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时期，尽管这是打着上帝名义的造反，也尽管李秀成一再向“洋兄弟”表示和睦，但英国起初声称“中立”，後来就协助李鸿章剿灭“长毛”。
本世纪初，西太后挑唆义和团跟基督教和洋人作对，事败後，她逃到西安，德国将军瓦德西率领八国联军一路攻进北京，这位德国军人似乎已经把威廉二世那幅“黄祸国”变成现实了，但列强对中国的处置却发生三种方案的争论：瓜分、改朝换代、维持满清。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老谋深算地摆平了这场争论。他在“双周评论”上撰文写道：“把现存的王朝作为一个正在活动着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并且，一句话，竭力利用它。”赫德认为支持现政权是恢复秩序的最省事的办法，同时他也意识到迟早会有一个黄祸的问题，“这就像太阳明天将会出来一样肯定，问题是怎样才能延迟它的出现。”
一百年快过去了，西方人担心的那种黄祸并没有发生。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他们那种制度也依然没有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是，曾令西方人恐惧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这一个世纪里急剧崩坍了。谁能料到，中国人偏偏接受了西方的另一种观念和制度：共产主义──是为了避免亡国灭种，也是为了重新成为强国而接受了专制。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既是西方列强摧毁传统中国的结果，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威胁下日本与中国竞争的结果──这两个黄种人厮杀得最惨。这情景，被列夫．托尔斯泰嘲笑威廉二世的“黄祸图”的另一段话说得最深刻：“把基督教给忘掉了的欧洲各国，曾经以自己的爱国主义名义，越来越激怒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且教给了它们爱国主义和战争──真的，如果日本和中国像我们忘记了基督的教导那样，把释迦和孔子的教导忘得一乾二净，那麽他们很快就能学会杀人的艺术（他们学这些事是学得很快的，日本就是一个证明）”。
四十年共产制度在大陆实行，委实曾经把中国变成最令西方头痛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让八亿中国人勒紧裤带造原子弹，并声称中国最不怕打核子战，充其量死掉三亿人，看你们西方谁赔得起。这一招很厉害，逼得精心设计了冷战和核战理论的基辛格先生乖乖上北京去与他握手言和。这位高歌“成吉思汗，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东方强人，创造了一个令中国人扬眉吐气却也痛苦万分的奇特时代，等他一死，这个民族的最後一点元气也快耗尽了。
毛泽东的中国如白驹过隙，昙花一现，中华民族从疯狂中醒过来一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比满清那时也强不到哪里去。又经过一个邓小平的改革十年，元气渐渐恢复，谁料到“六四”天安门枪声一响，举世哗然，国运从此跌坠。偏又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们杀了一群孩子，古今罕见，天理难容，真把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全赔了进去。当今中共的老人们真是像西太后那样不管身後洪水滔天了！
如今，轮到邓小平用黄祸来恫吓全世界了，历史怎麽会演出如此荒诞的一幕？“六四”後香港“文汇报”援引邓小平的话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将会有一亿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亚，一千万到泰国，五十万到香港。四周恰都是正在崛起的“小龙”们，都在那里盼着一个吉星高照的太平洋时代，谁不害怕大陆这条老龙撒野。於是黄祸终於变成了黄种人自己的恐惧。
这个恐惧已经在东南亚蔓延。直到今天，我们还看不出有什麽办法能够制止它。於是，香港人纷纷往加拿大跑，台湾人也往美国跑。大家都在跑“黄祸”。跑到离那个大陆越远越好。那种彷佛像一千年前的蒙古高原一样，快要喷涌了──
三
“六四”以後，中国大陆走进了一种崩溃的机制。这种机制也有它的一套程序，环环相扣，像多米诺骨牌的倒塌一样，无可遏止。
当然，我们不能像诺查丹玛斯或“推背图”那样预言其中的玄机和具体的人事，但崩溃机制的大致模式，却是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参照和启示的。
