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济学最突出的新进展是研究从繁荣到萧条时国民产出如何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悲惨的社会后果，而它带来的重大且持久的影响之一，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查明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方式，探究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它再次发生。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是20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到20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经济学专业中被广泛接受的正统观念——除了芝加哥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经济学系，这些大学的雇员大多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学生。
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当时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包括劳动、资本等在内的国家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得到利用。在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情况就是如此，当时许多企业的生产量要远低于正常的生产能力，而且有1/4的美国工人失业。
在写作这本巨著时，凯恩斯在给萧伯纳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相信，我正在写作的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将会大大改变这个世界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虽然可能不会立刻实现，但是十年后必将成真。”这两个预测被证明都是准确的。然而，美国当时的罗斯福新政是基于临时的决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理论。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的理论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被广泛认为是正统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为总产出和就业的变化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而且也为政府实施干预恢复萧条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其等待市场通过自身力量调整并恢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可以用更小的副作用、更快的速度取得相同的效果。尽管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识到政府支出会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尤其是当“充分就业”变成政府政策时，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风险是可接受且可控的，因为在大萧条期间，失业规模产生了变化。
1946年凯恩斯去世之后，后续的实证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做出选择，即“菲利普斯曲线”——为了纪念提出该理论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phillips）而以其姓名命名。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鼎盛时期的标志。然而，芝加哥学派开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方面，逐步瓦解一般凯恩斯理论，尤其是菲利普斯曲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发现，市场一般要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的更理性也更敏感，而政府在这两方面都更欠缺，至少从提高国家利益的意义上是如此，从抬高政治家权位的方面来看则不然。此时，经济学已变得非常专业化和数学化，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也难以理解杰出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受到侵蚀，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升高，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的概念，即政府可以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权衡取舍。
1976年，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非凯恩斯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如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不断获得更多的关注。20世纪的最后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颁发给了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不论他们是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在其他机构。然而，凯恩斯主义者的贡献并没有消失，因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许多观点见解如今已经成为所有学派经济学家进行思想交流的一部分。1965年12月31日发行的《时代》（citetime/cite）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照片，这也是《时代》杂志第一次刊登已故之人的照片。杂志还随刊做了一篇报道：
《时代》杂志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杰出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话：“如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实际想说的是：“如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那就没有凯恩斯主义者了。”这意味着，虽然每个人都吸收了凯恩斯的一些重要知识，但现在没有人完全相信这些了。
虽然经济学的历史很容易被当作提升和发展经济分析的数量及质量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家的历史，但是这些先驱者也鲜有创造出完美分析的。在许多领域中，先驱们的观点总是存在隔阂、模糊、错误及缺点，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澄清、修整以及更加严谨地将这些伟人们所创造的知识系统化，需要众多其他人的大量工作，他们没有这些伟人的天赋，但是能在单个事物上看得比这些伟大的先驱更清楚。
