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能从中国的发展中总结出一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用的经验教训。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抱负。我就职于世界银行时，走访世界各国，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有着与中国领导人一样的抱负，他们也试图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但却用错了方法。他们总是将高收入国家作为参照系，并步步照搬高收入国家的理论、思路和做法，尽管付出了很多努力，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所以，我提倡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基于自己现在有什么，也就是在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根据自己现在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然后在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下，帮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低收入国家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缺乏资本，它们应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这些国家应该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将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国家的竞争优势。在进行经济转型以消除过去不当政策造成的各种扭曲时，政府也要通过务实的方式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几点，它们就能有效利用后来者优势，维持数十年年均8%甚至10%的高速经济增长，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高速增长对高收入国家也有利。不仅能够给发达国家创造巨大的国外市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人能够在本国找到工作，就不会像当今的欧洲、美洲一样，存在大量来自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非法移民，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何来sup/sup
“中国经济动力何来”这个题目被提出是因为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持续高速增长。40年前，中国是全球第三贫穷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比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低。但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到201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5%。一个人口庞大的贫穷国家以如此高的速度，取得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凭借这样的增长速度，2017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这40年间，超过7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展望未来，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很可能达到12700美元，成为二战以来，继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后，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
究竟是什么驱动了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此有如下解释：中国人民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企业家为赢利、展现企业家精神抓住各种获利的机遇，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其任期内为繁荣做出的努力，无疑都是动力。不过，这些动力在1978年之前也有，并且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我去过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南亚等许多国家。那里的人民也有着同样的意愿和渴望，企业家和社会精英也有着同样的聪明才智和追求，那里的政府也同样想促进国家的繁荣。所以，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而是什么造就了中国40年间的迅猛发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我正在倡导的经济发展理论，那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发展无疑意味着收入的持续增长。为了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持续的结构变迁，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和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才会不断提高，生活才能不断改善。
这个结构性变迁需要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发现新的获利增长点，并冒风险来创新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同时，政府的作用也十分必要。政府要给予先行的企业家必要的激励，并完善新产业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使新产业得以变为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发挥各自应有作用的结果。这个公式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适用，对高收入国家也适用，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有一点不同的是，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开发新技术，创造新产业，需要自己发明，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和产业水平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借鉴先行的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成本和风险较低，从而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加快速地发展。二战以后，世界上有13个经济体找到利用这个潜能的秘密，取得年均增速7%以上、持续2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1978年以后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后来者优势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呢？中国有不少产业已经站在世界前沿。这类产业和发达国家的产业一样，发展所需的新技术、新产品来自自主研究和开发。不过，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而美国则是约6万美元，代表在许多领域中国的产业和技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未来不仅要以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驱动力，同时也还可以通过借鉴学习，以及在科技方面的追随来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是有潜力比发达国家发展快，迈过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这个潜力有多大？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分析过，利用国内有利的增长条件，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很有可能取得6%甚至更高的增长率，届时中国就是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将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30%，甚至更多。
当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又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时，对世界也将负有更大的责任，中国在发展自身时，也需要助力其他国家的发展。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每个国家其实大同小异。人们都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企业家都想实现其才能，创造更多财富，政府也都想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然而，大多数国家都没能摆脱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陷阱。我想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1978年以前，中国有着同样的动力，当时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到1978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三贫困的国家。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把普通人、企业家、政府的动力用好，以实现经济繁荣，需要市场竞争，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土壤，也需要政府的努力，不断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发展壮大。过去，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实践，不是片面强调政府的作用，就是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来自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总结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这样每个国家都可以消除贫困，实现繁荣。思路决定出路，向还深陷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贡献发展的思路，助力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梦想，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能做的最大贡献。
回望中国民企发展40年sup/sup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
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及其三分之一。当时，我国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达不到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出口和进口分别仅占gdp的4.1%和5.6%，两项加起来仅占9.7%，意味着当时我国90%以上的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不相关，发展起点之低今日难以想象。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5%，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根据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流行的“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之后的恢复期，可以取得两三年7%或稍高点的经济增长外，正常状况下，很难实现7%的增长。我国现在不是20年平均每年增长7.2%，而是39年平均每年增长9.5%。如按照39年年均增长7.2%计算，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15倍。事实是，我国以年均增长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在的经济规模是1978年的34倍。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贸易增长也非常迅速。统计显示，过去39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14.5%。1978年，我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9.7%，现在已超过30%。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通常可以用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学上称为“贸易依存度”。从贸易依存度看，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我国的贸易依存度最高。
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条件下，2009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我国出口数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有很大变化。1978年，我国75%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现在97%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造品，所以中国在国际上被称为世界工厂，是世界制造业的基地。2013年，我国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我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88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般认为，在2025年之前，我国就能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这个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从统计数字看，二战后至今，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仅有2个经济体成功地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我国的台湾，另一个是韩国。到2025年之前，我国很可能成为第三个。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5%，如中国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一比重将从15%增加至34%。
