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国际货币战争中。”
吉多·曼特加，巴西财政部长
2010年9月27日
“我不喜欢这种说法……货币战争。”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
2010年11月18日
货币战争，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一个国家将其货币竞争性贬值，它是国际经济中最具破坏性且最令人恐惧的后果之一。它使大萧条的幽灵再现，当时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以及强行增加的关税使得世界贸易崩溃。它也使人想起1970年代，当时石油的美元价格增至四倍，因为美国政府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使美元贬值。最后，它使人回忆起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1998年俄罗斯的卢布危机和其他破坏性事件。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它们和其他货币危机都与滞胀、通胀、紧缩、金融恐慌和其他痛苦的经济后果相联系。货币战争，从未带来过任何正面的东西。
因此，当巴西的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于2010年9月末直截了当地宣布新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时，全球的金融精英为之震惊和不安。当然，导致吉多声明的事件和压力，对精英们并非新鲜。在汇率政策以及作为其延伸的利率和金融政策上的国际紧张局势，即使在2007年末的萧条之前，也一直在累积之中。中国曾被其主要贸易伙伴多次指责，人为操纵人民币处于低汇率水平，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超额储备的美国国债。然而，2008年的恐慌引起了新一轮的汇率纠纷。突然，经济大饼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之前对增大馅饼中的份额尚感满意的国家，现在也开始为些许残羹剩饭而争斗。
尽管全球金融压力明显于2010年出现，整个精英圈仍然对货币战争讳莫如深。国际货币专家使用“再平衡”和“调整”之类的替代语来描述他们重整汇率的努力，以实现有些人认为是希望的目标。但使用委婉的言辞并没有消减系统中的紧张气氛。
每一次货币战争的核心都是一个悖论。货币战争是在国际上进行的，但它又是由国内困境所驱使的。货币战争开始于内部增长不足。走这条路的国家通常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高失业率、低增长或负增长、银行业疲软以及公共财政恶化之中。在这些条件下，很难通过纯粹的内部手段来实现增长，于是，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成为制造增长引擎的最后手段。要明白为什幺，需要回顾一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四个基本元素。这些元素是消费（c），投资（i），政府开支（g）和由出口（x）减去进口（m）构成的净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由以下方程表示：
gdp=c+i+g+(x-m)
处于困境的经济中，消费（c）因为失业、债务负担和两者的叠加，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倒退。对企业厂房和设备以及住房的投资（i）与消费（c）是相互独立衡量的，但它们毕竟密切相关。一个企业不会投资扩大其生产，除非它预期消费者当下或在不久的将来会购买它的产品。因此，当消费滞后时，企业投资也趋于滞后。政府支出（g），即使在消费和投资疲软时，也可以独立增加。事实上，这正是凯恩斯型经济学的建议，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在个人和企业无所作为时更需要这样做。问题是，政府在经济衰退中必须依靠税收或借贷才能增加开支，然而当税收负担很重或是民众自己需要勒紧裤腰带的时候，选民往往不愿意支持这种措施。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推荐，但在民主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增加政府支出会受到严重的政治限制。
在个人和企业不扩张而政府支出受到限制的经济体中，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是增加净出口（x-m），而对此最快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本国货币的贬值。举一个例子。假设一辆德国汽车以欧元计价为€30000。进一步假设，€1=$1.40。这意味着德国汽车的美元价格是$42000（即€30000×$1.40/€1=$42000）。下一步，假设1欧元汇率跌至$1.10。那幺同样€30000汽车的美元价格将只有$33000（即€30000×$1.10/€1=$33000）。从$42000下降到$33000价格，意味着这辆汽车对美国客户更有吸引力，因而将售出更多。对于德国制造商，每辆汽车€30000的收入是不变的。通过欧元贬值，德国汽车公司可以在美国卖出更多的汽车，而每辆车的欧元价值不变。因此，这将增加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满足美国对于新车的需求。
