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出发，一定要把现象的来龙去脉、谁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不可绕过的限制条件等了解清楚，不能只看到表层，比如看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出现了通货膨胀等，在未深入了解现象的内生性时，就去写模型、做实证了。
从现象出发首先必须对观察的现象有兴趣，因为理论都是在解释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使有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我们也不会发现。
其次，要吃透现象，把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用最简单的、最根本的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参加研讨会，那些老师总是先问论文的发表者对研究的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什么。所谓经济学直觉，就是要一眼看穿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而不是一开始就谈理论模型。理论模型固然重要，但是理论模型是根据经济学直觉来构建的，只有把经济学直觉搞对，理论模型才有意义。而要搞对经济学直觉，就要把要研究的现象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弄清楚。一个好的研究者要对现象感兴趣，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要不断兴高采烈地讲故事，通过讲故事，把现象背后谁是决策者、影响他做决策的到底是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这个效应如何导致了这个现象的逻辑弄清楚。
养成讨论真实世界现象的氛围，碰到同行或对这个现象可能有所了解的人，就把自己的看法讲给他们听，和他们讨论，直到自己的经济学直觉很清晰，所讲的故事别人挑不出逻辑的漏洞，根据自己构建的因果逻辑进行各种推论也和各种已知的事实不矛盾，才开始看文献，构建理论模型。在观察现象时多找人讨论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每位学者做研究都是盲人摸象、雾里看花，只有多讨论，才能尽可能吃透现象，摸清背后谁是真正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导致他的选择的收入/预算效应或相对价格/替代效应是什么。
秉持“常无”心态
面对现象，秉持“常无”心态就是不以任何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看现象，要自己吃透现象，自己把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想通。发现一个现象时，在自己想通前不去看现有的文献是保持“常无”心态的一个重要法门，否则容易对号入座，认为这个现象是某个现有理论所揭示的因果机制造成的。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现象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提出的解释和现有文献里的解释不同，那就是提出了一个有原创性贡献的理论；另外一种是提出的解释在现有文献里已经有了，这也无碍，既然已经对这个现象的因果逻辑有所了解，应该也清楚有哪些资料可用，那么，就不难写出检验现有理论的实证文章。
对我们这些一开始就学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尤其在国外受到严格训练后回国的人来说，尤其要警惕“对号入座”的倾向。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用在国外学习到的理论似乎能把导致问题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就“对号入座”了。例如，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就认为是产权的问题，认为私有化就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是，这种流行的看法是不是抓到了国企效率低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效率低的问题，不难从现有的产权理论逻辑构建一个模型，说明在国有体制下，所有者不是经营者，没有剩余索取权，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效率就会低，亏损了，国家只好承担下来而有了预算软约束。这样的解释逻辑一环扣一环，似乎很有说服力，然后有人看到国企的经理积极性果然不高，效率果然低，有亏损时国家不会让企业破产而是给它兜底，就对号入座，认为国企效率低和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产权造成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因为和主流的理论观点一致，在学术期刊上容易发表。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理论无非讲的是几个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社会经济变量很多，一个现象如果能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也必然能够选取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构建其他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例如，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而大型国有企业一般是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国家之所以会投资这样产业中的企业并让其继续经营下去，是因为这些产业关系到国防安全或国计民生，因此，这些企业承担了国家赋予的“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政府必须为政策性亏损负起责任，就会有政策性补贴。由于政府不参加经营，在实际政策负担造成的亏损上信息不对称，只能把所有的亏损，包括经理道德风险或是无能、不积极所造成的亏损，都承担下来，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现象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改善经营的积极性不高等现象。
这两种解释的逻辑都是自洽的，但是政策的含义完全不一样。如果国企的问题是产权造成的，那么，将其私有化就解决了。sup/sup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私有化反而会造成寻租腐败等更为严重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国家开始转型时，劳伦斯·萨默斯和杰弗里·萨克斯等都支持私有化，是因为他们确信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国有产权引起的。但是，结果怎样呢？各种实证研究发现，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如新结构经济学的预测，普遍拿的补贴比过去更多，被利益集团捕获的问题比原来更严重。所以，看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世界，包括自己过去提出的理论。一定要用“常无”的心态直面现象，从真实世界的现象去探索背后的逻辑，不然很容易“对号入座”。
我有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会议，发现国内和俄罗斯的经济学界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国内的经济学界基本上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当道，俄罗斯学界则对新自由主义有很多反思。我想原因在于俄罗斯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深受其害。我国因为没有推行新自由主义，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大多可以提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在缺乏“常无”思维的训练时，很容易“对号入座”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观点。
不从现有的理论来看真实世界，是成为一位有具有原创性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前提条件，也是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的必要条件。而且，反过来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研究还可能强化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想法和错误的政策思路，以及舆论环境，对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回归对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
