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萎缩，新贷款用于偿还旧贷款，债务负担反而越来越重。1981年，非洲的境外债务还不到其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5年之后，境外债务就增长到国民总收入的一半。1986年底，如有可能让拉丁美洲国家完全停止进口并且把所有出口收入都用于还款，那么他们也要用3.5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所有贷款。反过来说，债务国的资金流出大于资金流入，缩紧投资是唯一的选择。投资的下降带来了实际的后果：将粮食从农田运输到市场的道路建设减少了，为偏远地区送电的输电线路减少了，教育下一代的新学校的修建也减少了。
虽然曾被认为是通向经济增长的要诀之一，这次的通货紧缩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选择，况且这次失败导致了舆论环境的变化。1985年，发达国家的官员们开始提议将管理债务危机的职责从imf剥离，毕竟他们的主业是用短期贷款解决货币危机。他们建议由世界银行接管该项工作，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支持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设立的。1985年10月，新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提出了一项替代性的解决方案，称之为“持续发展计划”。贝克的观点正是拉美和非洲本国的经济学家3年来一直呼吁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债务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尽管细节还没有敲定，贝克建议世界银行和各国商业银行向15个情况最严峻的国家提供更多贷款，条件是他们采取“全面的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
贝克的计划无疾而终——大银行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借钱给本来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但是他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路和里根政府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倾向一致。按照他们的观点，引发债务危机的不是银行不谨慎的贷款，不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也不是1979年后利率的节节攀升，而是借款国自身的行为。华盛顿现在声称，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扼杀了私人经济的创新，经济繁荣也因此被扼杀。大政府是问题的核心，小政府是解决的方案。贝克给“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和里根政府为美国所做的相仿：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边际税率，推动自由贸易，接受境外投资，以及私有化。
在一个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世界里，贝克的观点受众很广。imf和世界银行宣扬的自由市场政策，似乎有希望给债务国带来长久期盼的经济增长，扭转他们长期以来过度的政府指导和计划投资的观念。债务国中很多人都得出了同一结论，那就是劳尔·普雷维什长期以来倡导的国家推动工业化加上进口壁垒的组合在发展经济方面已经失败了。专家一致认为，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新观念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债务危机。
然而这些专家的想法已被发达国家中关于政府职责的意识形态之战所左右，并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多是源于大量的偷税漏税和政府的无能，而非税率过高或政府介入过多。如果私有化只是把国家垄断企业变成私人垄断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没有一点意义；如果打开国门后，境外投资者要不断与索贿成风的腐败官员周旋，开放本身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在识字率低到惊人，以致工人的生产效率难以提升的国家，仅是撤回政府对市场干预，并不能让教育部门给更多付不起私立学校学费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问题都被“华盛顿共识”的拥趸忽视掉了，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再次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在克服债务危机的挑战中，只有一个国家脱颖而出，那就是韩国。1985年底，韩国的境外债务总额接近47亿美金，考虑到它的经济规模，韩国深陷债务泥沼的程度比墨西哥还要深。韩国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来自华盛顿的建议。自由市场并不合理。五年发展计划设计好了哪些产业将要崛起，哪些产业将被淘汰。政府决定了哪些公司有权向国家银行借款。进口壁垒保护国家认为关键的行业。政府严格限制汽车销售，有计划地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引导韩国家庭增加储蓄——这些储蓄将被用于商业贷款，支持本国投资，让本国逐渐摆脱对境外资金的依赖。和供给学派的主张恰恰相反，韩国人提高税收以保障财政预算盈余，而且不断利用税收和支出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表现进行“微调”。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都不在他们的政治宣传口号之中。相反，政府把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了改善教育环境上。尽管韩国人没有遵从西方世界的新古典经济学智慧，他们强劲的经济表现却有目共睹，在由军事独裁政府向喧闹的民主选举过渡的过程中，境外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只有少数一些小国或者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能够模仿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就是引导本地居民推迟消费，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储蓄。几乎所有其他的债务国整个80年代都在拖延，寄希望于华盛顿的自由市场计划结出胜利的果实。1987年，那些已经连续5年继续给债务国贷款的商业银行，终于不得不开始将第三世界的债务计入坏账。即便已经对部分债务进行了豁免，“国际债务危机在延续了7年之后，仍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pedropablokuczynski），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以及秘鲁的内阁大臣在1988年写道。大部分债务国的生产率增长都十分缓慢，就业机会也相当有限。
他们的经济困境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债务国的军事独裁者无法在经济建设上交出满意的答卷，逐渐被驱逐出了权力中心，墨西哥的集权政府不得不接受选举的结果。然而这些新当选的民主政府在经济领域并没做出比他们的专制前任更好的成绩。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要等到1997年，墨西哥的人均生活水平才能恢复到1982年债务危机开始前的水平。对于菲律宾人来说，这个时限要到2002年，秘鲁人则要等到2005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在经济危机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都未能再现生活水平稳定提高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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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联邦特许银行被法律禁止向单一借款人提供超过相当于其自有资本10%的贷款，但他们的监管方允许他们绕过法律，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拆分为国有石油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有趣的是，国会在1982年将10%的限制提高到15%，当时正好是危机爆发的时候。seefdic,citeanexamination,/cite203–204.沃尔克在citechangingfortunes,/cite195中强调，国会坚决反对限制银行对拉美地区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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