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姑涨红了脸，想说些什么。终归说不出口。
他们的革命，也似乎的确局域于廖落几座城中。而情形也确不稳妥――最近又满天下地传谣，说袁世凯称帝才是对中国最好的，鼓吹起复辟来。
父亲说着，吐出一口烟，瞥她一眼：“我看你一辈子，是不婚嫁了。母亲养大我们不容易。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总不能一直膝下荒凉。杏这个女儿，已经给族里说过了……已经过了族谱，就当送给你养老也罢。只是我剩下的儿女……我也只剩下一双儿女了。要照我的法子养，自然会很稳妥。不用你费心。”
小姑姑张红的脸僵住了。她一向爱许多的小生灵，自然也爱家里的孩子。
如果可以，她甚至想把弟弟和小妹妹也远远带走。
可是纵然下了决心自此真的再不往来，父亲也还是她的亲哥哥。祖母只有他们一双亲生儿女，而父亲孩子本就不多，现在放走了我，就只剩下弟弟和小妹妹。
弟弟要传家业，家里是决不允许他走，弟弟也没有意愿走。
而小妹妹，她只有四岁，裹着脚，套着绣花鞋，缩在姨娘怀里要吃糖。她年纪实在太小，小到早就认不出两年没见面的小姑姑。一看陌生人要靠近她，就嚎啕大哭。
无论如何，父亲再混账。还是她的哥哥。
她最后也只能喟然长叹。
后来又住了几日，我跟小姑姑要走了。
离开的时候，父亲和弟弟，病姨娘，抱着小妹妹来送行。
父亲似乎想同我说什么，最后又没有说。只闷头抽烟，没有说一句话。
病姨娘抱着小妹妹，一直咳嗽。
弟弟也许是听了父亲什么话，披着孝，神情跟吸大麻的人一样孱弱，也没肯叫我一声姐。
一行人没有一个说话。只是默默跟在我们后面。
那是此后十多年，我都记得的情景。
天上孤云，一行雁影，地上的草早就衰黄了，虽然树还有一点半死不活的绿芯，但秋风已起着凋落的叶子。放佛天地一下子和人一样沉寂下去了。
这样的凄凉的沉寂里，只有还记得我陪她玩过泥巴的小妹妹，像秋天里还不觉冷的小雏鸟，最后叫了一声：“再见，姐姐，再见！”
再见。再见。我在心里默默地回答她。
此后十多年，果然再也没有见到。
大争之世，世上的事闹得轰轰烈烈，我那时在外面，是年少的学生，总在跟着闹。也很少再想起老家。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见过，小妹妹十五岁出嫁的时候，也没见过。
“诺，前面就是桑庄。”车夫的嗓门和驴叫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跳下车，站在县城崎岖的土路上。心里还回荡着十多年前小妹妹的声音：“再见，姐姐，再见！”
她现在十六岁了，为人妇也已经一年多了。长成怎么样了？性情容貌如何？我一概不知。
总要见一眼。我一路向人打听，寻罗家的住处——那是小妹妹的夫家姓罗。
打听了一路，才找到最东的罗家。罗家的宅屋，看来是有气派的，似是个家境不差的人家。
门房一听我自报家门，说是林桃的姐姐，就很客气地进去通报，把我领到客房。
看来小姑姑说的桃儿“做了少奶奶了”，“境遇不坏”，倒不全是安慰我。
我坐了一会，才有人姗姗来迟，犹豫地立在门口，叫了一声：“姐姐。”
进来的她，的确只有十六岁的年貌。可，我不能叫她少女。
因为，她看起来，的的确确纯然是一个妇人。至多是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妇人。
她还带着稚气的面容被开过脸，汗毛绒毛被缴得干干净净，上面带着一种愁苦憔悴。和我见过的那些普通的妇女一样，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砺出的愁苦。
她开始期期艾艾的，叫了我一声姐姐后，小脚缓慢地移动，十分局促地扶着墙过来坐下。
我们说了几句话，聊了聊分别之后十多年的事。我又拿出来小时候的物件和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封信，她哭了一场，才慢慢放松起来，话也多了。
她……她和我十六岁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我十六岁的时候，在师范女学部里，和同学畅谈古今中外，抨击评论国家大事，读禁书，和守旧的教师抗衡，游街示威，冲击军警。
我们，新青年们，因冲击军警，被抓进牢里一回，也不放在心上。到社会各界大游行罢市罢工声援我们，国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男女青年们出牢的时候，有些遭了牢里狱卒殴打，脸上带着淤青，依旧手拉手，满怀慷慨激昂，嘻嘻笑笑，乃至引为勇武的谈资。
那时为理想流泪，为中国伤怀，正是意气飞扬，青春无敌的岁数。
可是她，她和我说话，老成得要命，谈的却都是“这个丫鬟的活做的不好”、“嫁过来的时候，嫁妆里少了一副马桶”，“婆婆待我都好。只是不准我吃饭吃太多，要立规矩”、“姐姐来了，厨房里今天中午做饭的米要选用精细的米”。
终究是无话可说。