例如，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人物，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塞缪尔·贝利（samuelbailey）却名不见经传，但是塞缪尔·贝利在分析李嘉图经济学时，在许多方面比大卫·李嘉图本人表述得还要清楚。同样，20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之初只有概念和定义，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里并没有图表和方程式，其他杰出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扩展成专业的学术著作，用凯恩斯本人都没有用过，也想象不到的方式在教科书里展示给学生。
经济学的作用
有关经济学历史的分析往往会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经济学是科学还是一组观点和思想偏见？（2）经济学思想是否反映了周围的环境和活动，它能随着环境和活动而改变吗？
科学分析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作为个体，与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个体一样，有他们各自的喜好和偏见。但是，人们并不认为数学和物理仅仅是主观看法，或是有失偏颇的观念，这是因为这些学科都有广为接受的strong程序/strong来检验和证明观点。正是由于个体科学家很可能抱有偏见，因此科学家们普遍都在寻求创建并达成一些无偏的科学方法和程序，用来制止或揭示个人偏见。
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偏爱政府干预，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偏爱依靠市场，这些偏爱很可能影响他们对菲利普斯曲线等理论的分析和数据整理的最初反应。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他们的专业著作中，使用的是同一套分析和实证程序，这一事实让他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更多的数据，得到共同的结论，从而削弱菲利普斯曲线。
科学充满了争论，但是促使某一领域成为科学的，并不是对特定问题无意识的一致同意，而是在有足够数据时，被普遍接受并用于解决某一问题分歧的一组程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接受，而爱因斯坦也并不想在没有实证测试的情况下，让人接受这一理论。一次日食期间光线的运动，给他的理论提供了检验机会，意想不到的结果让其他科学家终于相信，爱因斯坦是对的。杰出的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认为，相互矛盾的理论不能在科学领域无限期共存，这一点将科学与其他领域区分开，当能够获得足够的数据时，某一种观点肯定会胜出，而其他的观点则会消失。
因此，燃素理论让位于氧气燃烧理论，托勒密天文学理论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所取代。然而，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截然不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可以共存几个世纪，人们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出这些分歧的解决办法。
科学家共享的不仅是对各种结果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谨慎严格地定义所使用，并在此术语基础上认同检验和验证结论的方法。在讨论流行的经济政策时，人们一般会使用“工资”这类松散的术语来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诸如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工人的总收入和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等，这都表明了在经济学中，定义是极其重要的。正如第21章提到的，富裕国家的工资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工资高，但是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更低。
不论是科学还是经济学，用数学形式表述观点，比用大段文字表述更加简洁，其中的复杂关系也更容易理解，也使得观点的内涵更加清晰，缺陷更难隐藏。例如，1931年，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维纳（jacobviner）教授为一篇经济学学术论文做准备时——这篇论文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不断重印——委托一名绘图员绘制他想要的某个复杂的成本曲线。绘图员回复说，这组曲线中有一条曲线不可能按照雅各布·维纳设定的这些特征绘制出来，而雅各布·维纳教授原本想要用它来阐明文章中的分析。
后来，雅各布·维纳教授意识到，他的要求“在技术上不可能的，在经济上也不合适”，因为在他的分析中，有一些假设与他的其他假设不相容。用数学表达这一观点时，缺陷十分明显，而在不精确的文字表述中，互不相容的假定则能够长期共存。
对谨慎定义的术语进行系统分析，以及用经验证据来对理论进行系统检测，在任何学科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无疑，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在几个世纪中朝着科学的方向已经取得了不断的进步。然而，经济学也只是在拥有一些科学程序的意义上来说是一门科学。它还无法进行受控试验，经济学理论往往也缺乏科学所具备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另一方面，在一些被公认为具有科学基础的领域里，也有一些学科无法进行受控试验，天文学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气象学。此外，这些领域之间的精确程度也各不相同。
例如，在天文学领域，几个世纪后的日食都能够被准确预测，甚至连发生的时间也能精确预测到秒；而气象学甚至无法准确地预测一周后的天气。
虽然没有人质疑天气预测中使用的物理学原理的科学性，但是各类因素的众多组合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会如何相互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使得strong预报（forecast）/strong具体某一天的天气相当困难，比strong预测（predict）/strong所有因素汇集在一起时会如何相互作用更难。
如果气象学家提前知道从墨西哥湾向上移动一股暖湿气流遭遇从加拿大下来的一股干冷气流的时间，那么他就能够预测美国圣路易斯将有一定程度的降雨或降雪，因为这只是将物理学原理应用到特定的环境中。不确定的并不是这些原理，而是决定某时某地应该应用哪个原理的全部变量。
从科学上我们可以知道，干冷空气与暖湿空气相遇将不会有明媚的好天气。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特定的气流会同时经过，还是按顺序经过，抑或根本不经过圣路易斯。需要针对它们是否会以当前的速度和方向继续向前移动来计算统计概率。
从本质上看，经济学非常类似于气象学。有历史记载以来，还未出现过政府在一年内将货币供给增加10倍，价格却不上涨的情况；也不会有谁会设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价格管制将导致短缺、黑市以及产品质量下降、附加服务减少，不论是戴克里先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还是如今处于管制下的纽约住房市场，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论实施价格管制的对象是住房、食品，还是医疗服务领域，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经济学家间的争论常常成为新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领域没有公认的准则，就如同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并不意味着化学或物理学没有公认的准则一样。在两种情况下，这些争论很少是关于预测既定环境下strong可能会/strong发生什么，而是预测在一个有大量因素可以任意排列组合，以至于无法完全预测strong将会/strong发生什么结果的环境中实际将会发生的概率。总之，这些争论的分歧往往不是针对所在领域的基本原理，而是纠结于所有这些趋势和条件将怎样结合，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应该应用哪个原理，或是哪个原理在这个环境中起支配作用。
