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芹觉得这辈子无法面对叶可良，就偷偷地给他寄了五百块钱，并给他发了一封e-mail：
可良：
在婚姻和爱情无法统一的时候，我只能说：对不起。
忘了我吧，我真的不配做你的恋人，更不配做你的爱人。千万不要问为什么，我永远无法回答你。我会永远默默地为你祈祷，祝你幸福、健康、好运。
曾经爱你的慕容
叶可良看到信后，知道她这是动真格的，莫名其妙。他在北大的三角地四周徘徊了一个晚上。烦躁和愤怒中，他把三角地广告栏上的所有海报都撕了个粉碎。
第二天，他给慕容芹学校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找到了她。他咆哮着问她为什么这么说。慕容芹却突然成了哑巴一般，一声不吭，只顾哽咽着流泪。
过了几天，慕容芹就和苟安生偷偷去镇政府民政办公室打结婚证。
负责办理结婚登记的是这旮旯学校的一位女毕业生。她考不上大学——其实也从未有人考上大学——被招进镇政府民政办工作。
看到苟老师来了，她反主为客，很不自然，不敢向他们要任何证明。只是让他们填了一张表，并签了字，然后交了二十元工本费，就把两本红本子递给她们，说：
“这上面的公章是全国通行的，祝贺你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住在一起。”
慕容芹一听，心有些痛。她恨不得那个公章是假的。她想，这年头假货横行，小到油盐酱醋茶，大到婚姻爱情官场，无处不假，为什么偏偏我的结婚证是真的呢？
慕容芹拿着结婚证，感觉像拿着法院定她有罪的判决书。
她觉得婚姻是一副枷锁，将把两个人或其中一人折磨得疲惫不堪，套得糊里糊涂。婚姻一不小心往往就成了冰窟。而这冰窟，有时是惟一的归宿。
就当成去监狱呆几年吧，她想。
回来的路上，她紧张而不知所措，像身上藏着毒品，感觉在任何人面前都是罪人。
她不敢跟叶可良说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了，他也不会相信。连续几天，她都躲在被窝里，把眼睛憋成了红葡萄。
苟安生满面春风地请学校的同事吃喜糖喝喜酒抽喜烟。他袋子里总是放着两包红双喜香烟，见到人就拿出烟来，笑着说：“来来，抽烟。”
慕容芹像一个木偶，不知道日子是什么味道。她脸上偶尔出现的笑容，总是像木刻一样的死板。
一个月后，慕容芹才领着苟安生去见她母亲。年迈的母亲看到女儿给她领来了个高高白白的上门女婿，竟高兴得合不拢嘴。
看到母亲被蒙在鼓里而沉浸在无知的幸福之中，慕容芹更加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慕容芹说：“妈，再过一两年，我调回县城后，就能天天陪着你。”
母亲说：“傻孩子，只要你幸福，妈在哪里过日子都高兴。”慕容芹抱着老妈泪流满面。心里的酸楚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感到无法靠口，也永远无颜开口。
慕容芹是个独生女，按闽南的风俗，苟安生自然要落户到她家。
刚开始，苟安生每晚还能在她耳边说些甜腻腻的话，甜得像闽南的甜猪肉。一段时间后，他的话就渐渐少了。
闽南有一种风俗，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总是要找个上门女婿。而做上门女婿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孬种。一般只有找不到老婆的人才去做上门女婿。
所以，很多鲜花常常插在牛粪上，这成了闽南的一大风景。
而插上鲜花的牛粪，不管花怎么鲜怎么美，也总感觉低人一等。
旮旯学校的同事在背后叽里呱啦：“苟安生是倒插门的牛粪。”
苟安生知道后，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人家说慕容芹是嫁给他的，并经常不跟她一起回家。以此来向人们表示他不是住在她家，而是她住在他家。
学校距离慕容芹家所在的小城六十多公里，一路崎岖。每次她孤零零一人回家，把自己凄楚的泪水硬逼回肚子里去，强装笑脸向她母亲撒谎说，苟安生值班或加班或出差什么的。她母亲却总是说男人有事业心才是好的。
除了学校的同事和周围几个比较熟悉的人，大都不知道慕容芹结婚了。
慕容芹对苟安生说：“既然结婚了，你就好好待我吧，看在我老母亲的份上。”
苟安生说：“无论如何，以后孩子要跟我姓苟，不能姓你的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