在桑县待了几天，我就走了。期间唯一的收获，恐怕就是在当地的县长家，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十月，举行第二次东征并南征，消灭了陈邓军队。
次年一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东征的大捷，蒋中正名震中华。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爆哔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文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1
我在沿途，冷眼看人们欢呼。
不日，汪精卫、宋子文等人联名贺道：“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府要员站成一列，卑躬屈膝，向蒋中正致行礼。我小姑姑也在其中。
不日，我去游玩的时候，就看到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贴出了一副对联。
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声名壮如此。
民国十五年七月，国共握手言和，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起兵，一路直捣南京、上海。势如破竹，举国高唱国民革命歌。
报纸频频传捷报。青年们的欢歌，简直似海洋，日日街头不分党派的和悦交谈。
但是总有人不高兴。
国民党除了一部分基层党员之外，基本盘是仕绅、大商人。还有买办。他们搞北伐，是为了能一统中国，自家“安安稳稳地种田”、“和和气气做生意”。可是这场大革命，不仅仅是只有他们受益了。
大仕绅、大商人毕竟只是少数。
大革命的真正中坚力量是底层工农。就我认识的不少同学，出身仕绅家庭。他们自己，是绝不上战场的，说“太不人道主义”。反而要求自己家里的长工佃户去。
佃户若有功劳，就是他们家对革命有功。
当然，对这些佃户长工的报偿，就是少收一点地租。少逼死他们家几个人。
一次，我一个同学家里出了大事，几个参军的贫农半夜潜回来，组织起来，用枪打死了他老爹。因为他家之前在几个贫农被迫参军之后，糟蹋了一个贫农家里当丫头的女儿。
这样的事从东征以来就并不少，陆陆续续登载在了报纸上偏僻的角落。
革命不仅在逐渐一统中国，而作为主要战斗力量的“泥腿子们”正在被武装，受到了战斗的历练。
何况国民革命军，可不是只有代表仕绅、大商人的国民党参加，还有一个替工农谋将来的共产党。
工人的武装也越来越厉害。原来支持大革命的一些新派民族实业家，因为过度压低工资，被拿起武装的工人威胁了几次之后，也动摇起来。
而北伐的直接目的除了北洋军阀，还有外国鬼子。外国佬也不满了。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号。
衣衫褴褛的一支军队正在休息，他们刚刚为中国人民能够摆脱乱世，而死去了一半的战友。有的人缺胳膊，有的人身上绑着血绷带。他们正等着援军送来物资。
但是送来的不是物资，是屠刀。
这时，我正在广东。坐在街边看青年们又一次庆祝胜利的□□。
忽然，冲出来一队人马，见人就抓捕。被抓走的大多是青年学生。
我正不明所以，情况却更严重了。有人直接举起砍刀，拿枪在街上扫射。
血腥味充斥了我的鼻腔，我旁边有正拿着花圈的女学生倒下。素白的花朵散了一地，被横流的鲜血染红了。被崩塌的人群踩瘪了。
庆祝战胜的花圈，作了她死去的丧礼。
我幸而身手敏捷，也没有跟着青年们一起游街，得已躲过一劫。随即有消息传来，前几天下午，蒋中正手下的直系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开始实施清党。
接着，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被查封或解散。无数共产党员以及革命群众被捕。当场格杀者众多。在事变后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三百多人，被捕者五百多人，失踪者五千多人，我曾经很佩服的才华横溢的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人都死了。
此后三天，我不敢出门。
一出门，街头巷尾，到处是被吊死的少年男女，被烧死的青年学生，因为多说了一句同情的话，被当场打死在街头的路人。
一次出门去买米。转角就发现经常攀谈的米店老板的尸骸被吊在牌匾上。突出的眼睛不瞑目地瞪着我。
我做足了三天的噩梦。
有人还指望汪精卫。四月的时候，汪精卫的确表示不与蒋中正同流合污。
他在武汉自封“左”派领袖，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大权。号召“革命的往武汉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我得到电报，只有冷笑。我因小姑姑、唐阿姨的缘故，接触过这位。他是个什么东西，我很清楚。
