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们开始追捕公司高管后，阿尔斯通才开始合作。”
看吧，他们开诚布公地坦白了一切。美国司法部负责人公开承认，逮捕我是用来对阿尔斯通施压的手段。我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出现了幻觉。我是一个粗陋的“稻草人”，被用来吓唬阿尔斯通的高层，迫使他们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这种“正义”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为了达成圆满的交易而把人视作棋子！但比这更离谱的是阿尔斯通的态度。与领导层的说法相反，根据莱斯莉·考德威尔所言，公司高层拒绝“诚实地配合调查”。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在2013年4月我飞往美国前提醒我可能出现的风险？凯斯·卡尔何必把我送入虎口？我还记得，仅仅在我离开前几天，他们还告诉我：
“你什么也不用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应该如何解释他那天晚上在新加坡的态度？他是不是故意牺牲我，把我当成送给美国司法部的“祭品”？还是说，他只是昏庸无能，认为自己成功地骗过了美国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曾经倾向于第二种假设，觉得他们只是愚蠢，而不是邪恶。但也许我猜错了……
听着莱斯莉·考德威尔的话，我扪心自问：如果阿尔斯通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公司高层在2010年就承认错误，那这个案件的判决又会如何？我知道历史是不可能改写的，但至少存在三种合理的假设：第一种，罚款会比现在低，这一点无可否认；第二种，阿尔斯通不会如此分崩离析；第三种，美国司法部不需要对我进行收审。让我们回顾一下：美国人在针对丸红株式会社、道达尔公司、德希尼布公司、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调查中，以及许多其他与阿尔斯通情况相仿的案件中，都没有逮捕过任何人。
是的，剧情的发展原本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
那时，记者马修·阿伦已经开始进行调查。至于他有什么发现，我还一无所知。他成功获得了阿尔斯通前任法务总监弗雷德·艾因宾德的信任。艾因宾德是一位美国律师，在法国工作了30多年。他先是在万喜集团领导法务团队，后来又接任阿尔斯通集团的同一职务，一直工作到2010年，而后被搁置一旁，接替他的是凯斯·卡尔。
根据艾因宾德所述，阿尔斯通真正的麻烦其实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期，当时行贿机制在瑞士开始失控。2004年，毕马威的财务审计师受雇为瑞士银行委员会工作，对一家规模不大的私人银行ag坦帕斯进行审计。这家银行的老板奥斯卡·霍伦韦格被暂时拘留，因为他涉嫌帮助南美洲的贩毒集团洗钱。在对他秘书的家进行搜查时，调查人员发现霍伦韦格同时还在为阿尔斯通向列支敦士登、新加坡、巴林和泰国转移资金。这些交易都是手写记录的，以避免在电脑上留下痕迹。
瑞士方面调查了几年时间，然后对阿尔斯通的瑞士子公司产生了兴趣。它还向几个关系密切的国家传递了信息，如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巴黎，2007年开始的调查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但在其他国家就不同了。首先，在瑞士，来自联邦政府和司法警察部门的五十几名警察在巴登、苏黎世和瑞士中部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瑞士甚至签发了一项证人传唤令，专门设立了一条电话线路用于搜集针对阿尔斯通的证词。英国反腐机构严重欺诈办公室的警探于2010年3月24日迅速出击。这项发生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行动有一个代号——钌。钌是铂族金属的一员，具有非常高的硬度，但在常温下能轻松地被粉碎。英国警察为了“粉碎”阿尔斯通，动用了强大的力量。英国警察出动了150名侦查人员，搜查了阿尔斯通集团英国子公司的3位高层领导——总经理、财务主管、法务总监（法务总监在被拘留的第二天死于心脏病突发）——的住所。在同一时期，美国司法部的探员也开始了调查。
21世纪第一个10年行将结束时，美国、瑞士和英国政府决定开展协同调查。瑞士负责调查拉脱维亚、突尼斯和马来西亚的合同，英国重点负责调查印度、波兰和立陶宛的合同。美国则有能力借助域外法在任何它希望调查的国家与地区开展工作，因此它负责“世界其他地区”。不要忘记意大利，它和巴西一样，也开展了针对阿尔斯通的司法传唤。最终，世界银行也开始怀疑阿尔斯通在赞比亚存在腐败现象。阿尔斯通的前法务总监艾因宾德回忆那个时期笼罩在勒瓦卢瓦的阿尔斯通集团总部的紧张气氛时说：“我觉得我们在当时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这位训练有素的律师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新情况：“我的职位让我可以接触到瑞士的司法程序，我审阅了所有的合同。我每天花6~8个小时，把它们全读了一遍。有100~150份合同，必须全部进行分析。我认为所有的合同都是通过小数额、中等数额或者大数额的贿赂来获得的。”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他建立了一个由法律顾问和律师组成的工作小组。他们人数众多，为了正常工作并有效地指挥这些人合作，必须有一份组织结构图。这份文件的落款日期是2010年11月26日，其中记载了英国、瑞士、巴西、美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的律师的姓名。一共有39个人负责处理阿尔斯通的行贿案件，但当时公司的大多数高级管理人员都不知道这件事。