想一想这种动力学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使用欧元的国家。想一想其影响不仅涉及汽车，而且波及法国葡萄酒、意大利时装和比利时巧克力。想一想其影响不仅涉及有形商品也涉及无形商品，比如电脑软件和咨询服务。最后，想一想这种影响不仅涉及运往国外的商品，也涉及出游和旅行。欧元的美元价值从$1.40下降到$1.10，使得巴黎价格为€100的正餐从$140下降到$110，这对于美国游客而言更能消费得起。想一想欧元的美元价值的这种下降规模的影响，并应用于所有有形和无形的贸易商品和服务，以及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旅游业，就不难看到贬值可以成为增长的强大引擎，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盈利能力。在困难的经济环境下，货币贬值的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然而，问题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差不多随即出现。首先，几乎没有什幺商品可以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国家里完成。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某种产品在到达巴西的消费者之前，可能会涉及美国的技术、意大利的设计、澳大利亚的原材料、中国的组装和基于瑞士的全球分销系统。这条供应和创新链的每个部分都将根据它对整体的贡献，赚取着利润总额的一部分。关键是对全球业务的汇率影响不仅涉及最终销售地的货币，也涉及所有中间投入和供应链环节中的货币。将其货币贬值的某个国家，也许可以使得产品在最终销售的国家看起来更加便宜，但同时很可能因为使用本国的廉价货币来购买各种进口原材料而伤害到自己。如果一个制造业大国既有大量的对外出口销售，又从国外大量采购原材料和组件，那幺相对于劳动力成本、低税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类要素，其货币对于净出口而言几乎是无关紧要的。
较高的投入成本并不是对货币贬值唯一的不利因素。更大的问题可能是竞争国家以牙还牙的货币贬值。考虑之前的案例，当欧元从$1.40贬值为$1.10，€30000的德国汽车的美元价格从$42000下降为$33000时，德国制造商对于€1将保持在$1.10的汇率会有多少自信？美国为了保护国内的汽车制造业，也可以让美元对欧元贬值，推动欧元从$1.10的汇率反弹至较高水平，甚至到$1.40。美国可以降低利率，从而降低美元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或是印更多的钞票以使美元贬值。最后，美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并购买欧元来直接干预货币市场，操纵欧元回到其所需的汇率水平。简而言之，虽然欧元的贬值可能会带来一些直接和短期的利益，但如果强大的竞争对手如美国同样实行贬值，这种策略造成的优势将会被迅速逆转。
有时这类竞争性贬值是没有结果的，每一方都会获得一些暂时的好处，但没有谁能保持永久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采用更直截了当的手段来帮助本土的制造商。这种手段就是保护主义，以关税、贸易禁运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形式出现。仍以汽车为例，美国可以直接对每辆进口的德国汽车征收$9000的关税。这会使汽车的美元价格从$33000回升到$42000。尽管此时欧元仍维持在$1.10的汇率低位。实际上，美国可以通过征收大致相当于这一汇率优势的美元价值的关税，来抵消德国因欧元贬值而得到的好处，从而消除欧元在美国市场的优势。从美国汽车工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它在保护美国产业的同时，又使汽车工人能享受一个可以负担得起的欧洲假期。
保护主义不止于征收关税，也可以包括更严厉的贸易制裁，甚至是禁运。最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中国和日本之间一场相当于货币战争前哨战的较量。目前，中国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稀土供应，稀土是难以开采的稀有金属，对电子产品制造、混合动力汽车以及其他高科技和绿色技术应用十分关键。虽然稀土主要产自中国，但大量用于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汽车中。2010年7月，中国宣布减少稀土出口72%，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依赖稀土供应的制造业造成了冲击。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与一艘日本巡逻艇在东海一个偏远的岛屿群区域相撞。中方船长被日本巡逻艇拘留，中国对此强烈抗议，要求日方释放船长并正式道歉。但释放和道歉并未立即实现，于是，中国暂停了向日本的稀土出口。2010年9月14日，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日元突然贬值。日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在三天内下跌约3%。日元的持续贬值，可能会损害中国相对于其他生产商（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对日本出口的竞争力。
中国用禁运实施攻击，而日本则用货币贬值回击。局势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稳定下来，中方船长获释，日本出具了正式的道歉书，日元增值，稀土恢复出口。没有出现更糟糕的结果，双方都汲取了教训，并且为下一次可能的冲突暗暗做着准备。
