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容易被解读成战后社会契约的失序。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里克（wolfgangstreeck）将20世纪最后几十年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固有矛盾的展开——一场二战后包办婚姻的逐渐瓦解”。但是对于日本、北美和西欧经济信心的普遍丧失反映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制定能够应对人口变化和技术创新的社会契约具有巨大难度。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制度安排，往往被总结为限制资本的力量以造福劳工。这只是故事的一面，而非全部。资本与劳工的相互妥协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便是当时最狂热的反资本主义者也明白，只有雇主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工资，才能使社会福利得以维系。而市场竞争让雇主难以兑现承诺，因为兑现它们会降低利润，甚至让企业破产。因此，战后的社会契约必须对整个经济体内的市场竞争做出限制——在某些行业进行国家垄断；对企业的营业时间、地点、资质和价格进行严格监管；通过信贷管控、进口限制和投资壁垒赋予政府对市场强大的调控能力。限制竞争让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保障工资稳步增长，并实现终身雇用。
这种安排让很多人得到了实惠——但这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未能参与战后社会契约的制定，却在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代价。在许多国家，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为早些时候的立法让工作成了铁饭碗，企业不愿意再雇用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解雇的工人。由于大量工人有资格在62岁甚至更早退休，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养老金计划很难执行，最终干脆完全不对新员工开放。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低收入美国夫妇，他们在工作期间向社会保障退休计划缴纳的税款能够获得平均5.3%的年回报率。但他们出生于1965年的孙辈，则只能得到不到3.3%的平均年回报率。事实证明，之前缔结的社会契约是强制孙辈给祖辈送礼物。孙辈对此热情不高自然不足为奇。
黄金时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赶上黄金时代的一代人拥有绝佳的机会。但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费尔纳德（johnfernald）在研究美国生产率数据后观察到的那样：“这种增长异乎寻常。”这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同样适用。经济奇迹确实存在，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点，经济增长都是缓慢的，生活水平在周期中逐渐提高，有突然爆发的经济高点，也有工人流落街头的经济衰退。无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支持的主张，还是国家主义改革，比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采取的措施，都被证明无法改造现实。在日本和韩国，大规模的国家指导投资带来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并让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度成为世界各地人们钦佩的对象——但这也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效。这些经济体最终也滑落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无法持续创造奇迹。
就像18世纪的科学家试图用瓶子来捕获电力一样，他们的现代接班人也想任意捕获和分配经济活力。事实是，加速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力量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开关来启动，也很难由颁布某法案直接触发。黄金时代的开始毫无征兆，终结也突如其来。虽然某个政府行为或某项技术创新可能给整整一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但是两者间的联系在当时往往并不明晰——而且，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况下的类似政策或创新可能根本无法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为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出台的政策，有可能会得到与预期截然相反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例证，此政策将公共和私人资源引入陷入困境的夕阳行业，比如造船业和炼钢业，而不是帮助工人在新经济形势下做更好的准备。降低对资本的征税、削弱工会、限制企业兼并、鼓励或阻挠成立大型银行——这些措施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但在另一时间点则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明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将推动经济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这种希望恒久不变，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可循。在对80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进行研究后，3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这些时段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共同之处。“有很多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政治变革或经济改革并没有关联，”他们写道，“而且大多数经济改革都不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产生影响。房地产泡沫在90年代给日本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980—1994年有成百上千家美国银行倒闭；2008年次贷危机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残酷的高失业率，甚至影响到了欧盟的生死存亡——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相应的政治举措，这些措施的目的恰恰在于让经济增长快于生产率进步所允许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得很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看到相似的情况了。”
conferenceboardtotaleconomydatabase,atrence-rg/data/economydatabase/,may2015.本段列举的12个富裕国家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和联邦德国。
本段所述的指标在学术上叫作“全要素生产率”，有时也称为“多要素生产率”。它的主要组成部分通常被称为“劳动质量”(与教育、培训和经验有关)、“资本深化”(以工人的人均资本量衡量，但随后根据折旧进行调整)和“技术变化”，它通常被定义为生产率增长中没有被劳动质量和资本深化的变化所解释的部分。关于各经济体的基本资料和数据，请参见：nicholascrafts,“whatcreatesmultifactorproductivity?”presentationtoeuropeancentralbank,2008,andwolodarlysko,“manufacturingmultifactorproductivityinthreecountries,”citemonthlylaborreview/cite(july1995):39–55。seealsosachverstandigenrat,“zudengesamtwirtschaftlichenauswirkungenderoelkrise,”december17,1973,bab136/7459.forusproductivityestimates,seecitehistoricalstatisticsoftheunitedstates/cite,citeearliesttimestothepresent:millennialedition,/cit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seriescg290.seealsojeanacheson,“multi-factorproductivity:estimatesfor1970to2009,”uk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citelabormarketreview/cite(may2011):80,andgiersch,paque,andschmieding,citethefadingmiracle,/cite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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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4年期间，美国约有1617家受联邦保险保障的银行倒闭，此外还有许多没有联邦保险的互助机构和州政府特许银行。引文来自：paula.samuelson,“toprotectmanufacturing?”citezeitschriftfürdiegesamtestaatswissenschaft/cite137(198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