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尾谦一的灵感完全是上午路过“百思乐”夜总会门前时偶然获得的，这得益于他常常站在敌人的角度上设身处地考虑问题。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是霍胜的上级，得知霍胜已经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可是用常规的办法帮他摆脱困境又会使泄露这个消息的内线受到怀疑，他会怎么做呢？
1
顾知非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在那里他先是拨通了军统的值班电话，通报了阿森的死讯以及遗体所在地。最后，他表示阿森是在协助他执行一个任务，阿森的死由他顾知非来承担。然后，他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号码。
一小时后，他在一家生意红火的小吃店里吃着早餐。趁人不备，他离开座位溜进了后面的厨房。他知道，厨房的后面就是小吃店的后门。果然，早有一辆轿车等在那里。他拉开后车门就坐了进去。
“我也一直在找你啊。”坐在他身侧的项童霄说道。
半小时之后，轿车停在了郊外一片空旷的野地旁边。顾知非走下来，点了一支烟。一路上他没有说话，项童霄也没有问。
“你没有睡好吧。”跟在他身后的项童霄问道。
“我为他守了一整夜的灵。”
“谁？”
“我欠他太多了，而且永远也没有了偿还的机会。”顾知非茫然地说道。
项童霄没有介意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看得出，老同学的心情非常不好，于是他等了一会儿才继续问道：“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和我见面？有人跟踪你？”
顾知非点了点头：“没有看到尾巴，但我相信肯定有。”
“那是什么人？”
“首先，我要向你道歉。”顾知非扭头看了他一眼，又有些难为情地垂下了目光。
“出了什么事？”
“高桥松跑了，带着‘更夫’的破绽逃离了重庆。”
“怎么会这样？上一次你不是还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吗？”
“这其中的变故……恕我不能透露。关键的问题在于，高桥松是从右营街的埋伏中脱身的。”
“明白了。”项童霄点点头，“这样他一定会怀疑是刚刚进入重庆就被监视了。包括你们之前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会被他识破。”
“是啊。如果他能回到南京，寺尾谦一就会据此来调查了解高桥松入川执行任务的所有人，我怕会殃及我们的人的安全。”
“你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把他撤出来？”
“是这样，我承认，这个损失完全是我们造成的。”
“‘更夫’撤出来了吗？”
顾知非摇了摇头。
“是你们内部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还需要你来回答吗？任何人都看得出，连你自己都处境艰难。”
顾知非叹了一口气：“看来当初把你们牵扯进来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太高估自己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眼下最重要的是在高桥松到达南京之前找到并除掉他。”
“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力不从心啊。”顾知非苦笑着说。
“可是我们的人还不能撤出来，因为我们的一项计划正处在紧要的关头。”
“我接受你任何方式的谴责。”
“知非，你能够冒着风险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就说明你是一个重友情、有良知的人。也许事情并没有发展到无力挽回的局面，你我携手或有一搏。”
顾知非还是没有说话，但是认真地看了项童霄一眼。
“可前提是，我必须了解事情的真相。”
顾知非摇了摇头。
“我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不要说保住职位，恐怕连保住这个都成问题。”项童霄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他接着说，“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毛肚火锅店时的情景吗？你跟我说起了那么多为国捐躯的同学，我们为他们祭酒、为他们流泪。但是我们悲而不哀！因为每一个黄埔同学自从军的第一天起，就树立了抵御外侮、视死如归的决心。我项童霄到今天也可以不亏心地说，我，还是当年的我。另外，我们的人也不会撤出来。我们会想尽办法和敌人周旋到底，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
项童霄说完这番话，头也不回地上车走了。
2
车队是在半夜离开重庆的。但是直到天亮，高桥松才透过帆布车篷的缝隙看到外面的环境。莽莽苍苍的山野，笼罩在冬日里薄薄的晨雾中。他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此时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突然松懈下来。霎时间，强烈的倦意不可阻挡地包裹了他的身心，于是他把头枕在蜷起的膝盖上很快就沉沉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车轮碾压到了什么，车身突然一震。车厢里的大部分士兵都被惊醒了，他们纷纷咒骂了一番司机，换了个姿势，不久又各自睡去。但是高桥松却再也睡不着了。他摸了摸军衣的左胸。还好，那枚珍贵的弹片硬硬的还在。现在，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把自己的重庆之行仔细地梳理一遍了。
为了保持思维的清晰，他在头脑中想象着一座建筑。
