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激励和约束作用之外，我们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strong知识/strong的作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可能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了解和掌握程度都落后于新兴对手，并因此从顶峰跌至谷底，甚至有一些公司一路狂跌至破产消亡。
事实虽然重要，但理解这些事实的strong含义/strong更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理解经济学达到。例如，伊士曼柯达公司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国际摄影工业的巨头，却被数码相机的崛起击垮，柯达公司的众多产品建立在已经过时的胶片技术之上，而它们的市场受到了数码相机的冲击。然而，柯达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数码相机的知识（strong数码相机正是由柯达公司发明的/strong），而是未能看出这项新技术的strong含义/strong以及其他公司开发这项技术的潜能，正是这些公司迫使柯达走向破产。这些其他公司不仅包括尼康、佳能等传统的相机制造商，还有摄影工业以外的公司，如索尼和三星，它们也开始涉足数码相机生产。
重要的并不是摄影行业或其他行业中的某家公司战胜了某个对手，而是知识与洞察力在市场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公众能够从中获益，是因为企业基于对当时当地的经济现实更准确的理解做出了商业决策，并存活了下来，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在这些企业中也得到了更有效地使用。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中，计划者要设定数百万个价格，并让这些价格对环境的诸多不可预知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不断失败一点都不令人惊奇。奇怪的是有人竟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因为要成功地安排价格，某个地方的某一群人需要使用并掌握的知识是海量的。
在市场经济中，知识和洞察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即使这些知识和洞察力是由生长于贫困中的人掌握，如詹姆斯·卡什·彭尼或伍尔沃斯。有些经济体依赖于一小部分以出身或意识形态划分的精英的思想，我们能看到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比它们表现得更加出色。虽然市场经济常常被看作金钱经济，但它更应该被看作知识经济，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金钱追随着有用的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组织方式，即使这些创新是由本来没有钱的人实现的，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大卫·帕卡德（davidpackard）等，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有钱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往往是可获得的，但不论在何种经济制度下，知识和洞察力都是稀少且珍贵的。
我们不能仅仅把知识设想成是知识分子和学者所关注的那类信息。我们也不能像著名学者、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jowett）那样，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的名字是本杰明·乔伊特
所有的知识我都知晓
我是这个学院的院长
我不知道的就不是知识
事实上，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对经济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我们很容易蔑视那些非常具体、十分平凡的知识及它们的含义，但是它们在经济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人们会问：“煎个汉堡包需要多少知识？”麦当劳能够在世界各地拥有成千上万家专营店，成为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这并不是没有原因，它有那么多的对手为了同一个目标拼命努力却没有成功，而且其中一些对手甚至无法获取足够的收入把企业办下去。研究过这家特许经营连锁店历史的人都会惊讶于它运用的大量细节性知识、洞察力、组织和技术创新、财务应变能力、全力以赴以及巨大牺牲，这些知识将麦当劳从销售品种有限的普通食品小店，变成了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型公司。
麦当劳并非独一无二。所有企业，从西尔斯到英特尔、从本田到美洲银行，都是从卑微的起点出发，通过努力拼搏，最终获得财富和保障。在这些例子中，正是多年里构建的知识和洞察力（人力资本），最终吸引了金融资本，从而使理想变成了现实。另一个方面，在缺乏可靠的产权法的国家，金融资金的流动非常困难，底层的人更是缺乏获得所需资金的途径，没有钱来支持他们创业。更重要的是，这些被扼杀的企业家，本可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整个社会则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
成功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失败同样重要，虽然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失败，更没有人希望经历失败。同样的资源——不论是土地、劳动、钢铁还是石油——可以被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行业用于生产不同的产品，要让成功的想法变为现实，唯一方式就是将资源从不成功的用途或已经过时的用途转移出来。经济学并不是关于“双赢”选择的学科，常常涉及痛苦的抉择，要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成功和失败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幸运与不幸，而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有的经济制度，不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本质上都是协调商品与服务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不论效率是高还是低，是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个人或群体自然地都希望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是他们的抱怨或冲突只是余兴节目，真正的大事件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制造赖以生存的产出。不公平的比较与互相残杀的斗争只是社会闹剧，却成为媒体、政治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脉。
通过将合作性的活动——不论是雇主与雇员关系，还是国际贸易或其他合作——描述成零和竞争，拥有权力的人用文字或法律将他们的错误观念强加于人，并引致更糟糕的负和博弈。如今，一个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金钱的年轻人会发现，几乎不可能通过长时间无薪工作，来得到对未来职业至关重要的知识；但是在过去，很多人都能够这样做，包括伍尔沃斯，他通过这种方式脱贫致富，并成为那个时代的零售业巨头之一。
那些持有零和思维的人，将产权仅仅看作富人的特权，而富人削弱、破坏了这种权利，并使第三世界中的穷人无法在现实中得到产权，进而剥夺了这些穷人脱贫致富的机制。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同样贫穷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富裕起来的。
不论经济学多么有助于理解诸多问题，它都不可能带来感情上的满足，媒体和政治经常对问题进行更个性化或者戏剧化的描述，但经济学做不到。枯燥的实证问题很少能够像政治运动或道德宣判那样激动人心。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众人福祉，而不仅是让人兴奋的事物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那么就必须探讨实证问题。这里面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就是，说得好听和做事实效。对于政治和道德宣讲而言，前者就足矣；但是对于社会大众，特别是穷人，要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说起来动听远远不够。对于那些愿意静下来思考的人，希望本书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工具，使他们能够从逻辑推论和经验结果上来评估政策和提案。
如果能对实现这一目标有所裨益，那么本书就算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若是法律禁止建设10层的公寓楼，那么同一地块上的5层公寓楼，每间公寓平摊的成本就会更高，因为住户人数是前者的一半，土地成本必须通过更高的租金才能收回，而这时的土地成本比在其他地方修建同样建筑耗费的成本更高。
可参阅约翰·f.勒夫（johnf.love）所著的citemcdonald’s:behindthearches/c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