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控制之外，里根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多亮点。1982年8月开始的牛市第一年，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经济从1983年开始走高，利率下降也带动了建筑业和汽车行业的复苏，但就业市场依旧低迷。相比于政府承诺的从1981年到1986年新增1300万个工作岗位，实际的增加数量不到1000万。从股市热潮开始到1987年8月，整整花了5年时间，失业率才回落到6%——1973年之前，这样的失业率代表着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在理查德·尼克松时代，5%的失业率都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阿瑟·伯恩斯不得不因之放弃对抗通胀。到了里根时代，6%的失业率反被称赞为一项重大成就。
即使对于已经加入就业队伍中的1800万美国人来说，在里根任期结束的1989年，经济也很难让人感到活力。在里根任期内，所得税率的下调让全职工人每周实得工资的中位数上升了约5%。但是，女职工的工资涨幅与男性差别很大。在里根时期，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女性的购买力上升了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男性的购买力完全没有上升。收入最低的人群情况最差：尽管有减税政策，1980—1989年收入水平排在后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约4%。
20世纪80年代，很多家庭有相当大比重的财富凭空蒸发。在美国，房屋价值能占到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50个州中有27个州1990年的平均房价水平要低于1980年。如果已经申请了住房抵押贷款，再办信用卡或汽车贷款时，个人要支付的首次付款比重也变高了。这导致许多家庭在1982年经济衰退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处于巨大的财务压力之下。1992年，美联储经济学家观察到，在里根时代，一些人赚得盆满钵盈，但更多人则所获无几：“人均收入和资本净值的中位数仅有小幅增长，与此同时，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却大大上涨，这意味着，从1983年到1989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更为加剧了。”
为什么里根的复兴计划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收效甚微呢？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1982年8月之后股票和债券价格的飙升增加了持有这两种资产的家庭的财富。而这类家庭往往是由年龄较大的家长主导，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一般家庭。1983年，由55岁以下的成员主导的家庭中，只有五十分之一拥有债券，五分之一拥有股票——而且他们的股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几千美金。只有金融市场投资者把他们的意外之财花费在可能提高汽车工人、服务员或装修工人收入的事情上时，华尔街的丰厚奖金才会流向较不富裕的家庭。供给学派之前的论断——只要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人群经济状况更好，自然会给低收入者带来繁荣和福利——并没有得到证实。
里根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允许投资者保留更多的收益，就意味着会有更多新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现代化和生产力提升。但事实击碎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说。“我所看到的基本面状况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奇迹，”里根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的负责人大卫·斯托克曼（davidstockman）在1986年说道，“我们的储蓄率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去年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并无显著提高。而我们的整个理论基础是，这一系列措施将带来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平均而言，非农业企业的每小时产出——这一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在里根时期的增长速度比1977年前要低得多，而那时的边际税率其实更高。从历史上看，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改善也没有发生。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失望的局面，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家格里塔·克里普纳（gretakrippner）所说的“金融化”。按她所说，放松金融管制和高利率，让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快速扩张的信贷市场，专注于用钱赚钱。这一转变“采取的形式是非金融公司从对工厂和设备的长期投资中撤回资金，并将资源转移到金融市场之中”。早在1983年，这一趋势就已经受到关注，当时里根任命的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发现，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制造业的资产回报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差距愈加明显。
这一结果从商业投资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供给学派承诺投资热潮即将来临，然而大量资金被用于建设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而不是用于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本身。实际上，1981—1989年，对于商业设备的投资是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问题在制造业中尤为严重。里根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工厂的平均设备年龄比他上任时高出一整年——这表明对制造业的投资远远谈不上强劲。许多陷入困境的制造商推迟安装新设备，尽管这些设备可以让他们从最新的技术创新中获利。他们放弃了购置新设备所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工人对加薪的愿望更加遥不可期了。
里根革命——总统的支持者们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所起的总称，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带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通货膨胀不会再被容忍。随着大政府的批评者们不断开启放松管制的新领域，市场力量在经济世界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因美元强势引发的进口热潮难以逆转，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保持增长，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美国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市场。减税的压力始终存在。对政府赤字的担忧将继续停留在讨论的阶段，不会通过增税或大幅削减支出得到切实的解决。美国政府会大力支持社会福利——但与此同时，虽然步调缓慢却相当肯定，许多福利计划将被削减，以便为不断上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腾出空间，对于困难家庭子女教育的扶持也不得不因此流产。
里根重新让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在经历了多年的绝望之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但里根革命无法实现美国人对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期望。对于一半以上的家庭来说，排除通胀因素后，1989年的收入并没有超过1981年的水平。与此同时，雇主为工人提供的福利也在缩水。1980年有超过40%的私企员工有权享受明确的养老金福利；10年之后，仅有不到30%的人参加养老金计划。在同一时期，65岁以下拥有健康保险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5%。尽管1982年以后国民总收入增长强劲，但几乎所有收益都来自那些拥有企业或持有股票和债券的人。和其他几个富裕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迫在激流中挣扎，并且担忧他们所依赖的国家是否能再让他们免于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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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投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70%，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50%。在这十年间，资本收益的税率，如出售持有一年以上的股票所获的资本利得的税率一直较低，而且一部分资本收益不在征税之列。虽然股票的红利按较高的税率征税，但这并不影响对创业公司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通常不支付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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