就在昨天晚上，沉重的屋顶轰然砸了下来，这就是荣祥烟草行的覆灭。他怎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李建勋反水后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会有大批的宪兵埋伏在那里，除非烟草行早已处在监视之下。当然，他自己的一举一动也无时无刻不在人家的掌控之中。
在想象中，他把距离屋顶最近的砖一块一块抽出来端详着。最先令他疑惑的，是他潜入所谓的“地形勘测局”盗取“铁拳”弹簧的那个黎明。当时他驾驶的卡车陷在了土路中无法发动的时候，他的意志也同样陷入绝望而无法自拔。就在追来的轿车离他还有几百米的时刻，却意外地发生了侧翻。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呢？
还有，在那辆公交车上。当他的皮包被几个因为刹车而跌倒的乘客压在身下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判断出了自己的暴露，但是之后的平静又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么，那张出现在记录本中的借条跟乘客的跌倒有没有关系呢？
第三，当他在达县离开冯志家的时候，轿车的后轮胎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泄了气？更加诡异的是，冯志竟然在片刻之间成了一个疯子。
如果换位思考，站在敌人的角度上。高桥松可以总结出了两个汉字：一个是堵，另一个是疏。当他的调查方向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会采取各种办法干扰、欺骗他的判断；而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精心策划、小心翼翼地引导他，甚至保护他。
但是这所有的假设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在高桥松从南京出发的时候，重庆就已经得到了密报，做好了种种应对的措施。也就是说，屋顶坠落是因为建筑的第一块基石就出了问题。
他趴在想象的基石前看了又看，忽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中等身材，圆圆的面孔，在他面前总是挂着一副谦恭的微笑。当高桥松最先从石井幸雄口中察觉到这个任务的存在，而与机关长爆发争吵的时候，是这个人敲门后进入办公室的。
3
徐耀祖轻轻地敲了敲门。得到允许后，他才推开房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寺尾谦一合上了正在批阅的一份文件。
“徐科长，叫你过来是有几份文件要归档。”寺尾谦一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在身后的书架翻找着。
徐耀祖来到桌前，发现桌面上的那份文件的封面上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就在这时，从房间侧面敞开的窗子外面，忽然刮进来一阵劲风。寺尾谦一刚开始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的时候，并没有多想。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一份文件在书架中的去向。猛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立刻转过身去。
没错，那份文件果然被风吹开了。但是此时的徐耀祖正站在窗前关窗子。寺尾谦一下意识地抓起一个镇纸压在了文件上面。
就在他把几份需要归档的文件交到徐耀祖手中的时候，电话铃响起了，是参谋长打来的，两件事：第一，催问关于春季战役纲要的意见书写完了没有；第二，谭世宁顾问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寺尾谦一一一作了回答：意见书还没有完成，但他会加一加夜班，明天一早交到司令部；至于谭世宁的身体嘛，恢复得很不好，还需要几天。
徐耀祖经过走廊的时候，碰到了谭世宁。他关切地询问了对方的身体恢复状况。谭世宁深表感谢，聊了几句洗胃等治疗手段的可怕。不过，经过几天的治疗，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
4
还没有到午饭的时间顾知非就已经喝得大醉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小酒馆，被冷风一吹，酒劲立刻就涌了上来。好在身边就有一棵大树，于是他扶着树干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吐了个干干净净。
他坐进车里，想了半天才明白自己应该去干什么。首先，他要把这辆吉普车还回去，然后乘坐明天早晨开往开县的长途汽车返回训练营。
59军办事处坐落在北碚区一处环境清幽、景色秀美的风景区内。半路上，顾知非在一个岔路口停了车。他的路线本应是直行，但路牌上的标识又让他改变了主意。于是他把轿车拐向左侧的岔路。这条路的前方通往梅花山。
他把车子停在了山脚下，沿着一道青石铺就的小路拾级而上。这一天，重庆的上空阴云密布，梅花山上连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似乎已经托不住蕴含其间的越来越沉重的水分，似乎一场暴雨就要从天上泼洒下来。
顾知非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军长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霾弥漫的日子里。
自1930年军校毕业后，他没有像别的同学被分配到陆军的某支部队中，而是秘密地参加了一个由德国教官执教的情报官员训练班。一年之后，他的毕业成绩被当时的蓝衣社头子邓文仪一眼看中，由此他被编入了由邓文仪亲自领导的调查课，自此他长达十几年的特工生涯拉开了序幕。
当时，中日两国的谍报斗争在华北地区达到了白热化。顾知非被分到了斗争最激烈的天津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惩那些敢于和日本人合作的卖国贼，除掉远离日本租界的日本特务。他们化装成学生、工人，甚至地痞流氓，昼夜出没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中，用手枪、利斧斩断了敌人企图四处伸展的触角。一时间，日本人在天津的情报网被他们撕扯得支离破碎。
