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论断让我们当代人大跌眼镜。如果说经济不是一台可以被精心调整的仪器，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轨道主要由政府官员和央行官员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那么这种观点与二战以来一代又一代学生从课本中学习到的理论大相径庭。更加令人沮丧的是，1973年以来的波动趋势很可能标志着经济发展在向常态回归，恢复到生产率、增长率和生活水平蹒跚前进，有时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我们通常认为，保守派的政客尤其崇尚市场调节，对政府控制经济产出的能力持高度怀疑，但事实上，他们和所谓的改革派一样沉迷于“政府之手”的力量。“让经济增长缓慢成为常态，无异于放任经济逐步走向失败。”保守派美国政治评论员乔治·f.威尔（georgef.will）在2015年批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时曾这样断言，就好像经济增长率是总统能够自由裁量决定的一样。
纵观历史，黄金时代相当短暂。仅仅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就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了难以想象的繁荣，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就业机会随处可见，然后这一切又毫无预兆地戛然而止。在过去的近50年中，学者一直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修正的方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可补救的，长期繁荣是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事件，它不仅相当空前，而且也将无奈地绝后。生产率实验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茨维·格里利谢斯（zvigriliches）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可能20世纪70年代根本没有什么特殊或者反常之处，”在对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之后他认为，“也许50年代和60年代初莫名其妙的高增长率才是真正的谜团。”
人类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将世界经济恢复到其巅峰状态，这一事实的后果是深远且持久的。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迈入21世纪，对于政府的怀疑态度仍始终笼罩着政治生活。由此，福利国家的道路也开始碰壁；国家机构开始萎缩，个人不得不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承担更多的开支和风险。公允地说，20世纪70年代经济形势的变化让世界向“右”转了。全球政治气候更热衷于市场化，因为另一条路径似乎已经失败。对于“小政府”、个人责任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呼声占领了政治辩论的阵地，颠覆了长期以来既定的公共政策，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等保守派政治家推上了权力的中心舞台。
富裕国家在危机过后的很多年里，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巨大转变，坐拥资本的人远比仅有劳动力的人更有优势。贫穷的国家中，有些急于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经济突飞猛进，随后又陷入了泡沫破裂后的萧条。工资增长停滞，社会不公日益加剧，以及政府机构的无能和懈怠，让愤怒和沮丧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蔓延，文化、政治和社会都因此重塑。国际金融爆炸式地发展，也令对其的监管和控制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畴。在10年的时间里，从秘鲁到印度尼西亚，新兴经济体受到了一波接一波的崩溃式打击。工会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丧失了谈判优势，而世界贸易格局的迅速变化也冲击着以工业为支柱的城市，战后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的产业工人阶级被扼杀殆尽。刚刚织成不久的安全之网，本应保护家庭免受风险冲击，并提供阶层流动的希望，现在已经破陋不堪。
这些，都成了大量文学、历史、音乐和电影作品的素材，从意大利前总理传媒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的40多本传记，到美国工人阶级的偶像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springsteen）愤怒尖酸的讽刺歌曲。然而无一例外，这些作品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些令人不快的变化源于本国内部一些力量的推动。比如，美国记者乔治·派克尔（georgepacker）在记述这10年时写道：“我们现在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源于美国共识的破灭，这一共识就是在战后国内混合经济发展和冷战时期国际主义呼声的背景下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
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新闻上或许在所难免：很少有人是真正的全球主义者，而我们对于周边事物的理解往往是由我们在母国接触到的新闻报道、政治运动和辩论塑造起来的。掌握着媒体发言权的政客，当然会把本国出现的问题归咎到其他国家身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客动辄指责日本，说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不正当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受损；20世纪初，波兰和叙利亚的移民又被指控为西欧国家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但是，政客们往往会淡化全球经济趋势和个人福祉之间的关联，这样，执政党不会看上去对时局缺乏掌控，二来在野党也可以用经济问题攻击对手。
