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针对新冠疫情,许多国家果断推出了灵活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疫情暴发后,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行几乎立即决定降息,同时启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方案,印制必要的货币,使政府得以维持较低的借贷成本。美联储承诺购买长期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证券;欧洲央行则承诺购买各国政府发行的任何工具,成功缩小了欧元区中经济实力参差的成员国之间的借贷成本差额。
与此同时,多数政府都推出了雄心勃勃、前所未有的财政政策。危机期间,许多政府早早采取广泛的应急措施,以期达成三个具体目标:第一,根据需要决定支出规模,(通过生产试剂、加强医院能力、研发药物和疫苗等)尽快控制疫情;第二,向处于破产和灾难边缘的企业与家庭提供应急资金;第三,支持总体需求,尽可能发挥经济运行的潜力。sup/sup
这些措施将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富裕经济体的债务与gdp之比可能上升30%。2020年全球政府支出中,总体刺激方案的规模可能超过全球gdp的20%,但各国之间差异明显,预计德国将达到33%,而美国仅高于12%。
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财政支出扩大的影响差异巨大。在高收入国家,高额债务被认为可持续并能维持后代的福利成本,因而这些国家具有更大的财政空间,原因有二:第一,央行承诺购买维持低利率的所有必要债券;第二,由于不确定性会继续抑制私人投资并刺激预防性储蓄,各方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利率将保持低位。相比之下,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再明显不过,它们绝大部分不具备应对危机所需的财政空间,已出现大量资本外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现象。这意味着它们一旦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汇率必将遭受重创。在这种情况下,以拨款和债务减免的形式提供援助,甚至直接宣布延期还款sup/sup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至关重要。
这些都是在非常形势之下采取的非常做法,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也表示,现在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大规模、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sup/sup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防止经济衰退演变为灾难性的大萧条,在疫情发生前难以想象的措施很可能会成为全球通行的做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声音呼吁政府干预,发挥“最后付款人”的作用sup/sup,防止或遏制疫情引发大规模裁员和商业经济衰退。
这些变化无一不在改变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游戏”规则。随着央行官员(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民选官员的附庸,旨在保持货币与财政当局各自独立性的人为壁垒已被拆除。如今不难设想,今后政府将试图对央行施加影响,为基础设施或绿色投资基金等重大公共项目筹集资金。这些政策结束后,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如维持劳动者的工作或收入,保护企业免于破产)可能将长期存在。即便情况有所好转,公众和政界仍可能要求保留这些计划。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隐性合流可能导致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它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政策制定者将大规模推行完全货币化(不通过标准的政府债务来融资)的财政刺激措施。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和“直升机撒钱”比喻的由来:因利率已趋近于零,央行无法通过传统的货币工具(即降息)来刺激经济,除非决定实施深度负利率政策,但这可能存在较高风险,多数央行反对使用。sup/sup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提高财政赤字(在税收下降的同时增加公共支出)推出刺激措施。简单来说,现代货币理论就是政府将发行债券供央行购买。如果永不回售,就如同货币融资,即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实现),政府可将这些货币投入适当用途,如直接给有需要的人发钱(即所谓的“直升机撒钱”)。这种理论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但它牵涉到一个重要的社会期望和政治控制问题:一旦公民意识到“神奇的摇钱树”能生钱,将会强烈要求民选官员印发更多货币,这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
货币融资中有两个技术要素涉及通货膨胀风险。第一,推行无期限量化宽松(即货币融资)的决策不一定要在央行购买政府债券时做出,可留待日后,从而隐藏或避免滋生钱“长在树上”的想法。第二,“直升机撒钱”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财政赤字是否货币化无关,而与涉及的资金量成正比。央行发行的货币规模没有名义限制,但要恢复通货膨胀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风险,发行的货币存在合理上限。名义gdp的相应增长将分别来自真实产出效应以及价格水平效应的强化,这种平衡及通货膨胀的性质将取决于供给制约的程度,最终取决于印发的货币量。央行官员可能认为2%~3%的通货膨胀率不值得担心,4%~5%的通货膨胀率也问题不大,但他们必须界定上限,避免让通货膨胀产生真正的颠覆性。这里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明确下列事项:通货膨胀率达到怎样的水平就会侵蚀经济并成为消费者的焦虑之源。
目前,担心通货紧缩或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均有之,他们分别出于怎样的考虑?担心通货紧缩的人士指出,面对劳动力市场崩溃和商品价格大跌,通货膨胀率回升遥遥无期。而忧虑通货膨胀的人士注意到央行资产负债表和财政赤字大幅增加,质疑这种情况怎么可能不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导致高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他们以一战后的德国或二战后的英国为例:1923年德国试图利用通货膨胀减轻国内的战争债务负担,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英国则依靠少量通货膨胀逐渐偿还二战后的巨额债务(占gdp的250%)。担忧人士认为短期内通货紧缩的风险更高,但也同意,鉴于不可避免的大量刺激措施,最终还是会形成通货膨胀。
在当前关头,很难想象通货膨胀会在近期内升温。生产活动的回流可能引发偶尔的通货膨胀,但程度有限。老龄化和技术(两者在本质上都将引发通货紧缩)等明显的长期结构化趋势加上极高的失业率,将抑制未来多年的工资增长,给通货膨胀率造成巨大的下行压力。在后疫情时代,强劲的消费需求不太可能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大量人口的收入降低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促使预防性储蓄增加。当社交隔离措施最终放宽时,被压抑的需求可能引发些许通货膨胀,但这可能只是短期现象,不会影响长期的通货膨胀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才可能产生通货膨胀:一是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升幅超过目前预测的20%~30%;二是中性利率(保持经济潜力所需的安全实际利率)大幅上升;三是由财政主导货币政策。sup/sup其中每种情况单独出现的概率已经很低,三者同时出现的概率则更低(但不是0)。债券投资者持同样的观点。情况固然会变化,但从目前来看,名义债券和通胀指数债券之间的低利差表明,最多会出现长期维持极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