未来的货币战争总会面对意外后果法则。假设一种欧洲货币贬值，成功达到其预期目标，使欧洲商品在世界上变得更便宜，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这对欧洲有好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因为失去市场而受到损害，导致工厂倒闭、裁员、破产和衰退。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也可能导致欧洲的销售额下降，不是因为汇率，而是因为外国工人不再买得起欧洲的出口商品，即使其价格更便宜。这类货币战争的全球抑制效应需要更长时间的演化才会出现，但可能是最有害的。
所以，将货币贬值作为增加出口的手段并不简单。它迟早会导致更高的投入成本、竞争货币贬值、关税、禁运和全球性衰退。鉴于这些不利的出乎意料的后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幺有人会发动货币战争。毕竟战争对双方都是破坏性的，并且没有一方能最后获胜。
与任何政策上的挑战一样，历史中饱含着教训。20世纪有两次重大的货币战争。第一次货币战争是1921年～1936年，几乎跨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整个时期，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大萧条。第二次货币战争是1967年～1987年，最终结束于两份全球性协议——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罗浮宫协议”，没有陷入军事冲突。
因为其前因条件，货币战争同大多数战争类似。第一次货币战争的三个重要前因是：1870年～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1907年～1913年的美联储创建，以及1914年～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约》。对这三个时期的简要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随后的经济冲突。
古典金本位——1870年～1914年
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在如今土耳其国土的统治时期开始，黄金就成为国际货币。1717年，英国发行了与黄金挂钩的兑换率固定的纸币，并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到1931年，期间因为战争有若干暂停。这些货币制度都可以称为是“金本位”的；不过，这个术语没有单一的定义。金本位可以包括一切，从使用真正的金币到使用与不同数量与黄金挂钩的纸币。在历史上，与纸币挂钩的黄金数额占比从20%到100%不等，在罕见情况下，官方拥有黄金的价值甚至大于货币的供应量。
1870年～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在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上具备独特的地位。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的时期——事实上，良性的通货紧缩盛行于因技术创新结果而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其时生产力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但失业率并不增加。它可以被看成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与始于1989年底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有许多共同之处。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以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为特征，这使得纽约的银行家可以通过电话与伦敦的合作伙伴联系，而两个金融中心之间的旅行时间最短缩至七天。这类进步当时可能并未普及，但确实促进了全球性的商业和银行业。在阿根廷发行、伦敦担保及纽约出售的债券，在相互关联的资产和债务间建立了一个紧密的网络，它是今天的银行家所熟悉的类型。而支撑这一国际性增长和商业的，正是黄金。
古典金本位不像其20世纪的继承者那样是在国际会议上制定的，也不是由一个多国组织自上而下强加的。它更像是一个成员国自愿加入的俱乐部。一旦进入该俱乐部，成员的行为便须遵循明确的游戏规则，虽然没有什幺书面的规则手册存在。并非每一个主要国家都加入，但是很多国家参加了，在那些加入的国家中，资本账户是开放的，自由市场势力盛行，政府干预力度极小且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
远早于1870年，一些国家就采用了金本位，包括1717年的英国和1818年的荷兰，但正是在1870年之后，许多国家蜂拥而入，使得该黄金俱乐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新成员包括1871年加入的德国和日本，1876年的法国，1879年的奥地利，1881年的阿根廷，1893年的俄罗斯和1898年的印度。而美国自1832年铸造价值约20美元的1金衡制盎司金币以来，就一直在采用事实上的“金本位”，直到1900年通过《金本位法案》，这使美国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古典金本位体系的主要国家。