六月，汪精卫到徐州与蒋中正达成“清党反共”协议。
七月，武汉也开始实行“分共”清党。汪精卫通过之前的伪装，将大批革命群众骗到武汉之后，举起屠刀的凶残，甚至还要超过蒋中正。
至此，北伐，也就这样中止了。中国仍旧陷于事实上的分裂。
我暂且没事。但是既然北伐这样结束了。小郭却为什么还不回来？我前段时间刚接到信。小郭安然无事，还得了军功呢。
我躁动不安，他是我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那天他随革命军北上，夏风热烈，蝉声阵阵，我因事没有去送他，颇为遗憾。
几个月后，小郭回来了。他的骨灰回来了。他被击毙在街头。是同行的人收敛的尸骨。
我一辈子都遗憾那天没有去送他了。
即使是冷漠的我，终于也再难忍耐愤怒了。
小郭是最诚挚的革命青年，是国民党的忠诚党员。他总不是共产党员了罢，为什么要死！
那么多的学生、青年，还有如米店老板这样的人，总不是共产党员了罢，他们又为什么要死！
我流着泪，满怀愤怒地给小姑姑寄出一封信。
几日后，小姑姑剪贴下一段国民党内部刊物上的文字，放在信里回给我：
那是《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在前年写的《说几句私房话》里的一段话：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
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
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
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
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小姑姑说：杏儿，反对的不是这个党还是党，他们（仕绅）反对的是所有敢于替泥腿子说话的人。
我默然良久。想起了在桑县遇到的黄小丫。
人年少的时候，记忆最好。我记得老黄，也记得他那个才四、五岁的小女儿。有时老黄来送租子的时候，会带着这个耷头耷脑的小女孩子一起来，说是要她也沾沾“女先生的灵气”，好出落得不要那么呆。
老黄“有伤风化”，靠近不得，这个小女孩却可以打量打量了。她不但呆头呆脑的，皮肤是紫红色，脸上右下方还长了这么一颗大黑痣。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继续呆呆站着。
有时候，女学生们逗她玩，故意叫她跌跤，然后偶尔会塞给这个小女孩几颗糖。
这女孩子再小几岁，大概生得都是一团稚气，看不出眉眼来。再大几岁，人有相似，我也不敢轻易认。
可是这十三、四岁模样的，刚好既留着当初的稚气，又长出了爹妈给的眉眼详细来。那个县长家的小丫鬟，我看她生得，很是像老黄。又依稀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就叫了几声。
县长家门口的家丁还没有回来，小姑娘看人都散光了，才走上前来，看了我一会，看看我的眼镜，又看看我的大衣，很踌躇。最后，她还是抵不过什么似地，半弯着腰，老鼠一样蹿过来，涨红着脸，低声用官话问：“您，您认得我？”
我问她的爸爸是不是叫做黄癞子。
小姑娘喃喃念道：“黄……癞子。我、我……”她忽然落泪，念道：“……爸爸。”
她很快就抬手擦擦眼泪，用熟练的家乡话开口：“我、我被卖之前，家里的确是姓黄。可是我不记得自己是叫做黄小丫，还是黄什么丫。”
最终，她摇摇头，很憾然：“我小时候，阿爸就病死了。我长到七岁的时候，我姆妈也快饿死了。我瞎眼的阿嬢，牵着我到县里，把我卖给了县长。”
“我到县长家的时候，连爹妈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只知道人家喊阿爸老黄，叫我姆妈是‘老黄家的’。”
她到县长家的时候，才七岁，瘦小的像是五六岁。伺候县长家已经二十一岁的女公子。
那个二十一岁的女公子，就这样安然地享用着一个七岁小女孩的服侍。一个不顺心，做得稍微错一点，就挨打挨饿挨罚。
时间一久，小女孩连家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是个下人。
我虽然知道，不管丫鬟年纪多小，人们看来，都是合该被打骂的丫鬟。但是仍旧十分难过。
我问她记不记我，记不记得得小时候经常去女学玩。
她又说：“我恍惚记得，小时候见过一些特别和气漂亮的女先生。阿爸病死后，阿嬢拉我卖身前，还特意去谢过女先生们的宽恕。”
她说自己的不幸都是从她爹死后开始的。是她命不好。那年为了交上租子，虽然村里好几个人都得大肚子病了，他爹还是下了田，结果也得了病，没多久就死了。
她说感谢女学先生的宽恕，免了她爹三年的租子。否则她就不是被卖成丫头了，而是被卖去窑子。
现在想起来，我却非常悚然。