我常说的回归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里提出的各种理论论断，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得到那些论断的方法。这是“鱼”与“渔”的区别。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一清二楚地写在他的书的全称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探索。亚当·斯密想研究的是国民财富如何增加，整本书讨论的是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他所处时代、所在社会的财富水平由什么因素决定，并由此得出他的论断。我们想成为有原创的经济学家，要研究任何现象，同样要先弄清楚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1988年，我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镣铐中解放出来，之后一直坚持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1988年有两件事让我顿悟。1987年我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通货膨胀，国外理论都认为应该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国内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调整利率，而是用行政办法砍投资、砍项目来压需求、降通胀。另外一件事是，我在国内当研究生时学到的理论都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决定的，那年我到印度去参加会议，印度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私有产权和民主宪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也有计委，而且印度计委和我国的计委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让我突然明白，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以及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用其他理论来解释，不是任意一个自洽的、能够解释某个现象的理论就是揭示这个现象真正原因的理论。慢慢地我把当年顿悟后思考问题的方式总结为以“一分析、三归纳”的方式来探索“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方法。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放手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对政府来说不是更省事吗？为什么政府要自找麻烦，劳心劳力地去配置资源？政府需要直接配置资源到某些产业，造成政府对价格有许多干预扭曲，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但为什么要扭曲？是现在主流文献上说的政府被利益集团捕获所致吗？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和印度那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集团显然不同，怎么会有同样的制度安排？仔细思索不难发现，是因为在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以后的印度和中国都想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以致超越阶段去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扭曲各种要素和投入品的价格给予补贴，价格扭曲导致供需不平衡，就只能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保证廉价的资源要素会被配置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因此我想通了，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不管是什么社会性质，若想拔苗助长，只能依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和直接配置才能实现。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所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也是我在1988年想通的，根据我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的理论训练来说，解决通货膨胀，应该提高利率：提高贷款利率，投资成本增加，就会减少投资需求；提高利率也会增加储蓄意愿，减少当前消费。投资和消费减少，总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率就下来了。而且这样做很好，好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坏的项目就会被淘汰掉，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当时不这么做，好像很不理性。但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因为限制条件不一样，当时中国有许多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没有廉价资金的支持，这些企业根本活不了。如果提高利率，它们全部都会严重亏损，如果它们破产垮台，那社会稳定怎么办？国防安全怎么办？不让它们破产就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当时财政和货币是互通的，财政赤字增加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就又来了。所以，了解决策者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以后就会发现，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其实是理性的选择。
在那之后，我就放弃了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做法。碰到一个现象，自己想清楚谁在做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哪些，限制条件又是什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也就是抱着“常无”的心态，根据经济学的“本体”，自己来分析所观察到的现象。如果，决策者的选择从现有的理论来看好像“不理性”，那一定是我们自己对决策者的限制条件不够了解，此时要站在决策者的立场来看问题，进一步下功夫去看决策者有哪些可动员的资源，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所以，碰到看似“不理性”的现象时要感到很兴奋，因为这正是提出新的原创性理论的机会。
在《本体与常无》那本方法论对话集里，对如何秉持理性人的“本体”以“常无”的方式来观察现象，我归纳成“一分析，三归纳”。所谓“一分析”就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以演绎的方式分析所要研究的现象谁是决策者，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又面对什么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存在哪些可行的选择。“三归纳”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和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以计划经济的形成为例，从“一分析”来说，其本质上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那谁是这个体制的决策者？是政府。想达成什么目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限制条件为何？资本极端短缺。可选择方案为何？市场配置或政府直接配置。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去投资，即使因为信息或决策失误而投资建了工厂，也不会有意愿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显然靠市场配置资源无法把这种产业建立起来。因此，只能靠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来投资，并给予保护补贴来维持其经营。如果这套产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很低，像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那样，政府可以采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全国的gdp而言，要发展的产业的规模非常大，财政直接补贴受到税收能力的限制，就只能用扭曲价格的方式来暗补。价格扭曲以后，凡是价格被压低的那些要素和产品都会出现短缺，有短缺就要有计划，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才能保证有限的资源会被配置于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奇迹》那本书里所描述的宏观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微观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
