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程度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与86%的普通大众相比，只有20%的经济学家同意以下说法：“当我看到关于未来数十年大学教育费用和生活成本会提高多少倍的预测时，我就颇有生活艰辛之感：这些通货膨胀的预测确实使我担心，我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对如下表述也有不同的反应：“我觉得，如果我的收入提高，我就会从工作中得到更多满足感，即使价格也同比上升。”对此，有90%的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而不赞同这一观点的普通大众只有41%。
经济学家们的反应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理论来解释，而普通大众的反应似乎也不难解释：他们认为，工资增加是因为老板一直想要奖励他们。而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反映了通货膨胀转嫁到他们身上的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通货膨胀会使他们变穷，为什么他们不觉得竞争或老板的公平意识能够调整通货膨胀，为什么他们会担心是否能付得起子女将来的大学学费，为什么他们会对工资与通货膨胀同步上涨感到满足。
权衡关系的进一步解释
我们并不能肯定员工有此种货币幻觉，但至少有一些证据表明，经济的确是依此运行的。这些证据表明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权衡关系的另一个原因（并非对于削减工资的抵触）。如果员工们真的认为工资上涨能够赶上通货膨胀，他们就能获得额外的满足，那么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下，雇主只需要按较低购买力付出较少的钱给员工，就能让员工保持这种满足感。在这种对雇主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企业就能够节约劳动力成本。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经济体可以承受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
一些证据表明，在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工资谈判确实存在这样的货币幻觉。但是，一旦通货膨胀加剧，工资谈判就会考虑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sup/sup这种论点在实际经验中是怎么体现的呢？表面看来，预期通货膨胀率接近零并不会引起工资的上涨。但是，当通货膨胀高企时，预期通货膨胀就会被一一对应地加到工资上涨中。sup/sup它也和如下观点一致：当通货膨胀水平不高时，雇员们不会认为雇主要在工资中加入通货膨胀调整才算公平；而当通货膨胀加剧时，他们就觉得雇主应该加入通货膨胀调整。sup/sup
我们应当承认，估计通货膨胀预期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方式是很困难的。不过，经济政策的制定必然要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对自然失业率理论的质疑并不在于理论本身。我们认为，该理论确实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工资和价格的制定都受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通货膨胀预期是否会精确地、不变地、一对一地影响工资和价格的制定。我们的模拟和估计显示，上述影响关系仍存在很大疑问，在低通货膨胀时期尤甚。
以上讨论让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了40多年前的往事。1964年春天，他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萨缪尔森的货币理论课程。萨缪尔森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雷蒙德·索尔尼尔曾提出以下建议：在短期，以高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来实现低失业率是可行的。但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上升，所以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就必须有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个建议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只不过讲授者是萨缪尔森，而不是弗里德曼。
然而，该论点的结束语并没有让我们联想到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总结说，尽管这个建议颇为诱人，但它未必能描述世界的真实运行状况。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照此操作，而它又不符合现实的话，我们就将永远处于高失业状态中。萨缪尔森考虑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人数堪比波士顿、底特律和旧金山的总人口，我们在前文中也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我们看到，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这番推理依然极具说服力。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自然失业率理论未必站得住脚。工资和价格制定都需要考虑各种货币幻觉和公平因素，而考虑这些是和自然失业率理论的假设相悖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
到北方去
