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西班牙人强烈渴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社会工人党经过改良的温和态度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选民可以接受的选择，而非坚决反对的对象。随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该党于1982年10月上台执政。冈萨雷斯担任总理，承诺激励私营企业并创造80万个就业岗位。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社会工人党计划的那样发生。大选结束四个月后，卢马萨（rumasa），一家控制着18个银行和400多个子公司的控股集团涉嫌欺诈，导致了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国有化运动。据传，卢马萨的产值占西班牙经济总产出的1.8%，但其财务状况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审计人员一再拒绝在财务报告上署名。冈萨雷斯政府担心该集团倒闭，6万个工作岗位将随之蒸发，于是正式将其收归国有。此举受到工会的欢迎，为政府赢得了一定的政治支持，但是与此同时，政府正在计划缩减不景气的钢铁工业，对码头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启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
1981—1982年的密特朗计划，是正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小插曲，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转折。法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国家对于经济领域的严格管控，包括将工业和金融业收归国有，并不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可以在不遵循金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操控汇率，投资者们自会对汇率和税收政策做出判断。如果神圣的社会主义思想无法提供替代自由市场思维的可行方案，那么社会主义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经济复兴将依赖于私营经济，而非国有企业。促进竞争、放松管制、保护企业利润，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限制，都是新社会主义模式恢复经济活力的手段之一。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主义的长期拥护者，现在加入了赫尔穆特·科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阵营，欧洲共同体将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转变为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由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联合体。密特朗没有撒切尔对工会和福利国家的天生厌恶。但在经济政策方面，撒切尔和1983年的密特朗并没有什么重大分歧。
密特朗在理智上支持这些变化，但到了1983—1984年，他很难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国有产业规模太大，无法迅速出售。近四分之一的法国工人受雇于政府，28%的国民收入和30%的出口由国有企业创造。私有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费利佩·冈萨雷斯起点更为有利。1985年，西班牙政府出售了一家名为塔拉索纳纺织（textiltarazona）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69.6%的股份。没过多久，一家疫苗生产企业、一家食品公司和一家化学公司45%的股份也都卖了出去。与法国不同的是，西班牙并不忌讳将企业卖给外国投资者。政府将一家电子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日本制造商，把一家国有轴承工厂卖给了瑞典公司。西班牙于1986年初加入欧洲共同体，接纳外资的力度也随之提升：汽车制造商seat，西班牙本国最为出众的产业巨擘，75%的股权被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购买。电子产品制造商安珀、电气与燃气公用事业公司吉萨都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上市，该交易所重新焕发生机，成了欧洲最热门的股票市场之一。短短两年时间，在长期隔绝于世的西班牙，外国投资足足翻了4倍。随着西班牙的社会工人党政府不断缩减国家控制的产业规模，铝制造商、蜂蜜生产商和造纸公司也都先后被处置掉了。
1986年，法国也开始效仿冈萨雷斯的政策，此时西班牙的私有化已经进行了2年多了。希拉克急于做出政绩，措施就是出售国有企业，而密特朗并没有阻止他的意思。至少在一开始，私有化仅限于向公众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在法国，凡是大到足以购买其他大型工业企业的公司，本身也往往归政府所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不能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股票发行能否成功，本身并不确定。撒切尔之所以能够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实现私有化，是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具备深厚的投资者基础。相比之下，巴黎交易所规模较小，而且密特朗的国有化运动已将境外投资者赶出了国门。
寻找投资者需要想象力和营销才能。圣戈班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向购买50股以下的投资者免费提供额外的股票，意在激发中产阶级的热情。巴黎银行在第二次募集股票时，在电视上发布了这样一条广告：巴黎银行华丽的前门缓缓打开，门里是安静的走廊和精美的会议室，低沉的男声背景音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在不久的将来，您将有机会成为这里的股东。”两只股票的发行都相当成功，希拉克政府终于能与西欧其他国家齐头并进。电视广播公司tf1、通用电力公司、法国兴业银行，均于1987年中期成功完成了私有化。1986—1988年间，约有22家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为国库增加了120亿美元的资金。