崩溃一般会按三个层面依次推演：社会心理的坍塌、政治制度的解体、伦常法则的中断。至此，社会开始大分化、大动乱，各种力量轮番厮杀，直到杀出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崩溃机制才会停下来。否则社会就会一直解体下去，直到文明的总崩溃。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环是政治制度的解体，它是崩溃的中心和高峰，研究它的发生、演变机制，尤为重要。
大清帝国的崩溃，一般学者都认为，因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加重赋税，短短四十年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心理的坍塌，朝廷的权威一落千丈，动乱的心理基础已经奠定。但是要让如此庞大而富有经验的一个政权垮掉，却不那麽简单。这完全是另外一套崩溃机制，而且偏偏是因应着这个政权拼命挽救自己的那种努力，而不知不觉产生的。满清的这个过程发端於太平天国造反，八旗绿营无力剿平，朝廷只得放弃禁例，允许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员募乡勇去向“长毛”拼杀，这便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太平军灭，湘淮军坐大，论功行赏，两系军阀囊括封疆大吏，兵权实已由京师转移分散到全国各地。这个格局一旦形成，朝廷只有坐以待毙了。所以，後来武昌一声枪响，四百年大清轰然倒下。这其中的道理，便在於各路军阀纷纷“自保”、“中立”，皆不勤王，活活将大清肢解。而肢解以後，孙中山也当不了大总统，得等这些军阀厮杀个十年，才能由蒋介石去收拾。满清靠军阀而灭於军阀的这种自杀式崩溃机制，实在也是它那种制度无法选免的。
导致满清灭亡的另一个政治机制，是皇权的非程序转移。後宫当朝，垂帘听政，临终托孤，在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历来都是亡国的结局。慈禧更是连亲儿子的改革都要戕杀，哪有不亡之理？
试观今日的大陆之政局，上述两种崩溃机制均已显露。“六四”调大军进京杀人，使军队介入了政治纠纷，从此脱不了关系。军人干政或曰“枪指挥党”的前景已被注定。日後，这个政权对军人的依赖会越来越大，暴力解决政治分歧的趋势也无可挽回了。再加上一班党内大老皆不久人世，原来按程序派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接班顺序都被拦腰斩断，邓大人“临终托孤”之势已不可逆转，党内再没有可以号令全军的权威人物，只剩下大大小小的野心家，等着老人咽气後拥兵自重。
至於社会心理的坍塌，经过“文革”的摧折，连中共自己都不讳言了；再经过“六四”那番坦克的碾压，老百姓的心已经死了。一个不再合作的民众成为巨大的、沉默的未知数，只有当这个政权解体来临的那一刻他们才会墙倒众人推。对这预设的崩溃的防范，也将使政府支付巨大成本，最後耗尽它的精力。
人们对大陆未来变局有种种揣测，不外是宫廷政变、兵变、内战等等，但无论怎样，遏制崩溃机制只能靠另一种机制来取代它。而这种新机制形成的最起码前提，是某种法则和程序及其权威性，它不仅能够慑服那一大群有实力的野心家，也必须能够控制暴民倾向。然而，这种可能性都被当年的清廷和今天的北京政权断送了。
况且，我们还不能排除其他非政治性的诱因，如江河泛滥、大地震、农业歉收、瘟疫等等。末世多难，天人感应格外强烈，人心浮动如黄河伏汛，无言下覆盖着巨澜，遇一穴而溃决，哪里是防得住的？
《黄祸》这本书，将这种种变数，和那雪崩般的坍塌，悉尽描绘出来，写得惊心动魄。中共政权在强人辞世、法西斯青年军人搞暗杀抢班夺权、大军区司令们见风使舵、东南裂土、少数民族独立等一系列崩溃程序中解体，一环环都彷佛是无解的死结，一直引向核子战争、大饥荒、疯狂的全民族大迁徙：神州沦为地狱，人退化为兽；由中国的灭顶之灾再扩散为世界性的大劫难。人类文明整个崩溃了。
写得如此恢宏又章法井然的政治预言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恐怕还是第一部。作者想像力之大胆奇诡，知识结构之宽阔丰厚，文笔之雄健浑熟，都是令人惊诧的。在整本书的大悲歌中，虽然你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你还是会被那渐渐迈进的恐怖的大限引着往前走，在经历一次幻想中的、但却并非绝不发生的中华民族的毁灭。
但愿“黄祸”只是幻想。
然而我却祈望每一个中国人，包括那些不再对中国的未来负责的形形色色的政客们、军人们、大佬们，都读一读这本《黄祸》。
一九九一年四月於美东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