经济学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十分成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重要理论家和经济史学家朱利奥·m·加拉罗蒂，在《国际货币制度剖析》中作了如下归纳：
在最终于19世纪的后三十年被吸引到金本位i（/i即黄金俱乐部i）/i的这一组国家中，异常的资本流动i（/i即热钱流动i）/i并不常见，汇率的竞争性操纵十分罕见，国际贸易呈现创纪录的增长，几乎没有收支平衡问题，资本的流动性很高i（/i其他生产要素和人的流动性也很高i），/i很少有采用金本位的国家暂停兑换黄金i（/i那些曾经暂停的国家中最重要的后来也恢复了i），/i汇率保持在各自的黄金点位i（/i即非常稳定i），/i国家之间少有政策冲突，投机趋于稳定i（/i即投资行为倾向于使货币回归平衡i），/i调节迅速，流动性充分，官方和私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保持在高位，各国都经历了i（/i可预测的i）/i长期稳定在低通胀水平的物价，工业生产和收入增长的长期有利趋势，以及仍然相当低的失业率。
加拉罗蒂的正面评价，得到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的印证，后者的结论是，“与托管信用货币的后续时期相比，古典金本位下美国和英国的经济表现极佳”。1870年～1914年是一个黄金时期，期间在这个工业化和商品生产的世界中，非通胀增长与财富和生产力彼此耦合，相生相长。
古典金本位的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来自它的简单。虽然中央银行有某些功能，但并不是必需的；实际上在整个古典金本位时期，美国根本没有中央银行。加入俱乐部的国家只要宣布其纸币的价值为一定数量的黄金，然后随时准备以该价格购买或出售黄金，并从另一个成员国换取任意数量的货币。在接近目标价格处买卖黄金以保持该价格的过程，是今天众所周知的一种开放市场操作。它可以由中央银行执行，但并非一定，也可以由政府直接执行，或是通过银行或经销商等金融代理间接执行。每个授权经销商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黄金供应并得到保证，在发生社会恐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黄金。虽然政府介入，但其操作是透明的，主要是为了稳定而不是操纵。
该系统在国际金融中的好处是，当两种货币都用标准的黄金重量标定时，它们也就能彼此标定。这类标定不需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二十国集团这样的专门机构。在古典金本位时期，全世界都能享受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的好处，无须多边监管和中央银行计划。
古典金本位的另一个好处是它的自平衡性，不只是针对日常开放市场的操作，对于更大的事件，例如黄金开采生产的波动，亦是如此。如果黄金供应比生产率增长更快，诸如1886年～1896年间在南非、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育空地区引人注目的金矿发现，黄金的价格水平会暂时提升。然而，这又将导致黄金生产的成本增加，最终降低黄金产量并重新确立价格稳定的长期趋势。反之，如果生产力因技术改进而提高，黄金的价格水平暂时下降，就意味着金钱的购买力上升。这将导致更多的黄金首饰被出售和更多的黄金被开采，最终导致黄金的供应量增加，价格恢复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黄金暂时的供需不协调会导致人们行为的变化，使价格的长期稳定性得以保持。
在国际贸易中，供需因素以同样的方式平衡。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增加——会形成贸易顺差。一个国家的顺差对应于贸易条件不好的其他国家的逆差。逆差国家与顺差国家之间用黄金结算。这导致逆差国家的货币供应减少而顺差国家的货币供应增加。货币供应增加的顺差国家将经历通货膨胀，而货币供应减少的逆差国家则经历通货紧缩。贸易伙伴的通胀和通缩将很快逆转贸易的初始条件。原顺差国家的出口产品将变得较为昂贵，而原逆差国家的出口产品则不那幺昂贵。最终顺差国家陷入贸易逆差，而逆差国家将转为顺差。于是黄金重新回流到原先失去它的国家。经济学家称之为价格—货币—流通机制（也称为价格—黄金—流通机制）。
这种再平衡是自然发生的，无须中央银行干预。它是由套利者在一个国家买进“便宜”的黄金，并在另一个国家卖出“昂贵”的黄金而实现的，其中包括了对汇率、货币的时间价值、运输成本和精炼成本等考量。这种行为遵循的游戏规则，其基础是对共同利益、常识和套利利润的惯习与实践。
并非所有的债权都必须立即用黄金结算。大多数国际贸易可以用短期贸易汇票和信用证融资，它们是自偿性的，当买方收到进口货物时会自动转换为现金而无须任何黄金的交换。黄金储备是整个系统的依靠或基础，但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然而这是一种有效的依靠，因为它避免了货币对冲，并使商人对交易的最终价值有更大的把握。
古典金本位集中体现于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繁荣时期。随后是1920年代饱受诟病的金本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是回到美好的战前时代的努力。然而，1920年代使用战前黄金价格的努力，注定被堆积如山的债务，以及把金本位变为可怕的通货紧缩的政策失误所摧毁。从1914年以后，就没有在国际金融中见过纯粹的金本位了。
美联储的创建——1907年～19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