未来几年,高收入国家很可能面临与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类似的情况:结构性需求疲软,通货膨胀率极低,利率超低。人们常把(富裕)世界可能出现的“日本化”现象描述为一种无望组合:无增长、无通货膨胀、债务高企。这种看法实则具有误导性。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整数据后,日本的人均gdp其实很高并保持增长,经济表现优于大多数国家。2007年以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实际gdp增速在七国集团中位居第一。尽管其中有很多特殊原因(比如社会资本充足,信任度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平均水平,老龄劳动者成功加入劳动力队伍),但还是能表明人口萎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衰退。日本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福祉指标提供了有益经验,即面对经济困难,仍存有希望。
美元的命运
几十年来,美元一直享有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过度特权”,这一地位长久以来都是“帝国的特权和经济的灵药”。sup/sup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对美元的信心加上海外客户持有美元(常以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的意愿,构筑并巩固了美国强大和繁荣的根基。许多国家和外国机构愿意持有美元,将其作为一种保值手段和(贸易)交易工具,这奠定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由此,美国得以在海外以低廉的成本借款,并受益于本土的低利率,使美国人能够超前消费。有赖于此,美国政府近期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得以维持大量贸易赤字、降低汇率风险并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核心在于一个关键的信任问题:持有美元的非美国人相信,美国既会(通过合理管理其经济)保护自身利益,又会(通过合理管理其货币,例如高效、快速地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美元流动性)保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利益。
长期以来,不乏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考虑美元主导地位逐渐消失的可能性。现在,他们认为这场大流行病可能成为催化剂,其依据来自两个层面,涉及信任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合理管理经济方面,怀疑美元主导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不可避免。他们认为,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最终会削弱外界对美元的信心。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国防开支、联邦债务的利息和每年的福利开支(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已达到联邦税收收入的112%(2017年这一占比仅为95%)。这种做法显然不可持续,当疫情得到控制、财政救助开始收缩时,政策后果将进一步恶化。为此,美国政府必须做出重大改变,要么显著淡化地缘政治的作用,要么提高税收,也可以两者兼取。否则,美国的财政赤字必将上升到过高水平,导致非美国投资者不愿持有美元。毕竟,如果外国不再信任该国的兑付能力,其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将不复存在。
在为其他国家合理管理美元方面,怀疑美元主导地位的人士指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与其国内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无法并存。尽管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有效管理着美元及其全球影响网络,但怀疑者强调,美国政府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如惩罚与伊朗或朝鲜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或企业)将美元武器化的意愿,将不可避免地促使美元持有者寻找其他选择。
是否存在可行的替代货币?虽然美国仍是全球金融霸主(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作用远大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尽管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许多国家想挑战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也是事实,但短期内并没有可行的替代货币。中国的人民币可能是一个选择,但前提是要取消严格的资本管制,让人民币成为市场化货币,而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发生。欧元也可能是一种选择,但前提是人们对欧元区内部分裂的疑虑彻底消散,这在未来几年内同样不太可能发生。至于全球虚拟货币,目前尚未有能取代美元的迹象,但若干国家已开始试水数字货币,它或许最终能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于2020年4月底在四座城市测试本土数字货币。sup/sup在开发数字货币并与电子支付平台结合方面,中国领先其他国家数年之久。这种尝试明确表明,一些货币系统正试图绕开美元的中间作用,逐步实现更高程度的数字化。
归根结底,美元的首要地位是否会终结,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情况。正如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保尔森所说:“美元的主导地位始于国内……美国经济必须持续增强全球公信力和信心。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的地位将岌岌可危。”sup/sup在很大程度上,美元的全球公信力还在于地缘政治及其社会模式的吸引力。“过度特权”与美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作为可靠伙伴的印象以及在多边机构中的作用密不可分。巴里·艾肯格林和欧洲央行代表警告称:“由于美国正脱离全球地缘政治,转而采取更加独立的内向型政策,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作为主导货币的可靠性有所削弱,安全保障也不再无懈可击,那么美元所享有的安全溢价可能会逐渐降低。”sup/sup
围绕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未来地位存在诸多质疑和怀疑,这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并非孤立存在。这一事实对负债过高的新兴国家和贫穷国家尤为残酷,因为它们现在无力偿还通常以美元计算的债务。对这些国家而言,应对新冠危机需要可观的投入和数年时间,而巨额的经济损失会迅速转化为社会和人道主义灾难。新冠疫情很可能会使高度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戛然而止,导致社会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凸显经济风险与社会及地缘政治问题之间的深度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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