1935年，因为内部出了叛徒，导致了蓝衣社在华北的大溃退。而调查课的首脑邓文仪一年后也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而遭到政治上的放逐。
作为一个小人物，顾知非度过了他人生最潦倒、最晦涩的两年，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虽说中原大战之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站在了南京政府的军旗之下，但以黄埔学生为主的中央军还是难以把力量插到地方部队的内部中去，尽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计想做到这一点。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在了徐州会战的前夕。
年底，掌握着山东数十万兵马的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日军板垣师团轻松越过黄河、泰山天险长驱直入。一时间，国军部队陷入了来自淞沪和山东的双重压力。在舆论的配合下，中央政府的政训干部顺利地进入各地方部队。除此之外，中央军还向各参战部队派出了督战队。顾知非就是以督战队长的身份进驻到了整装待发的59军。
报到的那一天，他们军服笔挺、皮靴锃亮，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肩上挎着先进的德式武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衣衫褴褛、足蹬草鞋、身背大刀的将士。无数道充满敌意的目光射到了他们的身上。人群里有声音说：滚回去！我们59军没有孬种，不要督战队！同样的声音旋即从四面八方响起，很快就让他们陷入了愤怒的海洋。
在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和他们主动说话。但顾知非并不恨他们，他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督战队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耻辱。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工作。虽然他曾经在天津亲手劈开亲日分子的头颅，但是即使这些军人们之中有人因为恐惧而退缩，他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开枪。
据说部队迟迟没有开拔的原因是在等候即将上任的军长。在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他听到外面有人喊：“军长来了。”作为督战队队长的他当然要去露个面。
军长没有在司令部的会议室里，而是站在场院里一群士兵的中央训话。他个子极高，肩膀很宽。
“……国家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团结！善于私斗、怯于公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说，今天的危局都是我们军人造成的，这是军人之耻！我今日归队，就是带着大家找一个为国而死的地方。”
十几天后，为了驰援庞炳勋的40军，59军在沂河东岸直扑板垣师团。战斗一开始就达到了高潮。部队伤亡极大，连、排长统统换了一个遍，将士们杀红了眼，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军长高高的身影，一直伫立在前沿指挥部。
顾知非和他的督战队彻底失业了。
到了战斗的第四天，顾知非把队长的职权暂时委任给另一个人，但他却被队员们死死拉住。他将两个人踹翻在地，怒吼着说，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大家说，要承担就一起承担吧，于是几十个督战队员像出笼的猛虎直扑到了最前线。
第七天的凌晨，最终是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动摇了。他们丢下了数千具尸体仓皇而退。
站在早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的沂河水中，顾知非很想抽一支烟。可由于几番厮杀都是在河水中进行的，他从口袋中掏出的纸烟盒早就成了一团不易辨认的东西。忽然从身后递过来一支烟卷，顾知非回头一看却发现是军长。
“我也只剩下这一支了，让给你小子吧。”
周围响起一片笑声，许多人都看着这一幕。从那时起，顾知非才真正成了59军的一员。
即使他后来调到了重庆，也一直保持着和59军的联系。驻重庆办事处的人有时会给他打电话，说咱们59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在哪里取得了大捷。顾知非得到的消息总比战报来得更快更详细，快乐之余他也始终担忧着军长的安危。军长平日粗衣糙食，但每逢大战，他总是穿着将校呢的军服坚守在前沿指挥所。任凭下级僚属怎样苦劝都不为所动。人们都知道，因为曾被人诬为汉奸，他心里一直埋藏着深深的苦痛。他也常常流露出非死不能谢天下的念头。
1940年五月下旬，他又接到了办事处的电话。他听不清，因为对方泣不成声，几乎无法说完一个整句。最后他才明白，军长没了。他像一个普通的士兵，死在最惨烈的肉搏战中！
墓地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块林木环绕的平地上。花岗岩构成的墓丘的前面有一块同样材质制作的墓碑，上面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碑文——“张上将自忠之墓”。
顾知非来过很多回了。这一次，他发现墓碑下面摆放着几束野花。他仔细看了看，那花分明是采摘了不久，很新鲜的。他向四周望了个遍，可梅花山上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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