用历史纵向归纳法来理解，过去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然而，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从1929年才开始的，1918年到1929年是市场性质的新经济，并没有计划经济，所以，并不是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推行计划经济。在1929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斯大林开始推动发展重工业，过去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关。当时，苏联也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国家，因此，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只能用计划体制来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也是这样，革命战争期间的宣传说社会主义会是民族资本家的天堂，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却开展了公私合营运动？因为发展目标变了，从1953年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扭曲价格才能把重工业建立起来。民族资本家拿了低价的物资去从事生产，利润归民族资本家，没有办法保证那些利润会优先投资于要发展的重工业，所以，就只能将民族资本家逐步取缔。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的理解。
第二个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中国和印度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怎么会都有计划经济体制？再往远一点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跟社会主义国家也很相似，比如都有金融抑制，对投资、金融、外汇都要管制和配给。这些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模式、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以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名称不同，目的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所以，可以用这种跨国的大视角来分析思考，这是当代横向归纳法。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政府干预，有金融抑制，有汇率扭曲，等等，这些干预扭曲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背后有无共同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mackinnon）和肖（shaw）观察到了金融抑制sup/sup，但是没有做综合分析，他们把金融抑制当作独立的、外生的，认为金融抑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于是建议进行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建议推行金融自由化，结果经济危机不断，为什么？因为有大量资本很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那些产业活不了，同时，金融自由化以后外国资本进来，也不会进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本国资本反而外逃，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在观察现象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的现象放在一起分析，看这些现象有无共同的决定因素。例如，计划经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干预、扭曲同时存在？归纳起来都是为了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就如前述“三位一体”分析的那样，一个扭曲成为另外一个扭曲的因，这个扭曲又会造成其他扭曲，如此循环反复。把同时存在的多现象放在一起综合分析最有可能找到最根本的因，这个起始点通常会和问题本质的分析相关。所以，“一分析、三归纳”是分开讲的，在运用时则需综合运用，相互印证，以找到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从特殊到一般
从现象观察出发，经常会停留在现象的表层，把现象的存在归于特殊原因。尤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能不能从特殊性看到更底层的一般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停留在特殊性，那是中国经济学，没有一般意义。
新结构经济学固然总结于中国的经验但不是中国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一般理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我鼓励诸位从现象出发来研究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一般观察的是中国现象，中国作为一个由坚强的共产党领导的发展中、转型中大国，有太多特殊性，不难从特殊性构建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例如，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很成功，可以写个模型强调党的坚强领导是成功的关键。党的坚强领导确实十分重要，但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的成功，那就没有一般意义，因为其他国家很难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坚强领导力的政党。还有，在改革开放前同样有党的坚强领导，为何那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所以，这样的论断通不过历史纵向归纳。毛里求斯是一个多党制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党领导，经济发展绩效也很好，所以这个论断也通不过当代横向归纳。改革前和改革后最大的改变是从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因势利导战略转变，毛里求斯发展成功也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进口替代战略转而开始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所以，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归因于遵循了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了一般意义。
另外，二战以后东亚发展成功，学界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东亚有儒家文化下的权威型政府。同样可以写理论模型，把东亚的成功归因于此。这种观点和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把韦伯强调的基督新教换成了儒家文化。但从历史纵向来看，东亚经济体一直有儒家文化，但是过去发展不成功；从当代横向来看，毛里求斯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印度人，没有儒家文化，也没权威型政府，但其经济发展同样成功。所以，儒家文化对东亚的成功也许有贡献，但不是东亚成功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根本的原因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要从现象出发，但要超越特殊性去了解背后更根本的、具有一般性的原因。
总结经济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固然各有特殊性，那些特殊性对其成功也许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例如中国所拥有的坚强的党的领导、东亚的儒家文化下所形成的权威型政府，但这些都是有利因素而非全部因素，就像在谈禀赋时指出的社会资本、地理条件等给一个地区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成功与否更根本的原因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发展、经济运行要成功，发展的产业要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在企业家的努力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竞争优势，是否符合比较优势跟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关，发展的产业可能不一样，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出口产业，有成衣，有制鞋，有玩具，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早期劳动力多、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所以，符合比较优势就是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决定性因素。