我现在不是当年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了。我知道大肚子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长江以南，血吸虫所寄生的钉螺通常分布在水田、江河溪流里。
因此得并最多的就是江南乡下的农民。尤其是经常下水田的。
也就说，老黄之所以得病，是因为……
我不敢再想。
身边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被逮捕和杀死。
有时候，一个眨眼，旁边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路边的卖菜小贩都被逮走了。
血腥味久久不散。
这场清党持续了很久。死的最多的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员和无辜群众。凡是对蒋、汪持反对意见，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的国民党员，都横死街头。
几个月，我和小姑姑通过几次电报，小姑姑说，在此之前，普通党员人数约六、七十万。
而经过这次清党，上海“四.一二”和武汉“七.一五”后，这才几个月，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二、三十万。
清党为什么连自己的党员也杀了三分之二？
我知道缘由。因为出身和学习的经历，我接触过大批国民党青年。
国共合作期间，大多数国民党基层党员都是拥护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
小郭也不例外。
清党分共，只是蒋中正、汪精卫等上面少数人的决定，很多国民党基层党员及左派是不认可的。
我还记得小郭给我寄回的几封书信里，经常亲切地提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做安天赐。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
长期并肩作战，以致互相渗透，关系亲密。国共双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关系之密切，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
那就只好连自己人一起杀掉。
小姑姑来信说，蒋中正、蔡元培等人喊出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不可使一人漏网”，针对的不只是共产党，更是国民党广大基层党员。
□□汪精卫他们的清党部队，一到地方，就将当地的县、乡或区党部的国民党基层人员，集体杀害，根本不会去分辨你是国还是共。
即使杀掉的十万人只有一千共产党，他们也毫不犹豫。
小郭就是这样死去的。他甚至还曾经是蔡元培的学生！
死掉的万万青年里，有许多曾是蔡元培、蒋中正的学生和同僚！
哪怕杀得人头滚滚，也要清掉“赤色主义”。
这恐怕就是小姑姑之前说的：杏儿，反对的不是这个党还是党，他们（仕绅、大商人）反对的是所有敢于替泥腿子说话的人。
我质问小姑姑和阿姨们，这样值得吗？
为了所谓清“赤色主义”，清掉几乎整个国民党基层组织，把党员中最有革命理想，最为支柱，最为清明的一大部分人全都清掉，彻底割裂了和下层民众的联系。恐怕国民党日后政令难行于乡间，真的会从一个还有革命理想的青年的党，蜕变成一个彻底依靠土豪劣绅的腐朽组织。
像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群众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景况，估计从此在国民党身上要完全绝迹了。
值得吗？
小姑姑的回信里充满叹息，却只是说：“若不然，我党恐有赤化之危险。一旦赤化，和和气气种田，恐怕也做不到了。若不能和和气气种田，张妈之流，怎能得救？”
那老黄他们呢？恐怕我已不需要再问。
我把那封信撕了个粉碎。坐在桌子前，对着小郭的骨灰盒，把碎纸片放在火炉子里烧成了黑灰的蝴蝶。
自此以后，我不再写信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后来有同志给年轻同志讲历史的时候这么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了。从此，蒋中正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了。”3
我那时只是一笑，点点头，补充：“对。这一年，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我入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