我们只需要去北方的国家加拿大，就能看到萨缪尔森的忧虑成真的实例。加拿大的实例说明，否定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对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但加拿大却经历着“加拿大大衰退”（加拿大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埃尔·福廷给它起了这个名字）。1996年，福廷比较了这次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的情形。他测量了两次萧条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中受雇用部分从顶峰累计下降的幅度。至1996年，加拿大经济累计下降了30%，与30年代大萧条时的经济下降幅度不相上下。福廷在1996年说，这次萧条还没有糟糕到大萧条的程度。而实际上，它比大萧条更深入，持续时间也更长。福廷当时并没有料到，还需要再经过4年多的时间经济才开始复苏。
福廷把问题归结在什么地方了呢？他列出了可能导致衰退的原因清单，如贸易、财政政策、最低工资和限制性货币政策等。很快，他就排除了其他原因，只留下了一个：加拿大银行的限制性货币政策。1987年，加拿大人为它们的中央银行选出了一位新行长——约翰·克罗。克罗出生在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12年，然后转到加拿大银行的研究部任职。之后他在加拿大银行一路晋升，先后任研究部副主管、研究部主管、行长助理和副行长。在克罗接任行长时，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是4.8%。他十分慎重地接受了银行委派的任务：保持物价稳定。克罗是自然失业率理论和央行有能力降低通货膨胀信条的忠实信徒，而且他也成功地完成了此项任务。1993年，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8%，但成本高得吓人。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1992年时这一数字高达11.3%。
但是，克罗对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他认为，为低通货膨胀付出的成本是暂时的，而其好处则是长久的，因为人们的预期会发生改变。克罗极力为他的政策辩护，以至于加拿大媒体称他“好斗”并且“粗鲁”。1994年，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戈登·泰森接替克罗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但是，他和克罗“师出同门”，他延续了之前的低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并且实行了7年之久。
这个故事是一个警示：现在的人们太相信自然失业率理论了。在过去25年里，美国实行了合理的货币政策，它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间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不过，我们非常担心将来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理论家们不会只把自然失业率理论当作一个有用的寓言故事，他们会认为价格稳定就是零通货膨胀，并把它当成自己的职责，进而忽略实现零通货膨胀目标所耗费的巨大成本。只要还有人信仰这个只有部分正确的理论，就足以造成“美国大衰退”。
我们担心未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担心是我们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如果自然失业率理论真的在美联储占了上风，我们希望美联储主席及其成员能够更像克罗而不是其继任者泰森。我们期待他不要总是那么彬彬有礼。
企业通常会拉平工资，付给具有相同职责范围的雇员相同的工资，即使其中某些人明显比其他人更加高产。这看起来似乎不合经济逻辑：为什么不奖赏那些产能较高的雇员呢？但很多企业还是坚持实行统一工资政策。它们不向高产员工支付较高工资，不只是因为这样做可能造成不公平感，还因为可能产生的“士气危机”：低收入员工的信心有可能丧失，他们的自尊会受到伤害，对雇主的忠诚度会因此降低。
通货膨胀率从零到2%之间的工资下降值，与戴维·卡德和迪安·希斯洛普提出的工资变化不对称分布中估算的工资下降值大体一致。他们得出的工资下降值比较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考察的是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的情况，而那时工资下降值较小。
该数字是用奥肯定律计算所得，根据这一定律，失业率每上升1%，产出就会下降2%。
人们形成通货膨胀预期的一种简单而又自然的方法就是，对过去的通货膨胀率进行加权平均。在这种情况下，从菲利普斯曲线上以往通货膨胀率的加权总和可以看出自然失业率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如果相关系数之和等于1，则随着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工资将上升相同的幅度。如果相关系数之和小于1，则工资增长低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
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分别估计高通货膨胀时期和低通货膨胀时期的情况，结果显示：过往通货膨胀率的加权总和在低通货膨胀时期接近于零，而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接近于1。如果通货膨胀预期是近期的过往通货膨胀率的加权平均的话，那么把通货膨胀预期完全传导到工资，我们可以预计权数之和为1；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不能传递到工资上，可以预计权数之和为零。这种对于高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时期估计的差异，也可能是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造成的。
此处的资料似乎说明，比起低通货膨胀时期，在通货膨胀率较高时工资变化更加取决于滞后的通货膨胀率。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菲利普斯曲线非常难估计。这些估计会有误差是因为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问题。但是造成误差的原因很难查明，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查明。例如，在低通货膨胀而非高通货膨胀时期，滞后的通货膨胀率对于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只是一个干扰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