假设和分析
针对经济学有许多反对意见，有人说经济学“过于简化”，还有人说它提出了过多的利己和功利的理性假设，也有人说经济学分析和预测背后的假设，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描述。
经济学“过于简化”的问题部分已经在第4章中予以解答。“过于简化”一词所暗含的意思是，某些解释不仅简单，而且过于简单。这其中存在着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太简单？如果实际情况正如这些解释的预测，很明显从它们的目的来看，这些解释并没有过于简单——尤其是如果事实并strong没有/strong更复杂，或听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没有准确预期事实。总之，某个特定解释是否过于简单是一个实证问题，不论一种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合理、复杂或细致，我们都不能对它进行提前判断，只能在有确凿的证据检验预测结果之后，才能给出判断。
有人试图通过表面的合理性判断一个理论的有效性，而不是看理论在实际测试中的表现。与此相关的一个批评是，经济学分析描述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与大多数人的并不相同。但是经济学最终要符合系统strong结果/strong，而不是个人strong意图/strong或个人行为。
处于意识形态两端的经济学家都理解这一点。卡尔·马克思曾说过，当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时，资本家会降低产品价格，这并不是由于他们strong希望/strong这样做，而是由于市场竞争迫使他们这样做。亚当·斯密也同样提到，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不存在”资本家的意愿。正如第4章提到的，卡尔·马克思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说过：“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到其他人的阻碍，最后将出现谁都不希望的结果。”经济学努力预测的正是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而且成功与否取决于最终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学分析一开始看起来多么有道理。
偏见和分析
长久以来，个人偏见是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对经济学科学地位的质疑。约瑟夫·a．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一书对经济学理解的广度和深度至今仍无与伦比，他在书中研究了个人偏见对经济分析产生的影响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他发现，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家普遍都有意识形态偏见，但他也总结道，这些偏见对经济学家的分析性著作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他们的著作有别于具有意识形态的评论和宣传。
熊彼特还在一篇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文章中，特别谈到了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的例子中，有趣的并不是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意识形态偏见的无害化。”
在熊彼特看来，亚当·斯密针对商人难以释怀的负面印象就是意识形态偏见，它源于亚当·斯密“strong不/strong属于商人阶级”的家庭背景，以及他致力于对“相同背景知识分子”著作的研究。但是，就他所从事的“良好的事实性与分析性教学”而言，“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不论多么强烈，都没有给他的科学成就带来多大损害”。同样地，马克思眼中的理想社会进程，在他学习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随着他的研究日臻成熟，马克思不仅增加了很多中立的科学研究，还增加了一些反对的观点”，即使马克思继续使用“辱骂性的措辞也不会减弱他论点中的科学元素”。讽刺的是，马克思对商人的看法与亚当·斯密并不完全相悖。
依据熊彼特的观点，“科学strong本身/strong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放弃提倡某些利益的主张”。他更直白地说，“提倡并不意味着撒谎”，虽然有时候意识形态会“升华”成“不受别人观点”影响的“信条”。但是，科学领域的标志之一是“程序规则”，据此可以通过分析来“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此外，明白自己要“构想、捍卫和批判的东西”能够推动实际工作和分析工作，即使这个过程有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因此“尽管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我们进展缓慢，但是若没有它们，我们也许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
事件和思想
经济学影响事件吗？事件影响经济学吗？简短来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并以哪种方式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影响某个时期的掌权者来实现的；而是形成某些普遍的信念和态度，为舆论制造者的思考和政治家的行动提供环境。在这层意思上，被亚当·斯密所创造的经济学理论批判了几个世纪之后，重商主义者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观点和态度。
经济学是否由事件塑造，这个问题存在着更大的争议。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思想观念来自周围的环境和事件，经济学思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现实世界中，某些事物引发人们思考经济学思想，正如科学和数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在古埃及，尼罗河沿岸反复暴发洪水，模糊了田地的界限，于是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激发了三角学的发展。
除了这种影响。如果有人相信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事件带来的影响更加迅速，也更直接。但是，即便大萧条激发了凯恩斯的思维，并促使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他的思想，在历史上经济学的这种演化方式是否典型？其他领域的思想的历史演进又是如何呢？