“法国方面的情况有些棘手。”艾因宾德回忆道。公司内部有几个顾问，但很快，其中一人，也就是奥利维尔·梅茨纳（他是律师公会里的头面人物，已经去世）脱颖而出。工作会议都是在他的事务所里召开的。这令人非常困扰，因为梅茨纳同时是柏珂龙的非正式律师。在我看来，这存在很高的利益冲突风险。
但艾因宾德的烦恼不止于此。他被一件事深深困扰着，这简直成了他的噩梦：美国的调查。他在美国接受过合规方面的专业培训，深知美国司法部手眼通天、手段繁多。“它在2010年第一季度就曾联系我们，意思很简单：你们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显然，美国司法部希望我们知道它正在调查此事，并且邀请我们配合。”
这就是美国人的特点之一。他们总是先通知这些大企业，推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艾因宾德接着说：“要么你们全面配合，放弃抗辩，开展内部调查，自我认罪，并追究自己的员工；要么拒绝和他们交易。但是那样的话，美国联邦调查局立马就会找上门来。”
这种司法制度与法国的司法原则刚好相反。在法国，没有律师会建议客户承认指控，相反，他们更倾向于让当事人选择隐瞒。但艾因宾德接受的是英美法系教育，因此在2010年初，他多次与柏珂龙当面会谈，建议他接受美国司法部制定的规则。
“起初，首席执行官根本听不进去，他是个易怒的男人。他拒绝承认我们对此事负有责任。他甚至想起诉检察官……这完全是疯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坚持，不停地劝他说：‘和我一起去华盛顿吧。’”
最后，2010年4月，柏珂龙和艾因宾德一起去了美国，约见了一家专门处理行贿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温斯顿·斯特朗律师事务所。这次会面非常顺利，柏珂龙同意将案件委托给这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律所。这些律师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行事。他们在阿尔斯通内部展开了调查。当时，柏珂龙以为他批准的仅是一项审计，这是大公司内部经常进行的工作。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这些美国律师对集团进行了深入调查。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特别是当他发现这些人询问了许多高管，并迫使这些高管交代了违法事实之后。
2010年12月10日，温斯顿·斯特朗律所致函艾因宾德和柏珂龙，信中只提了一条建议：尽快与美国司法部合作！在调查过程中，这些法律专家已经查出了阿尔斯通在沙特阿拉伯行贿的事实，他们毫不怀疑，联邦调查局也一定会发现此事。随后，柏珂龙做出了一个冒进的决定：他解雇了这家律师事务所。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律师好奇心过重，而且胆大妄为。然后，他辞退了法务总监艾因宾德，提议让他担任顾问一职，为期一年，这段时间里艾因宾德可以暂时离开并享受退休生活。他随即让凯斯·卡尔接替艾因宾德的职位。
在此之后，阿尔斯通内部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这是个谜。凯斯·卡尔非常谨慎，没有泄露半点风声。sup/sup
阿尔斯通可能希望尽量避免这场风波。的确，在这一时期，欧洲方面的诉讼并没有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在英国，虽然7名公司雇员或前雇员已经接受调查，但截至2018年夏天，还没有宣布判决结果。在瑞士，2011年下达了一项针对公司的处罚，处以250万瑞士法郎的罚款，以及3640万瑞士法郎的赔偿金，但这项处罚依然不算很重。2012年，世界银行将阿尔斯通的两家子公司（包括阿尔斯通瑞士子公司）列入黑名单，为期3年，并处以950万美元的罚款。由于“腐败问题普遍存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于2011年退出了阿尔斯通公司的股东群体。毫无疑问，这些制裁影响了公司的声誉，但从未威胁生存。柏珂龙是否曾认为，他同样可以从美国手中逃过一劫？他这次判断严重失误，后果非常严重，但却由我来付出高昂的代价，当然还有阿尔斯通的员工，以及法国民众——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屈指可数的一家跨国巨头公司从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消失了。
美国司法部只有在公司认罪的当天才会正式启动调查，因此司法部指控的事实与公司供认的事实完全相符。所以，司法部完全可以炫耀他们有100%的成功率。
作者曾试图联系凯斯·卡尔，但他拒绝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