在此过程中，我国有7亿多人口超过每人每日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战后，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都在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我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不仅如此，当国际上爆发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发展还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东亚发生金融危机，当时国际上认为东亚经济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但实际上，2000年东亚经济体恢复到过去的快速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民币没有贬值，为东亚经济提供了安定的锚，而且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依然维持8%的强劲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经济体的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来势汹汹，如同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世界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大萧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迅速推出“一揽子”计划这个积极财政政策。2009年第一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拉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第二季度恢复增长，并帮助其他发达国家也在第三季度停止了负增长。对于上述贡献，我们都引以为豪。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成绩也十分喜人。从1978年至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统计显示，1978年，我国国民经济组成中，全民所有制占80.8%，集体所有制占19.2%，城乡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商企业都是零。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我国gdp的51.4%，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5%，城乡个体经济占7.8%，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商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5.8%，后两项加起来不足14%。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对国家的税收贡献超过50%，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超过90%。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是推动我国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主力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那么，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属奇迹中的奇迹。
双轨制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面临障碍的重要原因
然而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面临着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这些问题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既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有利的环境。
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但转型为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的停滞、崩溃、危机不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主流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滋生寻租腐败，导致效率低下。“华盛顿共识”倡导这些转型国家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消除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这种转型方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干预扭曲存在的目的是保护补贴那些资本非常密集、技术先进、规模巨大的重工业。这些“先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取消保护补贴后，必然崩溃，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政治不稳定，经济也难以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实行了全面的私有化，也只有少数在私有化过程中攫取大量自然资源或电信、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成为寡头，其他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差、危机不断的情况下，也就难以做大做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快速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相似，都是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为补充的公有制经济。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是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重工业体系。对一穷二白、资本短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而言，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要发展，需要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提供大量的保护和补贴，并给予国有企业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与其竞争。与苏联、东欧地区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取了双轨制渐进式改革道路：一方面继续给予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传统上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甚至外资公司由此得以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来，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富生机的力量。这种转型方式的好处是，维持稳定的同时，给予了广大民营企业家发挥聪明才智、追求个人价值的机会，民营经济占比从1978年的零，逐步达到1992年初的13.6%，现在已是半壁江山。
但在此过程中，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难以生存，政府除了给予银行和股市资金的支持外，还给予了市场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所有制企业，包括民营和外资企业与其竞争，也就出现了限制民营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民营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春天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201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800美元，已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资本短缺的国家，绝大多数制造业包括大型装备制造业，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继续给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其性质已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改革需要与时俱进，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取消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保护补贴，让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因此，民营企业行业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也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一消失。
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占16家。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请我去做主旨演讲，谈中国经济和华商的发展。当时我查到的数据是，2002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在演讲中我做了一个预测，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将可能有120家，美国大约也只有120家，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那时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很多人认为我太乐观。实际发生的比我当时的预测还快，2017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有124家，而中国已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有16家。
2003年我做出上述预测的依据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数目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规模是正相关的。2002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4.2%，美国占32.9%，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11家，美国有198家，两者高度相关。当时我认为，只要我们走中国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改革开放，到2030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2003年以后的发展比上述预期还快，到2017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已占全世界的16%，美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3.4%。现在国际上已经普遍接受我在1994年出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所做的预测，到2030年时，我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应该在20%以上。
届时，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至少有125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国经济规模很可能是美国的1.5倍以上，占全世界经济规模的比重将超过25%；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很可能达到150家。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有115家，其中民营企业16家，超过十分之一。民营企业的内在增长动力强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到203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若达到我预测的125家，我相信，民营企业可以占到40家。到2050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如中国企业达到150家，民营企业有可能达到75家之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走过的历程，我对民营企业家充满了敬意。民营企业家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奋起，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我国的比较优势才得以迅速变化，对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的保护补贴才会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为取消保护补贴和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以及消除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时机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相信，只要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家一定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和企业发展，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10月27日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整理，王飘怡初译，首发于财新网。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1月25日在由腾讯新闻、北京大学在达沃斯联合举办的“增长的责任·中国助力世界的未来”午餐会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4月28日在“德胜门大讲堂”的主题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