希拉克动作迅速，因为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也许不多了。1988年，他的竞选对手是密特朗。结果是密特朗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几乎赢得了全国的所有选区。新总统立即召开新的立法会选举。多亏了1988年的经济反弹——这一年是1973年以来经济情况最好的一年——社会主义政党重新控制议会，私有化进程就此搁浅。新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所谓的“既不也不”——不会再有更多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但那些已经完成私有化的企业，也不会被重新收归国有。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推动各国政府增强自身经济体内部的竞争，同时减少预算赤字，法国才不得不再次出售国有资产。
密特朗的转变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私有化改造为国有资产私有化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其他国家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出售国有资产方面的热情还能谨慎看待，因为她被普遍认为是激进的保守派。但是，如果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够接受私有化，那么也许这件事确实没有那么极端。联邦德国开始出售大众汽车和费巴电力等公司的部分股权。原本属于国有的奥地利航空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也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芬兰政府将造纸器材制造商维美德的股份向公众发售。然后，重头戏登场了。1987年2月，日本政府将国有电信垄断企业，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企业之一——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首次公开发行。截至1988年10月第三次发行完成时，日本政府总共筹集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
私有化浪潮的结果很难简单地概括。许多公司在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经济学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公司在私有制下经营更为有效，因为管理者和员工都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而他们对私人股东资本的运用比对待政府资金更为谨慎。此外，私营企业可以更加自由地关闭已经不适应市场的生产线，开除多余的工人，而国有企业往往要顾及国家的政策基调。大多情况下，私有化是纳税人的福音，因为在国家补贴支出减少的同时，税收收入也会相应提高。
然而，这些情况也有许多例外。有时，国有垄断企业变成了私人垄断企业，继续向客户收取高价，然而既没有创新观念也没有改善服务。也有的私人企业没能通过市场的考验，靠申请补贴度日，或者最终回归国家控股。而承包了部分政府职能的私营公司，自身利益可能与社会公益发生冲突：私人监狱经营者很可能更倾向于认定囚犯不适合假释，因为假释就意味着空置的牢房收不到政府的账款。如果私有化方案设计很差，私人投资者可能会违背承诺，把包袱再次丢给国家，比如英国铁路公司的投资人，就单方面放弃了特许经营权并将业务交还给政府。与提倡私有化的右翼理论家的主张相反，并没有普遍的规律证明私人所有权制度能够保证更低的成本或更高的效率。经验证明，事实往往恰恰相反。
就法国和西班牙而言，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并不是滞涨问题的灵丹妙药。1980年，也就是密特朗上任的前一年，法国就业人口为2200万。这位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总统，先后实施了强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反社会主义政策，总算将这个数字维持了7年。在此期间，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就业人数减少了50多万，这反映出法国制造业的困境以及企业不愿意在工人退休后用新人填补的现实。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低失业率一直是法国经济的标志性特征。
与此同时，西班牙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创业浪潮。1975—1987年，失业人数每年都在增长，近五分之一的西班牙工人失业。虽然外国资本的涌入在1986年之后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血，但就业机会并未随之增长。直到目前，西班牙仍然是工业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法国一道，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困扰发达国家的经济弊端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解决范畴。国家主义模式固然没能恢复增长、刺激投资、提高法国和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更市场导向的政策也已被证明无效。这两条路径都没能让两国重返辉煌岁月，问题已经超出了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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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出从1969年占gdp的2.1%下降到1980年的1.8%，而且大部分是在国有企业；到了这一时期，私人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已经全部枯竭。demeo,“lacrisedusystemeindustrielenfrance,”327.ongiscard’sresponses,seehiscommentduringthepresidentialdebate,“faceafaceteleviseentremm.valerygiscardd’estaingetfrancoismitterrand,lorsdelacampagneofficiellepourlesecondtourdel’electionpresidentielle,paris,mardi5mai1981,”athttp://discours.vie-r/notice,viewedapril1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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