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我们搬到亚洲时乐乐正好4岁，不过我们在她两岁时就开始找定居的地方了。2005年，我们在上海待了一个夏天。在我们的城市名单里，上海是第一选择，因为我认为它将是世界上下一个伟大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最大的股市在上海，介于全球最大交易所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之间。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6年前，我们在千禧之旅时曾在上海待了段时间，对于佩姬和我而言，很明显，上海现在是个该去的地方。
1988年，我开摩托车横穿中国。当时我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时的上交所隐藏在一截土路尽头一个有些破败的门脸里，其办公空间不到100平方米，只有一个柜台工作人员。要买股票你得走到柜台前，直接找柜台工作人员结算。柜台工作人员用算盘计算交易，场外交易股票就是如此。我买了只银行股（那时只有几只股票公开挂牌交易）——与其内在价值比，这些股票更具有历史价值。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里，当我正在买股票时，出现了我的画外音：“总有一天，我会拿很多钱在中国投资。革命前，中国有东方最大的股市，如果我是对的，总有一天这一幕将重现。”
我们住在上海的酒店式公寓里，有点类似住在宾馆里。这种为长期住客设计的临时居所配有家具、餐具、被子、盘子、床单等，并提供家政服务，无异于一套完整的公寓，它是跨国公司外派员工广泛应用的居所安排。你只要走进去，开灯、插上电脑，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爱死了上海的一切，除了一样：空气污染。回纽约前，似乎有点事后诸葛亮，我们决定在新加坡待3个星期，在那里找类似的住所。
2006年夏天，我们又把香港加在了行程单里。但香港的污染也很严重。2007年，夏季旅行已成为我们一年一度的惯例。再度巡游了上述3个城市后（同时也在北京和中国其他两个城市待了段时间），我们决定将新加坡作为永久居住地。仅从空气质量上看，新加坡就足以抵消中国这些城市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新加坡75%的国民都是中国血统。不过新加坡和上海不一样，英语是其官方语言，政府和商务活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我想提醒一下读者，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我不像女儿那样，我不会说中文。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权宜之计的一个因素在于，尽管那里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说粤语，但普通话正在取代粤语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而且香港和上海很相似，是个非常有活力、激动人心的城市。
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也是如此。
记得2001年4月环游世界时，我们曾去新加坡植物园欣赏了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会，当时周围没有警察，也没有任何执法人员维持秩序。在我看来，要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有这么个集会的话，非得招来一个中队的警察才行。我记得当时跟佩姬说：“这地方对孩子们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将新加坡作为上述备选城市之一的事实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它的医保体系也是其中最好的（而且，在亚洲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几乎一切在新加坡都正常运转，且卓有成效。（佩姬和我之间有个协议，即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需要医疗和牙科保健时，我们会从全世界任何地方搭乘下一趟航班飞到新加坡，因为在那里得到的医疗看护质量无与伦比。）我们申请并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新加坡，并能让我们的女儿在公立学校就读。
在新加坡甫一落地，我们就一家家学校去看，问当地人能否推荐一个“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幼儿园。我们希望在上学前能找一所全部是中文课程的幼儿园。新加坡的每所小学都是双语教学，主要教学方式仍是英语，尽管每个人被教导要说他/她的母语。新加坡的第二语言应该是泰米尔语、马来语和普通话。但每个人必须要学习两种语言，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乐乐的学校南洋小学的母语是普通话。她们会安排一周作为英语周，学校所有的公告和活动都用英语。轮到中文周时，他们全部都说普通话。授课语言因科目而异。比如，数学用英语授课，公民学则用普通话。写这本书时，我的小女儿小蜜蜂正好4岁，已经在南洋幼儿园入读。在她班里只能说普通话，不能说英文。实际上，她班里有3个老师，都是新近的中国新移民，基本上只说一种语言。当然，对于4岁的漂亮小姑娘而言，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你完全可以在几周内学会，这就是小孩子的过人之处。
入读南洋小学可不容易。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校长亨女士高度重视纪律，因此学校非常注重考勤。就连教育部长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佩姬和我参加了小学一年级的开放注册会，由亨校长向有意送孩子来此的家长们做演讲。后者向那些想入学的家长解释了大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是房间里唯一的白种人（在新加坡，外籍人士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就读私立国际学校，那里的课程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教授），我们信心满满，相信乐乐，我们的金发碧眼乖小女儿会说很棒的普通话，肯定立刻就会被录取。抛开其他的不说，当年因地理分布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学校需求，对我入读耶鲁大学贡献良多，这些因素也将对乐乐的入学发挥作用。