在做研究时，首先观察到的通常是现象的特殊性，如果不上升到一般性，它的贡献就会小得多。只有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才会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真正的贡献。要从特殊性现象的观察飞跃到一般性原因的总结，其方法是在观察一个现象时，对此现象提出一个暂时的假说，不要有一个假说对此现象能够解释就接受了，要反复用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和多现象综合的归纳法来检验这个假说，只有通过这三个归纳法检验的假说，才有可能揭示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因果逻辑。要运用上述三个归纳法，必须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足够的认识，随手拈来各种历史的、跨国的现象经验来做比较分析，而不仅是就事论事。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胸怀，平常多看、多想、多积累，不能坐井观天，不能双耳不闻窗外事，也不能临时抱佛脚。
附带说一点，做学术研究和做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完全一样。做学术研究要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做智库、政策研究则正好相反，要从一般性原理结合所研究的经济体当地的特殊条件来提建议。每个地方总是有一些当地特殊的有利条件，如要素以外的禀赋，以及特殊的限制条件，如过去的赶超所遗留下来的扭曲等。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特殊限制条件，把有利条件动员起来，绕开不利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推动结构的转型升级。
把二维经济学变为三维经济学
做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要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结构的二维主流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前面谈到的四点对任何想要有原创性贡献的学科或任何理论流派而言，都是必须遵守的。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的经济学家，则还需要有认识理论创新金矿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就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试图把主流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的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涉及现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场革命现在还只是星星之火，尚未燎原，到处是做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研究的机会。我常说“不要坐在金矿上挖煤矿”。什么是挖煤矿？就是只会萧规曹随，跟着国外的热门问题和方法去做研究，不会自己找出新的问题、采用新的方法来做研究，或是根据主流文献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现象，不会提出新的、更到位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会有原创性的贡献，是在挖煤矿，也许会有不少可以发表的成果，但不会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尤其不能对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增长做出贡献。
我想，作为经济学家，都会有挖金矿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意愿。之所以做不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新的现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认识新现象的眼光。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前者，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接近稳态，新的、大的社会经济现象，如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不经常发生，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一个有原创能力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或方法以后，跟着去做一些脚注性的研究。在我国，更多的原因则是后者，我国的经济学者从本科开始就学习、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不自觉地就会带着主流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现象，容易“对号入座”，难于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新的观点看法。
如何挖金矿而不是挖煤矿？需要知道“金”为何物，以及“金”与“煤”有何不同。首先，从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结构和发达国家有内生性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也存在各种内生性的扭曲。了解了这两点，就不会简单地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上述两点正好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精髓所在。所以，挖金矿就要先熟悉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其次，要认识到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自对发达国家经验现象的总结，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可以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内生结构不同于发达国家这个前提条件，使现有的二维主流理论变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三维理论，以数学建模深挖理论扩维以后的新视角、新见解，并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来检验这些新视角和新见解。上述两点说来容易也不容易，如果能开悟，知道了“各种结构是内生于禀赋结构，扭曲是内生于对上述内生结构的偏离所致”，就能做出许多不同于主流而有新观点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来。但是，真要把上述观点运用自如也不容易，因为主流理论的影响容易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让人在思考问题、观察现象时一不小心就对号入座。
禅宗讲“顿悟”和“渐修”，绝大多数人是经由“渐修”而达到“开悟”，难以像六祖慧能那样只是偶尔听人念了《金刚经》中“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一句就开悟了。对于有心认识和挖掘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的金矿的人，我有两点建议：首先要下功夫好好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著，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本书全面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框架，才能分清何者是“金”，何者是“煤”，不会看到金子却不认识，而把煤当作宝贝；其次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深挖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在这个领域的意义和影响，并用中国和跨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由此得出的认识。
