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下班，钱潇比杨天乐先到家。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假模假式地嘘寒问暖一番，觉得到了不说不行的时候，故意轻描淡写地笑着说：“妈，我们过两天可能回去一趟。得离个婚。”电话里沉默了几秒。“什么？”声音陡然提高。
“没事，假的，为了买房，要不没办法买。”钱潇语速很快。
即便老人经常看新闻，知道很多人纷纷为了买房离婚，等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就明白和从电视上看到的完全是两个概念。
钱潇的妈妈不停地发微信、打电话，她爸爸还在电话旁边插嘴。钱潇不厌其烦，一次次解释自己这样做是没办法，真的只是为了买房，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让他们不要多心。但老人们对于离婚这件事敏感得超乎寻常又讳莫如深。即便他们平时都表现得世俗又世故，对婚姻、爱情一类词汇极度地不屑，但真到这个时候，他们却表现出一种真实的惊悚。不知道是出于面子，还是别的什么，他们对于孩子要去办离婚这件事，恐慌到近乎崩溃。
钱潇的妈妈一着急说话声音就会很大，钱潇拿着手机默默地去了厨房。杨天乐还是听到了一句半句，“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清楚不清楚？你是想买房，他到底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呢？买完就只能写他一个人的名字……”杨天乐叹了口气，摇摇头，起身想去厨房亲自和岳母讲，这时自己的手机响了。
“你们要离婚？”爸爸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问，“钱潇他爸都给我打电话了。”“嗯，对。要不首付不够。限购政策现在越来越严，咱总是吃亏的那个。”杨天乐本来就烦，现在更烦，他侧着脑袋夹着电话，从桌边够了一根烟，点着，“具体的我就不和您讲了，太累，讲完您也听不懂。”
“什么听不懂。不能离！”
“不能离，房子怎么办？”
“房子再想办法。”
“房子没有办法。”
“我们帮你去凑钱。”
“你们去哪儿凑钱？”
“这次买不了，过几年再买！”
“过几年？您有概念吗？还过几年，我告诉您，再过一年、一个月都再也买不起了！您根本不知道北京的房子是什么状况！别捣乱了行吗您？”杨天乐直接把电话挂了，扔到沙发上，皱着眉头赌气式似的抽烟。钱潇也从厨房出来，坐在沙发上，一副元气大伤的样子。
“过几年再买”，如果父亲没说这几个字，或许杨天乐还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他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被这句敷衍的话点燃了。“过几年”，他不是没想过，或者说，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
几年前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买房子的时候，他都用这句话安慰自己：“过几年再买。”然后过了几年，北京的房价涨出了六七倍。他最初给自己的理由是刚刚毕业，一切都来得及；后来，限购政策一点点落地，要求外地户籍的购房者连续纳税或社保满五年。那时候杨天乐换过一次工作，社保断了一个月，他觉得首付反正也不够，正好把这个限购政策当作了借口，心安理得地决定“过几年再买”；再后来，首付从两成变成了三成，又变成了三点五成。最后，房价彻底变成了对普通人的讪笑。
直到这一刻，和父亲通电话，发了脾气，杨天乐才意识到，这一次确实有点孤注一掷。他觉得再也不存在“过几年再买”这种事了，那不过都是自我欺骗的小把戏，廉价的自我安慰。他确切地知道，这一次如果买不到，或许一辈子都买不到了。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房价只会比现在更高。自己薪水的涨幅连cpi都跑不赢，又怎么可能跟得上房价呢？他一次次地错过，如果这次再错过，将真的陷入绝望。所以，这一次无路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