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听说了，关于你的处境和计划，塔里一周前就联系了我，而我却处理一些杂事直到今天才过来，真是抱歉。那么还欢迎老朋友回来摆弄摆弄他那些小灯泡吗？”
“当然，太欢迎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尼克也想来帮忙，”羞涩的英国男人对她摇了摇手，“他以前在秀场当过化妆师。”
“非常及时！真谢谢尼克！”
他们愉快地喝起了茶，走廊里克拉克大力砸下话筒的声音就像是把电话基座当成是伊斯特本人一样。一壶茶喝完，《大艺术家》剧组的灯光师和化妆师已经离开，她听着“砰砰砰”的响声，很奇怪电话怎么还没被塔里砸散架。
“塔里，对不起，把我刚刚说的话全忘了吧，别生气了。”她趴在他办公室的门框上说。
“去你妈的吧，德比基。”他放下电话，疯狂地翻动着电话簿。
当然，话是那么说，她却并不希望塔里忘记她话里几个精妙的句子，尤其是要求他努力解决源源不断的麻烦的那几句。因为事情的转机的确就是在克拉克·塔里恢复了往日一半的工作效率后发生的——皮克同意今天和伊斯特见面。塔里不想和她说话，于是把这个消息写在纸上从她门缝里塞进去就跑开了，他躲进办公室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揭过去才又有尊严又利落，但伊斯特在得知亚历山大·皮克愿意和她见面后就立刻驾车离开了，根本没给他机会。
午后
那天，皮克从办公室里排成一个方阵的铃兰盆栽中回过头来看刚进门的她，脸上挂着的慈爱笑容就像一个阴险版的简·奥斯汀女主角会露出来的。她不由地打了个寒战后坐在了宽敞的大红杉木架构沙发上，和正在修建花朵的皮克寒暄。
“你怎么样？”
“目前还不错，先生。”
“还记得这些可爱的铃兰花儿吗？看看它们的花骨朵儿，洁白而圆润，这是我七岁得到我第一支小铲子以来见过的最漂亮可爱的花朵了。”
“它们确实非常美丽，您是怎么照顾它们的？”
“好吧，我定闹钟来提醒自己给它们浇水，上周末还专门去了一趟危地马拉买那种对铃兰生长最好的肥料，我小心翼翼，戴着特制手套触碰它们。毕竟，做什么都有它的规则，优良的品种只有在最精心的呵护下遵循自然之道来生长，才能绽放出它该有的美丽。”
“话虽如此，可我也曾在科罗拉多的山谷里——那是绝对想象不到还会有铃兰生长的土壤中见过那些自由自在、艳光尽显的铃兰，恕我得罪，它们并不比您的花朵差到哪里去。生长本身就是规则，在它之外的一切，都算是虚设。”
皮克把两只蝉翼般的手套捏在一只手里，盯着她看了一两秒钟，展露出了更滑不溜秋的姿态，他像伴着圆舞曲那样在椅子上优雅落座。
“这让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上一次见面，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问。
“五年前在大都会艺术馆，我曾碰到过您一次，不过您没有发现我。要说我们两人都有意识的碰面，那已经过去十年了，先生。”
“德比基小姐，也许正是这种对细枝末节的小事情的偏执导致了你在大方向把握上的一错再错。”
“我倒不会用’一错再错’这个词，一切还有转机。”她说。
他轻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那么，你需要我为你的转机做什么呢？你可不像是个会找我叙旧的人。”
“我正在为新片选演员，希望您能为我推荐几位有天分的年轻人。”她直截了当。
“那可是件有风险的事情。”
“但很值得，如果学生在我的电影里出演主角，对学院的曝光率绝对大有好处。”
“那还不够。”此时的皮克像个老赌徒一样。
“我会在片头的感谢名单里加上您的名字。”
“你认为那就是我想要的吗？”
“不是吗？”这种解谜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她厌烦了。
皮克挑挑雪白的眉毛，又用别有深意的目光打量她，缓缓开口，“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名字要被放在第一个，而且字号必须比其他人的名字大半号。”
条件已经谈定，她根本不想多说，于是向皮克微微致意后就准备离开，可是他又突然开口了，她不得不停下来看着他。
“你看，德比基，你看不起我这种被称为’教育投机家’的人，你嘲笑我，你鄙弃我。可你知道吗，我愿意为了一个我曾经的、后来退学的天才学生赌上一切，因为我已经惦念她十年了，从她天真地从我这间办公室里满不在乎地走出去、以为自己有了才华就有了全世界开始，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是不是教她的东西还不够，就让她进入好莱坞了。我能做到这种事情，这是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的。我根本不他妈的在乎什么狗屁感谢名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总是过早地下结论，即便在能力已经增长到足以发现更准确、更贴近生活本质的东西时，你还是固执地坚持已经不合适的意见。”
“再见，教授。”她凝望着黑沉沉椅子中的皮克，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晚上
伊斯特走进空无一人的公寓，她放了玛丽·厄尼的长假，她们商定好玛丽只在她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始工作。
她在沙发上倒下，蜷缩成一团，然后用力地掐着自己心脏旁的皮肤，直到身体感到的疼痛稍稍盖过了心灵的苦楚，她想深呼吸，可是就连呼吸的动作也像是新手敲出的摩尔斯电码一样断断续续、时时停顿。
在她的自我折磨进行了十五分钟之后，她终于从情绪的浪潮中回过神来。接着，她给自己注射了一管镇静剂，在清醒又放松的状态下，她摸出那本红色皮质的笔记本，在条分缕析、贯穿几十年的日程安排中，她找到最后一个条目。
在那里，深蓝的墨水已经褪到近乎水蓝色，纸张脆而发黄，字迹还是工整、可辨认的：
“1992年，三十岁生日，自杀”
她用笔重重地把它划掉了，这是一整张长长的清单上唯一涂改的地方。
不一会儿，她又轻轻在旁边打上了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