亨校长的风采、恪守承诺以及蕴含中国文化的学校课程都深深打动了我们。当我们有机会跟她交谈时，她很礼貌地提醒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好学校，她建议我们去其他学校都看一下，她希望我们不要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正如她在演讲中所说：“在新加坡有规则，我们遵循游戏规则。作为新加坡人，你们都知道规则如何运行。”我们很清楚，亨女士包括其他新加坡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关心这些规则在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是否管用。这些规则要求学生家庭要住在学校附近，父母要定期去学校做志愿者。我们乐于适应这些规则，它引导乐乐最终被录取。佩姬在了解了如何成为学校志愿者后，就去了学校的英语系工作，同时参加了“阅读妈妈项目”。我在给学校工作人员的演讲中表示，会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我们也从市中心的公寓搬到距离学校不到1英里的地方重新安家。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我对音调或者音乐之类的事情并不在行。记得第一次在哈莱姆和佩姬跳舞时，她问我：“为什么你跟不上节拍呢？”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节拍，什么节拍？”我们跳舞时她就开始带我跳，她和别人跳舞时也本能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至于和她跳舞的男人不得不提醒她，让他们来带她跳。
普通话有四个音调。你可以说“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用错了音调，你说的这话可能就变成了，“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马”。因为我听不懂音调，通常我会坚持用单调的英语。有些必要的场合，我可以让自己明白普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冰啤酒”。
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正如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我们现在真的和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除了语言。”
在我们家，当孩子们都在家时，佩姬和我两个人说英语，两个女儿说中文，管家、家庭教师和我们说英文，但对孩子们只能说普通话。有孩子在时，她们俩之间也必须说普通话。
虽然孩子们会时不时地用普通话聊天，但至少当我们在她们身边时，我能确定孩子们的默认语言是英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等她们是青少年时，尽管她们说的是英语，我可能都不会明白她们谈论的那些东西。但当她们俩现在说中文时，我肯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她们深知这一点，我也明白她们会像所有孩子一样背着老爹说各种事情。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不管值不值得，反正小蜜蜂现在已开始每周4小时学习西班牙语了。我不知道这会否继续。有段时间我曾定期和《时代》杂志公司的一个编辑见面，他早期曾外派驻巴黎记者站，因此他5岁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那孩子11岁时，他们不再在巴黎生活，这孩子可能根本没机会说法语了。到这一天，对年轻人来讲，法国或许和希腊差不多。
我们在上海度过第一个夏天时，乐乐两岁。人们会问她：“你怎么学的中文啊？”她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她没有“学”过中文。和我掌握英语的情况一样，她只是从小就讲普通话。她所知道的是：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那样说。如果我要和他们说话，他们说什么语言我就跟着说。她不知道她还“学”过中文。而小蜜蜂，你几乎可以看到电灯熄灭时她会意识到家里发生什么事：喔，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语言。我可以同时说这两种语言，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说的，包括我可怜、愚蠢的老爹。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会和白种人小声地说英语，对亚洲人说汉语。“我爸爸不会讲中文。”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她会为她老爹那可耻的无知感到尴尬和歉意，或者是否她只是简单地向他人传递信息，礼貌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他们可能就会明白她现在的想法了。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放的普通话被认为是最标准的，乐乐和小蜜蜂说的和cctv的普通话一样标准。同样，如果你愿意，bbc的英语也可以被认为与女王的英语发音一样是最标准的。很多新加坡人说的普通话非常糟糕。他们到中国旅游，结果发现大家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1979年，新加坡推出年度“讲华语运动”，即主要推广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以阻碍各种非普通话的汉语方言充斥社会。2009年的竞选活动中有一系列的视频，展示了很多外国小孩说着一口流利、发音正确、语音清晰的普通话，这里面有各种白种人的孩子，其中也包括乐乐和小蜜蜂。
在纽约，在我们的祝福和鼓励下，乐乐和她的中文教师雪莉曾去唐人街买一种中国的甜点——蛋挞。这对雪莉来说，是个和乐乐公开说普通话的好办法。有一次，她们在一家只讲汉语的店里，乐乐找店主要牛奶。这位店主像老师那样，直接用普通话和她讲话。
“你喝牛奶吗？”她问。
乐乐答：“是的。”
“那你的老师喝什么？”
“她喝水。”
“你爸爸喝什么？”
“我爸爸喝柠檬水。”
“乐乐，你妈妈喝什么？”
这次乐乐却用英语回答说：“喝酒。”
雪莉回家后告诉我们这个小笑话，当然，佩姬感到很没面子。佩姬习惯在每次晚餐时都喝一杯酒，但这之后的一两周里她除了酒什么都喝。“瞧，我正喝水呢。”她这么说完全是为了避免小女孩认为她妈妈像是某种酗酒，并阻止这一说法在城里传播。