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他们没有对您说的事，”律师对我说，“但这些事会使您的处境雪上加霜。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
“我实在不明白，斯坦。彭波尼被起诉对我的案子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对他们来说，您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您只有两三天的时间，真的需要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再拖了！”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要在两天内做出决定，是因为彭波尼有可能‘窃取’我的位置。而导致目前这一状况的根源是，我无法阅览我的卷宗，因为太多了，足足有150万件，而您的事务所无法分析它们。您是不是在耍我？”
“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但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您坦白告诉我！一些犯人对我说的那个臭名昭著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到底是什么东西？”
莉兹轻轻地做了个手势，像在安抚一个任性的孩子。
“您得冷静下来，皮耶鲁齐先生，请您好好听。”
莉兹做的陈述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东西。
“我们做了一项研究，”她对我说，“首先，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积12分。其次，要计算阿尔斯通在被指控的合同中获取的毛利金额，也就是600万美元，需要加上18分。最后，向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可是条重罪，还要加上4分。另外，因为有多笔转账记录，根据美国司法部裁决就是多次贿赂行为，又要加上2分。总计36分。这还不算，如果您被检察官视为是这项‘阴谋’的主谋，那还要加上4分，当然，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总共还是36分。”
“莉兹，您算了半天分数，最后想说明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我得在监狱里待多少年。”
“我马上就说到了！您这36分会被放到一个表格中，这个表格有两个输入法，横向是您被判刑的月数，纵向是与您违法犯罪相对应的分数。如果您硬要打官司，在量刑定罪时，法官会遵循这个计算表，通常您至少要被判188个月，甚至可能是235个月。”
“但是，莉兹，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这样计算呢？首先，为什么要把阿尔斯通获得的利润算到我的头上呢？钱又没进我兜里，而是进了企业，也就是股东们的腰包里。我从中连1美元都没得到，更没拿什么回扣。那么，对一个为了公司的利益勤勤恳恳工作的职员和一个从中攫取利润、中饱私囊的职员，他们的处置是完全一样的吗？”
“没错。美国司法部会认为该职员想要保住职位、想要晋升，抑或想要捞取福利，所以它推算该职员得到了好处。”
“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这些所谓的好处进行量化说明。”
“您听好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您总不能改变美国法律吧？积分原则就是这样，无可争议！”
“还有那些汇款呢？本来是一份中间人合同，即便给谢拉菲的佣金被分成了几次支付，这里的2分又怎么解释？”
话说到此，我看莉兹满脸通红，仿佛要气到爆炸。斯坦生硬地搭腔：“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争论这个毫无意义。”我无言以对。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犹如惊弓之鸟，在看守所唯一的公共空间——公共大厅里游荡。有些囚犯在下棋，其中一人下得很不错，攻势凌厉。赢棋后，他过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述他是如何因在家中藏匿了500千克大麻而被捕的。他13岁时，他的妓女母亲就离家出走了，他父亲把他遗弃在了树林里，我仿佛在听童话故事《小拇指》一样。后来他以偷盗为生，在慢慢摆脱困境后，却开始种植大麻……
我开始在脑海中把500千克大麻换算成积分，然后把积分折合成刑期。由于他之前就犯过罪，所以还得加上犯罪前科的分数。我停止计算，感到眩晕。“为了在监狱里生存下来，”我的狱友梅森不停地向我重复着，“你得闭上眼睛，然后深呼吸。”深呼吸，活下来，就这么简单。2013年5月5日晚，我第一次在怀亚特看守所跟其他犯人一起在食堂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欧冠杯决赛的录像。出人意料的是，拜仁慕尼黑队以3比0爆冷战胜巴塞罗那队。
reverseproffer，根据上下文意译为“辩诉交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