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这个可以有大作为的时代，让我们有底气放弃“西天取经”的做学问取向，总结我国的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学界一般崇尚“西天取经”，鲁迅这么伟大的学者也倡导拿来主义，主张外国有的、好的拿来用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代知识分子，倡导的是全盘西化，无非有全部照搬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和照搬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情形还是比较普遍。到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这代人才有这个文化自信，自己去总结中国的经验，形成一个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要引领时代的新思潮，必须有敏锐的眼光，也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在一个引进国外先进理论还处于主流的时代，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容易发表，而且，沿着主流理论做批判家也容易获得社会的掌声。因为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总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拿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武器来批判政府、批判社会的黑暗面会让人觉得是有勇气的，而总结自己国家成功的道理，在掌握理论和话语权的主流学界不容易被接受，在国内也容易被人误解为“歌德派”。但是，根据中国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的机遇，也是我们的责任。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休克疗法，格拉杰夫是当时的执行者之一，他今天已经承认当时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用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转型是主流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形成固然与杰弗里·萨克斯等美国经济学家的鼓吹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本国的学者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大力鼓动宣传才使之成了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潮。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休克疗法的失败是直接照搬西方的主流理论，对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缺乏认识的结果。休克疗法方案的主要制定者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盖达尔，后来我和他见过多次面，和其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一位爱国的、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学者，当时他确实对休克疗法深信不疑。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如果还去推波助澜，不仅辜负了时代给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会，而且还没有承担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责任，我们应该要有“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道德担当。
从亚当·斯密以来，世界的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会逐渐转移到中国来。作为在中国工作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机，因此，不应该把这个推动理论创新、引领时代思潮的机会，让给在外国工作的经济学家。
理论创新从被提出到被学界和社会接受的每一步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但最难的是第一步，发现有趣的现象，真正吃透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要对号入座，拿现成的、自己熟悉的理论来解释，而要秉持“常无”的心态，根据“一分析、三归纳”的方法，从特殊性深入到一般性，去了解背后的道理。在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时，要谨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在分析扭曲的影响以及做改革建议时，也要考虑扭曲的内生性。我相信掌握好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上述的方式来做研究，可以做出很好、很有创见的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成果来，不仅能够推动学术进步，也能使理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统一起来，贡献于社会的进步，达到“知成一体”的目标。
本文及本章之后内容为作者2019年2月17日在新结构经济学学术团队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略有改动。
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研究方法，请参考《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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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要素可以流动，但是，相对于存量禀赋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要素所有者是逐利的，流动到一个地方，只有利用了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才能使其要素有最高的回报。所以，要素的流动并不改变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和最优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该地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论断。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可用的产业和技术集是外生给定的，但是，一个经济体实际上进入哪种产业和采用何种技术来生产则是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在简化的模型中可以把技术的学习成本简化掉，必要的话也可以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强调的那样把学习成本和学习能力的问题引进模型中，不过要学习哪种产业和技术才是合适的仍然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另外，产业和技术集是外生给定的设置，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合适的，但对于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产业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或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同一个框架来分析，则必须将处于世界前沿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按内生增长理论的方式内生化。
akamatsu,k.,“ahistoricalpatternofeconomic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thedevelopingeconomies(tokyo),1962,1:3–25.
上述论述侧重于供给侧，强调了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对其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否意味着需求侧和其他因素对产业、技术和其他结构没有影响呢？当然不是，例如，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模型中，除了要素禀赋结构之外，偏好对产业结构也会有影响，不同产业有不同的技术进步速度也会有影响，只不过收入水平是内生于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且，像加里·贝克尔主张的那样，人的偏好特性是外生的给定的，技术进步的有偏性也是外生的、给定的。只有要素禀赋结构能够给予前述的三个经验事实一以贯之的解释。
acemoglu,d.,johnson,drobinson,,“thecolonialoriginsofcomparativedevelopment:anempiricalinvestigation”,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1,91:1369-1401.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革命解决了古典经济学解决不了的价格决定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则在边际革命的基础上通过结构革命解决新古典经济学解决不了的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的问题。
linjy,tangf,“policyburdens,accountability,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2)：426-431.
mackinnon,,moneyand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1973.shaw,e.s.,financi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