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从天上掉下来更多东西了吗，还是这些东西的掉落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当然，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并没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国富论》提倡更自由的市场，正是出于斯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政府干预所带来恶果的不满。19世纪，经济学完成了从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的理论向消费者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的重大转变，这并不是因为生产成本或消费者需求产生了变化所致，而是来自一种不可预测的新的理性洞见，用来解决当时经济理论的模糊不清、前后矛盾。至于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经济萧条，但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凯恩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指出，现实世界中的重大事件可能并不会引发知识的变迁，他指出：“战争可以毁灭一片大陆，或毁掉一代人，却不可能激发新的理论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许多次跨越不同大陆的战争，并带来了毁坏和破坏，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中，已经不存在需要理智面对的新事物了，即使身处重大灾难。
不论起源于何处，影响力有多大，或受到外部事件的何种影响，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研究人类处境的一个持久的部分的学问。它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所处的某些条件，包括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不幸的是，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很少被普通市民或投票人所理解掌握，如果大多数人对经济学的理解都达到一个世纪以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或两个世纪以前大卫·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理解程度，那么人们就不会容忍政客们自作主张去做的一些事情。
至于经济学家今天的成就，在专业内也存在着非常不同的评价。经济学一直被人称为“沉闷的科学”，这些人不满于经济学家总是揭穿那些看似大有可为的社会理论和政策建议，而且经济学家总是认为它们将事与愿违。然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政府干预可发挥积极作用，在此之后，人们感到经济学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多，而不是仅仅给某些问题提供真知灼见，或针对规模过大而欠缜密的政策提出警告。20世纪60年代，有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有能力对经济做出“微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沃尔特·赫勒（walterheller），他当时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曾提出：
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趋于成熟……联邦政府担负着维持国家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首要责任。我们终于能够挣开束缚，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寻求这些目标了……总统愈发依赖经济学家，随之而来的是政界及民众都普遍相信现代经济学将不负众望。
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攀升的情况却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狠狠一击，也给政府能够微调经济的想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针对沃尔特·赫勒的上述说法，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已经开始期待政策产生它们并不能产生的结果……近年来，我们经济学家给整个社会，特别是经济学专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做出了能力范围之外的承诺。我们由此怂恿政治家做出不切实际的许诺，给大众灌输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并由于现实结果达不到经济学家的承诺而引发广泛的不满。
关于此点，详见本人citeonclassicaleconomics/cite一书的第34至42页。
但是，不论他在行动中体现了多少道德准则，大卫·李嘉图“不屑于说那种所费甚少而所得异常之多的甜言蜜语”。见约瑟夫·a．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3页。
读者要探究对此区别的澄清情况，可进一步阅读本人citeonclassicaleconomics/cite一书的第69至71页。
有关这些争论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人的citeonclassicaleconomics/cite第23～34页。
1958至1959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研究生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仍被用作经济学教科书。
本书第13章对此进行了讨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写道：“这个世界慢慢地认识到，今年我们正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35页。
这一主题在本人citeaconflictofvisions/cite中有深入的探讨。
正如我们在第17章了解到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轮流执政的两党政治家试图维持单位时间的高工资水平，以此来保持工人的“购买力”，而工人的购买力实际上取决于工人的总收入。但是，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明白雇用的工人人数会受到单位时间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更高的工资水平可能意味着就业人数的减少。一些人因此失去收入，这就降低了购买力。在讨论国际贸易时，经常出现的谬误是拥有高“工资”（即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的国家，无法与拥有低“工资”的国家竞争，理由是基于高工资国家有更高生产成本这一假设。
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ashenfelter）说，他既不用品尝葡萄酒，也不用参考葡萄酒鉴赏师的意见，只要针对生产葡萄酒所用的葡萄，通过这些葡萄生长季节天气状况的有关数据就可以预测葡萄酒的价格。这一言论着实让那些葡萄酒鉴赏师大吃了一惊。而结果表明，按他的方法预测的价格，要比葡萄酒鉴赏师的预测更准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绝不用玫瑰色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求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和许多其他的左派人士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家控制着经济，相反他认为：“自由竞争会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当作外部的强制规律，而对每个资本家发挥作用。”
引自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没有人会特意写一本900多页的书来表达他对周遭境遇是多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