通过这种方式解读社会和经济变革有一种误区，那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将各种变化归因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无论是税收政策、关税减免、福利计划，还是可能使某个政客当权的选举规则。当然，这些因素都有一定影响。但同样毋庸置疑，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停滞和相应的政策转变不仅仅是国内原因导致的。社会契约的重塑不仅发生在美国，日本、瑞典、西班牙和很多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每个国家都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改革。这股正在发生作用的力量穿越了国家的边界，而我们必须在全球视角下对它进行审视，才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
“全球化”，这个在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词汇，既是1973年之后严酷的经济气候的起因，也是它的结果。全球游资的惊人增长，导致政府调控汇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难度大大增加，更不用说维护银行系统的稳定了。鉴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客们开始大肆增加政府开支，用以创造就业和刺激消费，并把经济下行视为短期的表现。这些手段没有奏效之时，他们又拼命想要扭转局势，不惜采取一些在几年前还会被认为是过于激进的措施。针对运输、通信和能源产业的监管，原本保障着政府对这些领域的严格控制，现在被逐步削减。此外他们还取消了国家对特定行业的垄断，并开始出售国有企业。放松管制和私有化，让原本在国有工厂中高枕无忧的工人们丢掉了“铁饭碗”，但也为更加千变万化、更具有创新活力的经济环境铺平了道路。是政府为互联网经济开辟了成长的天地——如果还由原来的电话寡头来管理通信，我们可能还要在电话厅前排队投币。
当然，世界不光围着金钱转。很多因素对20世纪晚期的发展都有影响，从遍布全世界的性别平等运动到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及其在世界各地引发的代理人战争，从宗教激进主义的复兴到1989年“铁幕”瓦解之后的欧洲统一运动。毋庸置疑，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关切。正是这些——美国的反歧视运动、加拿大和西班牙与本国分裂主义的斗争、韩国和南美国家民主政府的重建——充斥着广播新闻和历史教材。然而，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是，这些事件都是紧跟在一场冲击全球经济、让所有人陷入紧张不安之中的剧变展开的。
历史的这一篇章记录了一段缓慢而痛苦的转变。20世纪下半叶前期，即便是最僵化的企业都业绩不俗；等到了后期，大量知名的制造商和银行都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陷入困境之后无力回天。工人的技术资本——需要通过数十年的反复劳动才能获取的技能，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受人尊敬，而且广受雇主欢迎。然而没过多少年，随着工厂技术的改良，这些知识转眼就变得不值一钱。战后工业扩张期繁荣发展的工业城市艰难地适应着新的形势，此时，提供服务和创新观点的能力远比织布和金属冲压要重要得多。在一些人眼中，奖励创造力和敢于冒险的社会，取代了原有的阶级固化、鼓励下层不求上进的愚民式社会。在其他人眼中，战后建立的将政府与企业联结起来以提高普通人的福利的社会契约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的市场经济，社会对失业、疾病和养老的保障大不如前。
也许，与黄金时代一同泯灭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人们对于未来的信心。此前整整25年，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能够确信，所有的牺牲和艰苦工作都是在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基础。随着黄金时代的结束，这一时期蓬勃的乐观主义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对于无车星期天的评价，参见：ducohellema,ceeswiebes,andtobywitte,citethenetherlandsandtheoilcrisis:businessasusual,/citetrans.murraypearson(amsterdam:amsterdamuniversitypress,2004),107–108。相关影像资料有/watch?v=iyjbg-4nkzs,viewedjune30,2013。朱莉安娜王后很快就把凯迪拉克换成了更省油、更不显眼的福特格林纳达，参见：“royalfamilyinfiringlineonspendingcuts,”citenrchandelsblad,/citeseptember21,2009,。
战争在10月6日开始。关于对荷兰的禁运，参见：hellemaetal.,citethenetherlandsandtheoilcrisis,/cite53;paulkemzis,“europeansmovetoconserveoil,”citenewyorktimes/cite,november7,1973;terryrobards,“oil-shorteuropeisfacinghardestwintersincewar,”citenewyorktimes,/citedecember11,1973;“wenichnichkenne,derkriegtnichts,”citederspiegel,/citenovember26,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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